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美国文学以传统现实主义为主要的潮流。美国的左翼文学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文学出现极复杂的状况,各种现代派文学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美国还流行黑色幽默小说,用滑稽口吻来写悲惨景色以揭露世界的不合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经过“沉寂的十年”,在存在主义影响下,在与各种现代派文学相抗衡又相渗透之中,渐次兴起和回归。......
2024-01-18
1917年十月革命也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划出了前后迥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作家队伍发生剧烈分化和重新组合,约有一半在革命后迁居国外,俄罗斯文学分为两大板块:“国内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的主体部分)和“国外俄罗斯文学”(侨民文学)。
从十月革命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国内文学团体林立,各种各样的新口号层出不穷。主要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917~1932)、“意象派”(1919~1927)、“谢拉皮翁兄弟”(1921~1926)、“左翼艺术阵线”(简称“列夫”,1922~1929)、“山隘派”(1923~1932)。“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1925~1932)等,都是较有影响的文学团体。其中,“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拉普”规模最大,其理论主张显示出极“左”文学思潮的逐渐抬头。在理论批评方面,20世纪20年代曾同时活跃着多种派别。如以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亚·康·沃隆斯基(1884~1943)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批评,以弗里契(1870~1929)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批评,以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理论与批评等。
在创作领域,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各异的作品同时存在。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在黑与白、新与旧、光明与阴暗的强烈反差中,显示出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彼得格勒的独特生活氛围。“田野诗人”谢·叶赛宁(1895~1925)的《四十日祭》(1920)一诗,提供了“逝去的俄罗斯”的鲜明形象。曼德尔什塔姆的《世纪》(1922)一诗,渗透着一种无法抹去的对历史过程的悲剧感受。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1924)把列宁看成“未来的人”的理想化身予以热情歌颂,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磅礴的气势;短诗《开会迷》(1922)讽刺苏维埃政府中那些整天淹在各种会议里的官僚主义者,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
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创作也有成就。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1924)和法捷耶夫的《毁灭》(1925)是较早描写国内战争、正面歌颂革命英雄人物的两部代表作品,后者显示出作者杰出的文学心理分析才能。安·普拉东诺夫(1899~1951)的长篇小说《切文古尔》(1927~1929)描写20世纪20年代中期俄罗斯中部某草原小城切文古尔“自发地”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故事,是“反乌托邦文学”的一部力作。在一大批肯定现实的小说作品中,作家革拉特科夫(1883~1958)的《水泥》(1925)和作家潘菲罗夫(1896~1960)的《磨刀石农庄》(第一部,1928)是较有代表性的两部。其中,《水泥》以国民经济恢复、工业生产建设为题材,《磨刀石农庄》则是第一部反映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规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作家和文学创作实行统一,结果使各种文学团体、思潮、运动和不同流派荡然无存。卫国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升居首位,一批优秀之作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亚·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康·西蒙诺夫(1915~1979)的长篇小说《日日夜夜》(1943~1944)等。战后,个人崇拜达到顶峰,对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等作家的批判,导致了文学回避矛盾、粉饰生活、为极“左”政策唱赞歌。代表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的真正成就的是著名作家米·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1928~1940)和著名的作家高尔基、肖洛霍夫以及阿·托尔斯泰(1882~1945)在这个时期最终分别完成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静静的顿河》和《苦难的历程》三部曲等作品。
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1954年,老作家爱伦堡(1891~1967)发表中篇小说《解冻》,宣告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同年12月,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家们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文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争论,打破了文坛长期以来的沉闷空气。通过对“无冲突论”的批评,强调积极干预生活,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得以回归。“奥维奇金派”的出现,“解冻文学”思潮的流行,“战壕真实派”的崛起,标志着苏联文学的深刻变化。(www.chuimin.cn)
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苏联文学总的趋势是多元化,各种思潮、流派和风格的作家作品争奇斗妍,并存发展。这30多年间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列·列昂诺夫(1899~1994)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1953),弗·杜金采夫(1918~)的《不是单靠面包》(1956),鲍·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57),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人的命运》(1956~1957),亚·索尔仁尼琴(1918~)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鲍·瓦西里耶夫(1924~)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尤·邦达列夫(1924~)的长篇三部曲《岸》(1975)、《选择》(1980)和《人生舞台》(1985),特别是尤·特里丰诺夫(1925~1981)的《滨河街公寓》(1976)等“莫斯科小说”,小说家兼电影艺术家瓦·舒克申(1929~1974)的中篇电影小说《红莓》(1973),瓦·拉斯普京(1937~)的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1973),还有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的散文体小说《鱼王》(1975),艾特玛托夫(1928~)的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1980)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再度发生的深刻变化,文学生活也发生了具有根本意义的、全方位的改变。对文学的行政干预停止了,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真正得到实现。“回归”是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最突出的现象。“回归文学”首先是指世纪之初白银时代、三代侨民作家的作品,经过若干年月的风风雨雨,终于回归到俄罗斯读者手中来。其次,“回归文学”也是指的自20~80年代的漫长岁月中由于种种原因被禁止发表、被封存或被“搁置”的作品,从被禁状态回归到自由状态,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
除了“回归文学”之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还出现了所谓“另一种文学”(即“异样文学”)。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文学与侨民文学之间的界线被打破,两大文学的区分不复存在。90年代文学的基本特点是多元化。同时,宗教对文学的广泛渗透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通俗文学作品也显示出量的优势和特殊的影响力。这一切都改变着世纪末俄罗斯文学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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