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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发展趋势及与外语和科学的关系

【摘要】:|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之关系 ——在北京高等师范国文部演说今天承诸君邀来演讲,但是这几日很忙,没有时候预备,恐怕说来没有系统,先请诸君原谅。今日既是国文学会开会,我提出三个问题:第一,高等师范国文部的国文是什么性质?并且文学用白话,不是现在中国才发生的。从宗教改革时代,路德等用国语翻译《新旧约》,后来又有多数国民文学家主张国民文学,便一概用国语了。第二问题,是国文和外国文的关系。

|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科学之关系
——在北京高等师范国文部演说

今天承诸君邀来演讲,但是这几日很忙,没有时候预备,恐怕说来没有系统,先请诸君原谅。今日既是国文学会开会,我提出三个问题:第一,高等师范国文部的国文是什么性质?第二,国文和外国文有什么关系?第三,国文和各科学有什么关系?

国文分二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上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

实用文又分两种:一种是说明的。譬如对于一样道理,我的见解与人不同,我就发表出来,好给大家知道。或者遇见一件事情,大家讨论讨论,求一个较好的办法。或者有一种道理,我已知道,别人还有不知道的,因用文章发表出来,如学校的讲义就是。一种是叙述的。譬如自然界及社会的现象,我已见到,他人还没有见到的,因用文章叙述出来,如科学的记述,和一切记事的文章皆是。

美术文又分两种:一种有情的,一种无情的。有情的文章,是自然而然。野蛮人唱的歌,有自然的音调,同说话截然不同,并且混了多少比喻形容的词,决不能拿逻辑去范围他的。后来慢慢发达,就变作诗词曲等等了。无情的又分数种:一种是客套的。我和那个人实在没有什么感情,可是在同一社会,不能不表示同情。如初遇见一个人,不能不说几句客气话。遇见人家有婚丧的事,不能不贺吊几句。中国尺牍上什么“辰维……”“敬请……”等等,就是此类。一种是卖钱的,如寿序、墓志铭等,作的人同那生的死的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为自己生活问题,不能不说几句好话。蔡中郎、韩昌黎和现代古文大家的文集里,就有许多是这类的文章。又如书契师爷的笔墨,也是此类。一种是技巧的。作一篇文章,满纸的奇字奥句故意叫人不认得,不理会。我听人说:“有人作文章,作好了以后,拿说文上本字去改他。”我有一时作八股文很喜欢用《经传释词》上的古字,《古书疑义举例》上的古句,好像同人开玩笑一样。又譬如作“五言八韵”的律诗,故意用些不容易对的联子取巧,其实一句同一句全不相连。如“月到中秋分外明”,只许用一个“月”,一个“中秋”,又拉了多少“月”和“中秋”的典故填进去。又譬如诗钟,出一个“粉笔”和“袁世凯”,一个“菊”字和一个“静”字,或则分咏,或则嵌字。这种并不是应酬文章,实在不过一种技巧。好像象牙上刻得很精细的花纹,或者一个图章上刻一篇兰亭序,实在没有什么好看,不过知道他不容易就是了。

以上所说种种,那一种合于高等师范国文部的国文性质呢?国文部的毕业生,是教中学校或师范学校学生的,这些学生若是专要做文学家的,我们就教他有情的美术文。若是要做技巧家的,我们就教他技巧的文章。若是要学文章卖钱的,我们就教他谀墓文怎么做,寿序怎么做。可是这些学生都是研究学问的,是将来到社会上做事的。因研究学问的必要,社会生活上的必要,我们不能不教他实用文。

学生的国文既应以实用为主,可是文体应该用白话呢?或则用文言呢?有许多原因,我们不能不主张白话。

譬如现在作一篇寿序,自然要做文言,并且要作骈文才好。不然就觉得不容易敷衍了。若是要发表自己的思想叙述科学的现象,那就是白话有什么不可呢?吴稚晖先生说:“文言比白话容易。白话一定要联络,要有条理。若文言,因有一种读惯的腔调,只要读得顺口,便有一种魔力,把似是而非的都觉得是了。”譬如“五言八韵”的试帖诗,可以说是不通的文章,但是我们按着“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的念去不觉不通了。又譬如用人名对人名,颜色对颜色的文章,好像美术上图案一样,我们撇兰画竹,不能一笔挨一笔或者二三笔相同。若是图案就不然,如窗户两扇,一定相同,这边有一盆花,那边一定也要一盆花。北方糊房子的花纸,外国制的地毡,不都是重复的么?从前有一个考试的笑话:一篇文章,从头至尾,都写“之”字。图案的文章,就同这个差不多,所以他没有内容。若是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叙述科学的现象,那自然不能用没有内容的图案文章了。

并且文学用白话,不是现在中国才发生的。欧洲16世纪以前都用拉丁文。就是主张实用科学的培根也还用拉丁文著书,其他可想而知了。从宗教改革时代,路德等用国语翻译《新旧约》,后来又有多数国民文学家主张国民文学,便一概用国语了。又如德国18世纪以前,崇尚法语,几乎不认德语有文学上价值,后来雷兴等提倡用德语著书,居然自成一种文学了。所以现在科学,就只有动植物医术上的名词是拉丁文,其余一概不用。我们中国文言,同拉丁文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不改用白话。即如我们中国的司马迁,是人人很崇拜的。假使现在有一个司马迁,人就佩服的了不得。可是他作《史记》不抄袭《尚书》,《尚书》上“钦”字他改作“敬”,“克”字他改作“能”,又改了他的句调。因为他作《史记》是给当时人看的,所以一定要改作当时的白话。后来如程朱陆王的语录,完全用白话,不像扬雄模仿《论语》的样子。因为白话实在能够发表他自己正确的意见。又如后来施耐庵的《水浒》,曹雪芹的《红楼梦》,都不模仿唐人小说,可是他的价值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现在不必模仿古文,亦不必作那种图案的文章,凡是记述说明必要用白话才对。虽现在白话的组织不完全,可是我们决不可错了这个趋势。现在高等师范联合会通过“用国语”一条;这边高师,亦有国语班;听说教育部决定中学国文兼采白话文;将来白话文的发达,很有希望了。

第二问题,是国文和外国文的关系。严又陵作《天演论》的序,曾说道:“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文字语言者不能也。”这可见研究外国语,是很有益于国文的。治国文的人,不能不研究文字源流。试问文字都是从简单的起,为什么“一”“二”“三”的古文反作“弌”“弍”“弎”呢?我从前也很不明白。后来在法国贝尔惹所著的《古代文字史》中看见秘鲁的绳文,才恍然大悟。他摹了两种绳文:一是在一根木棍上挂了许多平行的绳子。其中几根是有结的,结有大有小(原注参看第一图,兹从略)。我国《易经》说,“上古结绳而治”,郑康成的注说是“大事大结其绳,小事小结其绳”,就是这个绳文的样子了。一是在一根带着粗枝的木棍上挂了许多丝束。丝有红黄蓝绿紫各种颜色,也有一束中用两种颜色的。有挂在棍上的,也有挂在枝上的(原注参看第二图,兹从略)。这带着粗枝的木棍我们叫做“弋”。“弌”“弍”“弎”等字,就是弋上挂一束两束三束的样子,这就是我国的绳文。那时候或者也有画到十几束的和秘鲁一样,但流传到许叔重时代,止有这三个,所以“四”,字下止有古文“卯”和籀文“三”,便没有从“弋”的了。又如治国文的人,不能不研究文法。但是国文的第一部文法书,便是二十年前马眉叔先生著的《文通》,以前是没有的。马先生因学了法文和拉丁文,把那种文法应用在国文上,才能著这《文通》。要是学国文的人永远不学外国文,怕就永远没有文法书。这不是国文和外国文很有密切的关系么?(www.chuimin.cn)

第三问题,是国文和科学的关系。我知道高等师范学校,除国文和外国语外,尚有史地、数理化学、博物等部,这都是科学,都是和国文有重要关系的。我不是说实用文有记述和说明两种么?记述什么?就是科学的现象;说明什么?就是科学的理论。照旧法学国文的人若是单读几本《唐宋八大家文钞》,便止能作几篇空架子的文,要是多读了《史记》一类的史书,《水经注》一类的地理书,《周髀》一类的数学书,《考工记》一类的理学书,《尔雅》释草木鸟兽虫鱼等篇和《本草纲目》一类的博物书,便能作内容丰富的文了。何况新出的科学书和研究科学的方法,比古书丰富得多,岂不更有益于国文么?况科学的作用,不但可以扩充国文的内容,并且可以锻炼国文家的头脑。近代文学家查拉(Zola)主张科学的文学。他因为科学本有两种:一是观察的,如星学等;一是实验的,如化学等。而断定文艺的性质,与实验的科学一样。又如英国最有名的文学家,是莎士比亚(Shake-Speare),但有人考出,这些戏剧,全是实验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作的。德国最有名的文学家是鞠台(Goethe),他是治哲学和植物学、动物学,发明生物进化公例的。文学和科学的关系,不是很有证据么?

高等师范学校分了国文、外国语、科学等部,是分工的意义,也是通力合作的意义。既不是互有高下。譬如眼、耳、鼻、舌,各有各的能力,血脉自相贯通,价值也是平等。若说会了国文,就可以菲薄外国文和科学,难道有了眼,就可以菲薄耳鼻舌么?我想国文部诸君必不如此,我不过说个笑话罢了。

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

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它的言论,它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这个学会的会员,现又发起一个工读互助团,它的宗旨与组织法,都非常质实。要是本着这个宗旨推行起来,不但中国青年求学问题有法解决,就是全中国最重大问题,全世界最重大问题,也不难解决。这真是大有希望的。不过我觉得读字不如学字的好,所以用学字。

请先讲工字,西人有句格言,“人不是为食而生,是为生而食的”。我仿他的语调造一句,“人不是为生而工,是为工而生的”。有一种做工的人,自己说是“谋生”,仿佛是为生而工的凭据。但这是经济界病的现状,决非全部的人生观。要是人仅仅为生而工,那末,石器时代的工作很可以谋生,何必进而作铜器作铁器呢?游猎的民族至今尚存,何必进而为农业工业呢?就说是实业的工作都是有益于生存的,何必又进而为纯粹的科学哲学与美术呢?且如古语“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人到能工的时候,断没有再活百年的,为什么要作“百年之计”呢?文学家美术家的著作往往受同时人的揶揄,非笑,直到死后几十年几百年,才受人崇拜。他们为什么要作这种工呢?试验药品,试验飞艇飞机,探南北极,到荒僻地方采集博物标本,到野蛮社会考察野蛮民族状况,往往失了生命;科学家的新发明,哲学家的新主义,受旧社会反对,也往往失了生命。他们为什么要冒险做工呢?所以知道工是人生的天责,出于自然的冲动,决非是为生活的欲望强迫而成的。

人类以外的动物都能做工,昆虫中蜂蚁的工作是程度最高的。但他们一代传一代总是这样,是全靠本能的缘故。又如鹦鹉alt鹆也能仿效人言,但它们听一句说一句,不能变化,这还是本能的作用。人的做工是一时有一时的变化,一代有一代的进步。因为人能学,所以学是工的预备,但是学与工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间接而又间接的。譬如学洗衣,学编织,学烹饭,学刷印,学制造小工艺,学贩卖报纸及坐柜(这都是工读互助团先拟试作的工):是直接的。因这种工作上材料的关系,想研究矿物学与生物学;因动作的关系,想研究力学;因热度色彩与化合化分的关系,想研究热学光学化学;因计算的关系,想研究数学、经济学;因视觉味觉的关系,想研究心理学;因美观的关系,想研究美学;因交际的关系,想研究社会学:这是间接的。又如为满足求真的志趣,与预备高深的工作,想研究纯粹的科学哲学;为满足审美的兴味,与调剂机械性工作的厌倦,想研究文学及图画雕刻音乐等美术:是间接而又间接的。在工学互助团中除每日做工四时外均可来学,是很方便的。

小工业的时代各作各的工,成绩总是有限,后来分工细了,工业大大的进步:这是互助的效果。从前劳工与资本家反对,劳工总是失败,后来同业的劳工联合起来,一国中各业的劳工联合起来,各国各业的劳工联合起来,资本家不能不让步了:这也是互助的效果。但是资本家与劳工还是对峙,还是互竞,所以工业上还免不了苦况。也有人说,贫富不平等的原因,就在教育不平等。一部分的人可以受高等教育,在学术上有点儿贡献,但不是独学便能成功,是靠多少师友的助力。况且学术为公,政治上虽然有国界,学术研究没有国界,所以能达到现在的程度:这是互助的效果。但是研究学术竟还是少数;有许多人进了小学不能进中学,进了中学不能进大学;少了许多人研究,学术的发展自然也受了限制了。要是经济的组织大大改变,全世界做成一个互助团体,全世界的人没有不是劳工,那工作的时间,一定都可以减少,那求学的机会,一定都可以平等,岂不是现在世界最难解决的问题,一切解决,成了最幸福的世界么?

凡事空话总不如实行,大的要从小的做起。要是我们空谈世界主义,一点没有实行的预备,柏拉图的“共和国”已经发表了三千年,不是至今还没有实现么?现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工学互助团,是从小团体脚踏实地的做起。要是感动了全国各团体都照这样做起来,全中国的最重大问题也可解决。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连合起来,统统一致了,那就世界最重大问题也统统解决了。这岂不是最大的希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