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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马来亚文学的发展与影响

【摘要】:随着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印度尼西亚文学发展的影响下,马来西亚文学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他们的宗旨是“发展和提高马来亚文化与文学”,“进行文学革新”。因而有“被压迫者文学”之称,在马来西亚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58年以后,马来西亚语言图书局举办文学创作竞赛,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诗歌方面,20世纪50年代末期,马来西亚出现了“朦胧诗派”。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印度尼西亚文学发展的影响下,马来西亚文学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50年8月,马来西亚作家哈马扎(1927~)、马苏里(1927~)、马斯(1924~)、罗斯美拉(1927~)、季米·阿斯马拉(1921~)等在新加坡成立了“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亦称“五十年代派”。他们的宗旨是“发展和提高马来亚文化与文学”,“进行文学革新”。他们中的多数是在“为社会艺术”的口号下从事创作活动,其作品大多反映战后马来亚社会的贫困和劳动人民的怨恨,同时也表现革命者争取国家独立的决心,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因而有“被压迫者文学”之称,在马来西亚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十年代派”的作品以短篇小说诗歌居多,著名的有克里斯·玛斯的短篇小说集《前仆后继》(1963),乌斯曼·阿旺的短篇小说《心声》(1963)和诗集《浪潮集》(1961)、《刺与火》(1967)、《天边》(1971),马苏里的诗集《时局的色彩》(1962),克里斯·玛斯等9位作家的短篇小说合集《鲜花怒放》(1959)等。

在“五十年代派”作家之中,哈马扎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的作品如长篇小说《家是我的世界》(又名《私生子》,1951)偏重于艺术技巧,有唯美主义的倾向。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政府推广马来语,鼓励文艺创作。在“五十年代派”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新作家。他们的作品大多描写底层社会的贫困,帝国主义的奴役以及现代建设和种族融合等。(www.chuimin.cn)

1958年以后,马来西亚语言图书局举办文学创作竞赛,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阿·萨玛德·赛义德的长篇小说《莎莉娜》(1961)是一部获奖作品,它的出版标志着现代马来西亚文学走向新的繁荣。小说描写一个少女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侮辱而沦为妓女的遭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恶。作者获得“文学战士”称号,并于1979年在泰国获东盟文学奖。夏嫩·阿赫玛德的长篇小说《满路荆棘》(1966),描写一个9口之家的农户遭遇天灾的痛苦经历,作品获得文学奖,作者亦获“文学战士”称号。其他获奖的长篇小说还有哈山·阿里(1928~)的《流浪汉》(1964),阿雷纳·瓦蒂(1925~)的《环》(1965)、《人质》(1971),伊卜拉欣·奥玛尔(1936~)的《偏僻的村庄》(1964),卡蒂佳·哈西姆的《白鸽又在飞翔》(1972),阿卜杜拉·侯赛因(1923~)的《连锁》(1971),安哇尔·里查万(1949~)的《艺术家的最后光阴》(1979)等等。

这时期的短篇小说有18家作品选集《对抗》(1968)和17家作品选集《奖》(1972),汇集了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的作品60篇。

诗歌方面,20世纪50年代末期,马来西亚出现了“朦胧诗派”。“朦胧诗派”追求形式主义的美,内容晦涩难懂,其代表人物有扎查里(1930~)、努尔(1933~)、阿明(1929~)等。这时期诗歌创作的主力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五十年代派”诗人,如乌斯曼·阿旺、马苏里等,以及新成长起来的一批院校诗人,如加西姆、阿赫马德(1933~)、格玛拉(1941~)、瓦哈卜·阿利(1941~)、基哈蒂·阿巴迪(1938~)等。这时的院校题材较以前新颖。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的三诗人──拉迪弗·默希丁、巴哈·扎因、穆罕默德·哈吉·沙勒,他们的诗歌创作和文艺思想在70年代以后的马来西亚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拉迪弗·默希丁的《湄公河》(1972)、巴哈·扎因的《真情之延宕》(1973)、穆罕默德·哈吉·沙勒的《有识者游记之二》(1975)等都是风靡一时之作。1979年出版的诗集《时代小桥》,汇集了从20世纪30~70年代马来西亚著名诗人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民族特色。

马来西亚的剧本创作,在60年代已由传统的“邦沙万”剧发展到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现代剧。加拉·迪瓦塔(1925~)的《瓦顶与沙峨树叶的屋顶》(1963),乌斯曼·阿旺的《从星星到星星》(1965)、《肯尼山上的客人》(1968),加拉姆·哈米迪的《厄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剧作。剧作家萨哈罗姆·侯赛因(1919~)创作的历史剧《丹戎布德里的驼子》(1960)也是在马来亚地区颇具影响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