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泛起，探索新时代要求-幕末思潮涌动

2024-01-2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时代的生活要求产生思想，思想又促进新时代的要求。各种思潮泛起，力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思想领域迈入了思潮涌动的“战国时代”。他一方面保持着朱子学的官学地位，同时鼓励实学，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此外，也有反映农民要求的思想。1841年水户藩创办的“弘道馆”，规模大，学员多，逐渐成为幕末“尊王论”的思想营地。

31.思潮涌动的时代

精神物质，是一物的两面；过去未来，是一时的两端。时代的生活要求产生思想，思想又促进新时代的要求。

——戴季陶《日本论》

江户时代的前期，朱子学作为官学占据着思想统治地位。但从18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支撑幕藩体制的农业经济出现了危机，削弱了幕藩统治的根基。各种思潮泛起，力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思想领域迈入了思潮涌动的“战国时代”。

实施锁国政策之后，幕府只在长崎留下对外往来的窗口，但也只限于中国和荷兰的商船往来。

德川幕府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是一位求知欲强烈的领导者。他一方面保持着朱子学的官学地位，同时鼓励实学，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知识。1720年，吉宗发布了《洋书解禁令》，不再禁止与天主教无关的汉译西洋图书，并派人学习荷兰语和自然科学。1774年，前野良泽（1723～1803）和山田玄白（1734～1817）将荷兰语的人体解剖学著作《解剖图谱》翻译成日文《解体新书》。此后，日本人开始借助荷兰语学习欧洲的先进科技，形成新派的“兰学”。

聚集在芝兰堂研习兰学的求学者。

伴随着兰学的兴起，一批介绍各学科基础理论的译著相继出版。到19世纪中期，翻译西方书籍约500多部。兰学的传播非常广泛。1789年，大槻玄泽（1757～1827）在江户开设兰学私塾“芝兰堂”，授徒百余人。一大批兰学私塾在江户、大坂、京都、长崎等地开办起来，培养了许多人才，有些人成为推动社会革新的中流砥柱。例如，明治初期日本兵制的创办人大村益次郎，日本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的福泽谕吉等。兰学在民间的流传，启发了民众批判社会现状的意识，为明治维新的到来埋下了历史性的伏笔。

与兰学同时兴起的还有国学。国学的初始是对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如对《万叶集》的研究。到18世纪后半期，一些学者在《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历史书籍的研究中，产生了复古的思想主张。

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商人出身的本居宣长（1730～1801）。他坚持认为，《古事记》记载的神话就是真实的事实，就是真理。鼓吹皇室的祖神就是传说中的天照大御神，要绝对信仰。他的神学世界观和回归古代的神道精神，构成了复古国学的中心思想。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武士出身的平田笃胤（1776～1843），受本居宣长的影响，建立其独有的神道学，使复古国学论越发地神秘化、宗教化，猛烈抨击和排斥佛教、儒教，主张日本是“万国的根本之国、崇高的祖国。”(www.chuimin.cn)

宣扬国学的本居宣长。

国学派还从朱子学的“名分论”中演绎出“尊王论”。平田笃胤和其子平田铁胤认为，天皇绝对神圣，提倡“尊王论”不是为了提高幕府的权威，而是要将权威还于天皇。这种尊王论，在幕末时期深受下层武士和农民阶级的欢迎，为日后天皇取代幕府提供了思想动力。

此外，也有反映农民要求的思想。农民思想家安藤昌（1703～1762）主张，“直耕安食、直织安衣”，对武士的不劳而获加以批判。

在幕府后期，儒学增长了日本的学识，兰学拓宽了日本的视野和见识，而国学思想则增强了日本民族的自我意识。在这些基础上，日本又出现了“经世论”。“经世论”主张改良封建制度，建立统一的皇统国家，肯定商业资本，主张向海外侵略。主要代表人物有工藤平助（1734～1800）、林子平（1738～1793）、本多利明（1744～1821）、海保青陵（1755～1817）、佐藤信渊（1769～1850）等。

18世纪末，许多藩也设立藩校，教育藩士。最多时有280个左右的藩校。教授的内容，最初是朱子学等儒学，逐渐加设洋学、国学、军事学、医学、武艺等学科。也向平民化推广，并根据年龄和学习能力而设立不同年级。此外，村吏、僧侣、神官、武士、町人等还开办了民间私塾，教授读写和算数等课程。

随着各种学校的开设，教育逐渐普及。1841年水户藩创办的“弘道馆”，规模大，学员多，逐渐成为幕末“尊王论”的思想营地。而1855年幕府设立的洋学所，不仅开设英、法、德、俄等外语，还传授西洋地理、历史、理化、兵学等知识，为明治维新的到来和日后移植西方政治文化打下了基础。

画外旁白

我们欧洲人按自己的酒量饮酒，不过量，也不会由别人纠缠不休地劝酒。在日本，人们絮絮叨叨、纠缠不休地劝酒，因而有的人喝多了呕吐，有的人烂醉如泥。在我们欧洲人中，喝酒醉得不省人事是件奇耻大辱，是很不名誉的事。在日本，却以烂醉为夸耀。如果问：“先生感觉如何？”对方会回答：“喝得烂醉如泥。”

——路易斯·弗洛伊斯《日欧比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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