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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和其他国家失败教训的认识及经验总结

【摘要】:拉美国家收入和社会不平等是由多种因素造成,最主要原因就是制度改革迟滞、缺失,造成对经济发展的桎梏。拉美国家在社会支出以及消费性公共支出上比例大于东亚国家。拉美国家的这种消费性公共支出压制生产性公共支出政策,使社会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可见,社会阶层固化也是阻碍拉美国家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不利因素。

一些拉美国家对外转向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对内则转向了科斯产权定理而实行自由交换政策,应该说在经济发展前期存在合理性,但是到了经济应该转型的后期阶段却错失良机,没有改变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影响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经济因素

(1)福利赶超。消费性公共支出和生产性公共支出共同构成政府公共支出。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一般会采取消费性公共支出;反之,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时,一般会采取生产性支出。拉美国家收入和社会不平等是由多种因素造成,最主要原因就是制度改革迟滞、缺失,造成对经济发展的桎梏。阶层割裂、分化酝酿社会冲突,政府为平抑社会阶层矛盾,花费大量公共支出到非生产性领域,这种吸附公共资源现象又造成“福利赶超”后果。

数据显示,拉美国家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东亚国家,在政府公共支出比例上差距显著,拉美国家公共支出比例比东亚国家占比高,表现在教育健康公共安全社会保障方面,而在一般公共服务、交通通讯、经济事务支出上占比少,不如东亚国家多。拉美国家在社会支出以及消费性公共支出上比例大于东亚国家。可见,拉美国家社会福利支出超越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占用过多社会资源,使本应投入到研发创新领域的资金投入到超前的社会福利,阻碍社会进步。拉美国家的这种消费性公共支出压制生产性公共支出政策,使社会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不得不拓展支出规模,而忽视财政收入能力的支出模式,带来严重的财政赤字。为了填补财政赤字,政府又超额发放货币,导致新一轮的货币危机等财政问题,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1988年的厄瓜多尔、乌拉圭、墨西哥、多米尼亚四国的通货膨胀率略低,达到50%-100%之间;而尼加拉瓜通货膨胀率高达7778.4%,秘鲁通货膨胀率达到1307.1%,巴西通货膨胀率是816.1%,阿根廷通货膨胀率是372%,这四国通货膨胀超过100%(时磊、刘志彪,2013)。此外,1930年至1980年拉美国家军人执政,政变频繁,政治的不稳定极大影响经济健康发展(sachs,1989),高度独裁政府为维护既得集团的利益,增加社会安全支出,忽视或者减少对公民健康和教育支出,既得利益集团热衷于寻租、投机和腐败,反对权力分配、社会结构变革。拉美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原农村劳动力,成为城市最为贫困人群,这些无序进入城市的人口和工业化进程不相协调,影响城市经济整体提升,过度城市化带来社会治安恶化、黑社会猖獗等社会问题(郭正模,2012)。

(2)基尼系数与贫富分化。拉美国家对比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可见拉美国家贫富差距巨大,收入和经济社会不平等诱发财政政策扭曲,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消费,影响经济发展。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可以看出来,资源的稀缺性决定给予资本较高合理的市场价格,劳动力市场一般会平均分配收入,而资本市场很难做到均衡分配,这种两难冲突会引发资本流入数量限制,造成更大范围资本数量不足,阻碍经济快速发展,使不平等加剧,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3)进口替代。拉美国家一般国土面积狭小,市场空间有限,产业脆弱,不能在国际市场和那些跨国公司竞争,先天不足再加上政府的扶持,缺少国际市场的洗礼、磨炼很难形成规模经济,不能创造出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机会;为满足国内居民生活需求,进口大量物资,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造成国内产业毁灭性的打击,难以形成创新能力。为了维持国内需求,政府大量进口国外设备,仅依靠初级产品生产很难满足进口资金缺口,被迫大借外债,这种依靠外资驱动经济发展模式曾给拉美经济带来快速增长,创造拉美经济增长奇迹。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为吸引外资投入,选择开放资本项目,保住出口部门的价格优势,达到控制汇率的目的,把本币紧盯美元走势,这种做法在外资对本国经济发展预期看好时,大量外资汇聚国内市场,央行通过超发货币来对冲,导致本国货币独立性丧失和带来大规模通货膨胀;反之,外资出逃,引起国内储蓄资金外流,致使投资流向的资金成本扭曲,影响个体投资决策(史晋川、郎金焕,2012)。(www.chuimin.cn)

(4)技术发展滞后,缺少创新。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滞后,在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用比较优势发展初级产品生产和加工。随着经济水平发展,这些国家相继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在这个发展阶段过去低技术含量、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失去,因为缺少创新不能在高端市场同台竞争,又因为成本高,难以在低端市场同步竞争,上挤下压的国际环境逐渐失去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源泉而陷入停滞。其中,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在经济危机后,没有恢复到危机前就是因为缺少技术创新的动力。

2.政治制度因素

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需要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同时发展,以适应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拉美国家政治改革速度慢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从而阻碍经济发展,体现在以下几点:

(1)社会阶层固化,流动性不足。拉美经济体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入工业化时期后,与之配套的社会制度还不够完善,存在政策上的漏洞和瑕疵,一部分社会精英看准时机,利用政策的纰漏攫取社会利益,获取巨额财富。同时,既得利益集团忽视低收入阶层的大众诉求和漠视新兴中产阶级参政意愿,致使各方面利益博弈成本倍增,导致社会矛盾深化,突发事件频发,极大影响经济正常发展,使经济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众所周知,较高的社会流动性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合理的社会人才流动保证动态机会公平从而调动参与热情与积极性。拉美国家代际受教育程度数值相当高,说明社会垂直流动性的机会异常缺乏,而在英美等发达国家这一数值相对较低,社会阶层流动性大,有利于人才创新创业,更多发挥才智的机会。可见,社会阶层固化也是阻碍拉美国家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不利因素。

(2)土地制度僵化,经济发展滞后。在早期美洲,印第安人是美洲土地的所有者,葡萄牙、荷兰等欧洲殖民者到达并占领美洲后,驱赶并强占印第安人土地,为弥补人口数量不足,从非洲贩卖黑人奴隶到美洲大陆充当免费的劳动力,由葡萄牙等欧洲白人担当庄园主并建立大庄园。拉美独立民主运动后,普遍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但改革很不彻底,拥有巨大资本的庄园主仍然持有大量土地,至1966年后,大量土地依旧集中在与以前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大地主手里,其中阿根廷是37%,智利82%,秘鲁82%。民主革命的不彻底导致一部分农民无地可种,少数分到土地的农民全部土地收入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占全部农村人口的比重严重失衡。再加上过度的城市化,无地居民涌入城市,造成“城市化病”严重,初始的土地分配不公遗留下巨大历史问题,经过特殊利益集团“默认”后,上升到国家意识,使那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永久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