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派的悖论与反讽，了解差异与相似

2024-01-19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新批评的反讽论是用反讽来泛称整篇诗歌的辩证结构，此种指称超出了反讽在修辞方面的语言特性。对新批评派而言，反讽是诗歌的必要品质，因为反讽，诗歌才有可能和科学相提并论。但是，这些被称作“悖论”的表述却完全符合新批评所认为的好的诗歌所应具有的反讽特性。布鲁克斯的这些对悖论语言的观点被认为等同于反讽。所呈现的是悖论情境中的反讽意味。

反讽和悖论是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两个常用术语。在修辞学上，反讽和悖论的区分是比较明确的。反讽指语言表述的真实意义和字面含义相反，带有讽刺意味，通常需要一定的上下文来了解其真实用意；而悖论则指表面上荒谬而实际上真实的陈述，在文字上表现出矛盾的形式，指一种矛盾的命题，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样的构成。赵毅衡先生也对两者作出了区分，即悖论为“似非而是”，反讽则为“口是心非”。^【1】在文学实践中，反讽和悖论都表现了一种矛盾的语义状态，都是一种旁敲侧击的诗歌表现手法。

新批评的反讽论是用反讽来泛称整篇诗歌的辩证结构，此种指称超出了反讽在修辞方面的语言特性。对新批评派而言，反讽是诗歌的必要品质，因为反讽，诗歌才有可能和科学相提并论。诗人须使用反讽将复杂的生活体验中的各种冲突因素融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用反讽构成诗歌的语境，或是用反讽来帮助揭示诗歌内部最本质的现实类比。^【2】在宏观意义上，新批评派的反讽论反映了一种修辞的辩证手法，使对立的因素重获平衡，从而实现诗歌内部结构的精巧。

但是，由于新批评的反讽论囊括了所有诗歌内部语言的对立关系和张力特性，因此，在新批评的批评实践中，对反讽和悖论的使用常常界限不清。布鲁克斯在《精致的瓮》中，将两个术语混用起来。在评论柯勒律治对诗歌中各种矛盾项的描述时，他评论说：“‘对立或不和谐品质的平衡或调和：差异中的合理性，具体中的普遍性，意象中的思想，典型中的独特，陈旧而熟悉事物中的新鲜之感，寻常秩序中不寻常的感情’。这是一段伟大而引人深思的话，但却是一系列的悖论”^【3】。但是，这些被称作“悖论”的表述却完全符合新批评所认为的好的诗歌所应具有的反讽特性。在另外一段评论中，布鲁克斯则又指出：“诗歌中所有细腻的情绪都需要用隐喻来表达。诗人必须借助类比来创作，但隐喻并不处于同一层面，也不能整齐地并置。各个层面不断倾斜，势必会相互交叠，互有差别，彼此矛盾”^【4】。这句对悖论的描述也完全等同于新批评派对反讽在广义意义上的指称，即反讽是对诗歌语言本身的延伸，目的是获得一种简练和准确。

布鲁克斯在《精致的瓮》中，还专门用一章（“悖论语言”）的篇幅来谈论诗歌中的语言。他指出：“诗歌的语言是悖论的语言……诗人表明真理只能依靠悖论”，“悖论不但构成了诗歌的基础，而且将某些特征赋予了诗歌”^【5】。另外，他还说，诗歌“从自身产生的悖论情境中汲取了力量”^【6】等等。布鲁克斯的这些对悖论语言的观点被认为等同于反讽。^【7】但是，在具体阐述时，布鲁克斯还是将悖论与反讽区分使用。例如，他认为华兹华斯的诗句“上帝！屋舍重重似沉睡貌，博大的心全然静卧着”呈现出的是悖论中的惊奇，即无诗意的日常事物之中蕴含的奇妙的魔力和平常之事的不平凡之处；而格雷的诗句“彩绘的瓮，生动的半身像，／能否把飞逝的声息唤回它的住所？／荣誉的呼声能否激起静寂的尘骸？／谄媚又能否抚慰死神那愚钝冰冷的耳朵？”所呈现的是悖论情境中的反讽意味。^【8】反讽和惊奇同为悖论的具体表现。从这两个例子看，布鲁克斯使用悖论来表现诗歌在内涵与外延表述上的冲突，但同时又肯定反讽的修辞含义在悖论中的作用。^【9】

可以推测，布鲁克斯倾向于使用悖论来代表诗歌的各种对立组合，因为他需要使用反讽的修辞意义来表现对立表述中的某种情境，或者某种调式。在讨论多恩的《成圣》（Canonization）时，布鲁克斯基本沿用悖论一词来表现爱情和宗教的类别关系，如“诗中存在的基本隐喻涉及一种悖论，因为诗人敢于把世俗的爱作为神圣的爱……恋人们舍弃尘世的同时，的确赢得了最热切的生活。这个悖论早在凤凰的隐喻里就得到了暗示。这里，它获得了一种有力的戏剧化效果”^【10】。但是，在讨论凤凰这一隐喻所形成的悖论时，布鲁克斯将反讽与悖论区分使用，如“第三节的开始表明这种反讽的倾向仍会继续，……本诗的调式从反讽的玩笑转变到一种反抗但有节制的温柔”，“伴着反讽的微妙语调及其现实性的这段话，滋长并支撑着这首诗煞尾时的那个精彩悖论”^【11】。在这里，布鲁克斯认为反讽是一种“调式”，一种表现悖论的手段，或者是悖论的伴生物。^【12】

可以说，反讽和悖论在作为修辞手段时，各有侧重。反讽强调一种调式和特定的语境；而悖论强调矛盾项的语言对立。但在涉及诗歌的整体辩证结构时，无论反讽还是悖论，都被新批评派用来指称诗歌的辩证结构和在语境压力下取得的内在平衡。

注释

【1】赵毅衡：《重访新批评》，第162页。

【2】Paul A. Bove. "Cleanth Brooks and Modern Irony: Kierkegaardian Critique", Boundary 2, Vol. 4, No. 3(Spring 1976), pp. 732-733.

【3】克林斯·布鲁克斯：《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郭乙瑶等译，第20页。(www.chuimin.cn)

【4】同上，第11—12页。

【5】同上，第5、7页。

【6】同上，第8页。

【7】赵毅衡在《重访新批评》中提到“新批评式的反讽理论的主要阐述者是布鲁克斯”。布鲁克斯在1942年发表的《悖论语言》一文，首次详解这个概念，只是这时他称作“悖论”，而不称作“反讽”。参见赵毅衡：《重访新批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

【8】克林斯·布鲁克斯：《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郭乙瑶等译，第9—10页。

【9】赵毅衡在对反讽的分类说明中将此类表述称之为“悖论性反讽”。参见赵毅衡：《重访新批评》，第166—167页。

【10】克林斯·布鲁克斯：《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郭乙瑶等译，第13页。

【11】同上，第18页。

【12】布鲁克斯的原话是“如果失去了悖论的特性，失去了它的一双伴生物—反讽与奇妙，多恩诗里的素材就脱离了生物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事实’”。参见克林斯·布鲁克斯：《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郭乙瑶等译，第19页。

新批评派的悖论与反讽，了解差异与相似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