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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幕政改革:宽政改革的失败与幕府崩溃

【摘要】:1760年,第十代将军德川家治执政之时,幕府权力已完全落入近臣田沼意次之手。幕藩体制再度陷入危机,幕府改革已是燃眉之急。1789年开始,推行以重农抑商政策为中心的各项改革,史称“宽政改革”。“宽政改革”失败,幕府完全丧失了驾驭局面的能力;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批农民的破产更是无法遏制。1830年,自然灾害再次接踵而至。

30.幕政改革

江户和大阪是全国贸易体系的中心和主要商人团体的总部。商人在江户有产阶级文化中居主导地位。富裕的平民在朴素衣裳下面穿着被禁止的绫罗绸缎。艺术和娱乐集中在即兴享乐的叫做浮华世界的处所,那是一个由戏院、餐馆、澡堂和艺妓馆组成的娱乐区。

——(美)罗兹·墨菲《亚洲史》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日本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商品经济给各领主们带来了丰厚的财富,其财富的来源是出售农民上缴的年贡。因此,领主们不断地提高农民的年贡额,加大对农民的剥削。

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然而,农民的生产永远赛不过领主们急剧膨胀的财富欲望。在领主们的沉重盘剥下,农民仅靠种地已无法维持生活,有的转而从事家庭手工业,借以增加收入,有的则把土地典当给地主、村吏、商人,靠典当过活。典当的土地无力收回,这些农民便沦落为佃农。农民的年贡本是领主和幕府的经济根基,随着失地农民的增多,领主和幕府的财政也遭遇了严重的困难。

18世纪初,幕府和各藩的财政陷入困境,被迫向商人借贷,同时幕府给予商人一些经营特权,征收特许捐税来弥补财政亏空。而依靠幕府俸禄生活的武士阶级则开始面临更加困难的经济境遇。俸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各藩的藩主还以借用的名义居间克扣,一些武士迫于生计或沦为商人的养子,或沦落为破产的浪人,昔日森严的等级身分制也从基层开始悄然瓦解。

德川吉宗

为了化解危机,幕府在享保年间(1716~1736年)、宽政年间(1789~1801)和天保年间(1830~1844)先后实施了三次改革,史称“三大改革”。

1716年,自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716~1745执政)伊始,结束了前三代将军不问政事而由宠臣掌权的局面,将军独揽大权,展开“享保改革”,开始着手解决财政问题。

首先,德川吉宗下令普查、登记全国的人口和土地;实施《定免法》,将农民的年贡固定化,以保证幕府有稳定的财政收入;颁布《上米令》,向各藩大名征收1%的贡米,作为交换条件,将大名“参觐交代”的时间缩减一半;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控制米价;发布《降低物价令》,禁止商人抬高物价;颁布《流地禁止令》,命令债权人将抵押过期的土地还给农民;设置新的官职俸禄制度《足高制》,即任职期间补足原俸禄与职禄的差额,称“足高”,离职后恢复原俸禄。发布《俭约令》,禁止奢侈、崇尚俭朴,下令各大名、旗本督促家臣加强习武训练,重振尚武之风;奖励实学,解除洋学进口的禁令。还整顿司法制度,设置鼓励庶民举报的“目安箱”,拉近了将军与大众的距离。

德川吉宗的改革颇有成效,扭转了幕府的财政亏空,并开始有了盈余。但是,1732年西日本出现了蝗灾,发生了史称“享保饥馑”的大灾荒,饿死1万余人,灾民200余万,米价暴涨,引发社会动乱。

1745年,德川家重出任第九代将军,其人体弱多病,且言语不清,致使近臣掌权。1760年,第十代将军德川家治执政之时,幕府权力已完全落入近臣田沼意次之手。1772年,田沼意次升任“老中”,全面主持幕政。

田沼意次

此时,幕府的传统财源——农业经济已渐渐干枯,而刚刚兴起的商品经济却财源丰足。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幕府便着力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予工商业行会特权,同时加大工商税收,对铜、人参等商品实施专卖制度。

在推动幕府政权与商业资本紧密结合的同时,田沼意次也依靠卖官鬻爵过上了奢侈的生活,幕府政治腐败成风。天灾纷至沓来,1773年瘟疫流行,1778年京都、日向国洪水大作,1779年樱岛火山大喷发,1783年浅间山火山爆发,直至1787年间,霜冻、洪涝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数十万人饿死,东北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1786年,德川家治将军病死,田沼意次被迫辞职。大批的灾民和破落的农民涌入城市,1787年,大阪爆发了抢米和捣毁运动,以后迅速波及京都、广岛、长崎、江户。愤怒的市民、饥民将米店和幕府的地方机构抢砸一空。幕藩体制再度陷入危机,幕府改革已是燃眉之急。

松平定信

田沼意次下台后,第八代将军吉宗的孙子、白河藩主松平定信(1758~1829)继任“老中”,辅佐第十一代将军——15岁的德川家齐——执政。1789年开始,推行以重农抑商政策为中心的各项改革,史称“宽政改革”。(www.chuimin.cn)

改革首先是颁布《节俭令》,压缩、削减幕府开支,要求诸藩大名与旗本、御家人等生活简朴,3年内不得恣意宴饮馈赠;为挽救武士中的穷困旗本和御家人,使其安心学文习武、重振士气,幕府颁布《弃捐令》,免除其债务

同时,幕府力图恢复农村人口,增加耕地面积,确保年贡的稳定;命令流入城市的无业农民返回乡里,为流浪人员建立收容所,教其技能;对农村实施贷款政策,鼓励开垦荒地和修建水利工程,重建传统农业经济;颁布《围米令》,命令各大名储备粮食,备为荒年之用;取消田沼时代给予商人的专卖权,废除商业行会,下令降低物价。

松平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幕府的财政均衡,提高了幕府的权威。但是,其生硬而保守的统治并未持久,而已经成年的德川家齐将军又要求独自执政,1793年,松平被迫辞职。“宽政改革”失败,幕府完全丧失了驾驭局面的能力;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批农民的破产更是无法遏制。

1830年,自然灾害再次接踵而至。1833~1836年,第三次全国性大饥荒,造成70余万灾民。城市饥民的抢米捣毁运动风起云涌,农民暴动此起彼伏。

在大阪的饥民不断饿死之时,一些富商仍然囤米不放、抬高物价,幕府官吏毫不作为,引起了众怒。1837年初,阳明派学者、下级武士出身的大盐平八郎忍无可忍,率其门徒动员民众袭击富商的住宅及米店,将金钱和米粮分配给贫民。“大盐平八郎之乱”很快便被镇压了。但是,却揭开了下级武士领导民众向幕藩领主宣战的序幕。

同时,西方列强的东扩逐渐接近日本。首先是沙皇俄国在18世纪末沿千岛群岛南下,直接窥探虾夷地区。1792年,俄使节拉克斯曼到达北海道的根室,要求通商,遭到幕府的拒绝,其后双方在北方经常发生摩擦。

1808年,英国军舰“费顿”号追逐荷兰船突袭长崎。此后,英俄船舰经常出没日本沿海。1825年,幕府发布《异国船驱逐令》,命令对中国和荷兰之外的船舰一律开炮轰走。1837年美国远洋轮“摩里逊”号以送交漂流民为理由,驶入浦贺,遭到炮击。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清廷战败,被迫与英国订立《南京条约》。消息传到江户,幕府深受震动,遂于同年改发《薪水令》,指示诸藩对前来的外国船舰供应其所要求的水、煤、粮并劝其驶离日本,而不再开炮驱逐。

1837年,无心执政的德川家齐让位给儿子家庆。家齐有40个妻子,55个子女,需要花费巨额钱财嫁女娶媳。另外,虾夷地区防务费用极高,导致幕府财政严重亏空。

与此同时,各藩不再坐等幕府的改革来摆脱困境,转而在领地内推行自己的新政,以加强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一些藩主起用熟谙经济的知识分子,推行适应商品经济的改革措施,提高商品生产,实施商品专卖制度,统一藩内市场。以西南的萨摩、长州、佐贺、土佐四藩国的改革效果最为明显。例如萨摩藩,由于早就强迫琉球、奄美三岛农民种甘蔗,发展砂糖产业,与清朝进行走私贸易,从中获得巨大利润。同时实行兴业政策,建造造船厂、玻璃厂、纺织厂,购买洋式武器装备军队等,因而成为实力较强的“雄藩”。

内忧外患之际,1841年,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起用近臣水野忠邦(1794~1851)出任“老中”,仿效享保、宽政改革的陈旧模式,开始实施“天保改革”。

水野忠邦

改革仍然从推行节俭政策开始,严禁买卖高价物品,精简幕府机构人员,加强对戏剧和文艺作品的管制,禁止批评幕府和有伤风化的作品;颁布《解散行会令》,强制物价下降,但因导致商业萧条,物价上涨,只好终止;再次颁布《返乡令》,禁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禁止农民弃农经商;颁布《上交知行地令》,将江户、大阪周围的大名及旗本的土地收为幕府直辖领地,另拨其他领地与之交换。此举意在增强幕府的财力和防卫,招致大名和旗本的强烈抵制而取消。1843年9月,水野忠邦被罢免。幕府的第三次改革因触犯了各阶层的利益而归于失败。

第三次改革对幕府来说是最后一搏,其失败使幕藩统治不可逆转地由盛转衰、一落千丈,没有了回天之力。

画外旁白

日本妇女一生都生活在受监护的状态下:也就是完全依赖她们的丈夫、儿子或其他亲属。她们没有法定的权利,她们的证词不为法庭接受。……无论何种情况下,妻子都不能要求与丈夫脱离关系。在家里,妻子是家庭的女主人;但在其他方面,她被当成供丈夫消遣的玩物,而不是他的有理性的生活伴侣。她被要求用她的才艺使丈夫快乐,用她活泼的谈吐给他鼓励;但她从无可能分享他的较重要的思想,或通过参与来缓解他的忧虑和烦恼。如果她提出有关他工作的问题,就会被斥责为不可原谅的放肆行为。

——(美)罗兹·墨菲《亚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