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婉珍：从爱国女博士到右派对象，再迎大跃进！

正当陆婉珍带领的团队在科研工作上刚有起色的时候，一场大的政治运动逼近了。1957年4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党整风。1957年5月初，石油炼制所筹备处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筹备处的领导作了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广大职工尤其是科技人员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大字报、小字报等形式掀起“大鸣大放”的高潮。

客观地讲，陆婉珍对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过多的了解，仅有的一些了解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和在美国留学期间获知的，可以说她是一个彻头彻尾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但陆婉珍却是一个赤诚执着的爱国者，对新中国的成立是发自内心拥护和喜爱的，热切盼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尽快繁荣强盛起来。此时正处在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热情奔涌的时期，陆婉珍始终有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情结，加上其直言不讳的性格，很快就为大多数人的爱国和政治热情所鼓动，卷入了这场政治运动中。向来顾虑少、敢讲真话的陆婉珍在不同的场合发表了一些当时已构成“右派”的言论，后被整理为49条^[19]。现摘抄几则如下：

“通过业务抓政治，我十分赞成，这一口号使我们与马列主义更接近了。”

“让一个不懂业务的人来做石油研究所的支部书记，他领导起来有困难，武宝琛懂技术，应多给他一些权力。”

“我们学马列的时间太多了，美国人整天都在搞工作，而我们却花这么多时间去学马列，什么时候能赶上美国？”

“科研工作是有连续性的，政治学习打乱了科研的连续性。”

“党对于科学院的遗传学没有给予学术讨论的自由，把摩根学派的金鱼都倒了，这是焚书坑儒。”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二十年前的历史，何必再去提它，毛主席以前也拜过菩萨。”

“黄万里写的小说《花丛小语》，我看不错，文学艺术何必讲政治，绣花鞋上绣了五角星也未必好看。”

“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好，听了毛主席的话，我也觉得二十年后知识分子的出路令人寒心。”

“我国工业发展慢，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应该搞自由竞争，有了自由竞争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

……

虽然这些言辞存在片面性或用词过于偏激，但绝大部分建议和意见是本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为的是更快更好地发展中国的科研工作和国民经济的各项事业，把石油炼制所办成一流的研究机构。

这场运动的初期，党组织还是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陆婉珍发表关于开展自由竞争的言论后，石油工业部党委专门派了一名女干部找她谈话，告诉她我党提倡竞赛、不提倡竞争。然而，一个月后，政治形势急转直下。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了，石油炼制所筹备处也跟着这种形势在全所开展了反右派的斗争。运动形式主要是大字报和大小批斗会，从大鸣大放的意见中找出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对这些同志进行批判和斗争。

从鸣放运动迅速转为反右派斗争，这是陆婉珍未曾预料到的。她不仅在鸣放会上带头“鸣放”，发表了“右派”言论，还是留美的博士，国民政府大学的毕业生，父亲又是旧上海的资本家，高中时重庆南开中学女生部主任王文田^[20]还点名让她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因此陆婉珍首当其冲地被揪了出来。陆婉珍一下子由爱国的女博士变成了人民的敌人，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被隔离审查，在大小会议上被批判斗争多次，被指控为伪装积极的“右派分子”。所谓的批判几乎全都是强词夺理，毫无说服力。很多时候人们都知道陆婉珍说的没有错，但也必须找出种种理由狠狠地批判，如果不发言就是立场不稳。有时，极少几个人气势汹汹，让批判变得非常野蛮，难免让人惊心动魄。大多同事和好友都为陆婉珍捏着一把汗：“婉珍啊，典型的政治幼稚病！”这一年，陆婉珍只有33岁。

在“反右”运动中，陆婉珍却又是幸运的，因为不久中央划了一条线，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不列入政治排队，对他们要采取长期在工作中考察和耐心教育改造的方针，有“右派”言论的，谈而不斗，或者谈而不批，使其认识自己有错误的地方。这一条线实际上为一批刚刚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撑起了一把保护伞，陆婉珍享受到了伞下的荫凉，没有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早期回国的一批科学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武宝琛就被定为“右派”，撤销了筹建处副总工程师的职务，因为他曾按照一位领导的要求，起草了一份成立学术委员会的文件，而这份文件被无端指责为向党夺权的行动纲领。

然而“反右”斗争的风潮尚未平息，全民狂热的“大跃进”运动便接踵而至。1958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加上同年在农村迅速开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合称“三面红旗”。这时期在《人民日报》上经常会看到某地亩产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红色大标题，其实谁都不相信，但少有人敢讲真话。这些运动自然影响到石油炼制所，在各项工作中提出了许多难以实现的高计划和高标准，以及频繁的“誓师”、“比武”、“打擂”和多种竞赛活动。例如，要求每人提十几项甚至几十项技术革新计划，到处贴大标语，开会喊口号。在1958年国庆节的前几天里，敲锣打鼓报喜的队伍络绎不绝。可实际上，许多项目刚开始做，或还没做出来，有的是根本做不出来的，“大跃进”中的另一个运动是“大炼钢铁”。1958年8月，石油炼制所也停下了部分试验和工作，调动了大部分人力，搞起了许多土高炉、炼铁锅，在炼制所大院内不分昼夜地又炼铁又炼钢，人人都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劳动。闹了四五个月，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却一点有用的钢也没炼出来，留下的是几十堆似铁非铁、似灰非灰的垃圾^[21]。

陆婉珍对“大跃进”运动以来的“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和石油炼制所无休止地开展群众运动，在思想感情上是很抵触的，也很不习惯这种政治环境。由于陆婉珍自幼养成了自信、自强和自尊的个性，因此她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敢说真话，亦敢于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争辩。在这期间举行的多次学习会和辩论会上，陆婉珍并没有因“反右”的经历而明哲保身，而是坦率地提出自己的观点。陆婉珍对当时的“比武会”非常厌烦，建议“党委最好规定一下每年开多少‘比武会’，以便安排工作的时间”。对于“三面红旗”，陆婉珍认为是党中央失误了，“问题这么多，时间这么长，面这么广，这是地方的问题还是中央的问题，应该由谁负责，我认为是中央的问题”。关于“总路线”中的“多快好省”，陆婉珍认为“多快好省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大跃进’要我们办不可能办到的事”。“锣鼓一敲，时间已到，一边等喜报，一边作实验。用群众运动搞科研，好像是小孩过年似的。”

陆婉珍对“大跃进”、浮夸风和群众运动的这些怀疑和建议的言论，在不久之后开展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又成为典型，受到大会小会的“帮助”、批判和斗争。后来，陆婉珍知道“反右倾”运动是针对彭德怀的，他讲了真话被软禁了起来。1960年春节后，陆婉珍被炼制所党委送到北京煤炭工业部干部学校工程师哲学班学习了近半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写了万余字的思想总结，其中难免有大段违心的话^[22]。

客观地讲，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陆婉珍受到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冲击，不仅使她在科研工作上投入的时间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思想上也倍感沉重，心怀畏惧。一顶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白专”等大帽子让她觉得挺不直腰、抬不起头。与此同时，一些诸如“知识越多越反动”、“外行领导内行是个规律”、“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等观点广为散布，使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受到了一定限制。在时紧时松、时强时弱的运动中，陆婉珍跟大家一起度过了三四年乱哄哄的日子，插空开展的一些科研工作实用性既不强，也不系统，这对于陆婉珍本人以及石油炼制所的建设和发展来说都是不小的损失。

【注释】

[1]何炳林（1918—2007），广东番禺人，我国著名的高分子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1947年赴美留学，1952年获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1956年，在美国纳尔哥化学公司任高级研究员，1956年何炳林和夫人陈茹玉回国，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1958年，他主持建立了南开大学高分子化学教研室。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1999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00年获科技部杜邦科技创新奖。(www.chuimin.cn)

[2]查济民（1914—2007），浙江海宁袁花人，著名实业家。1927年考入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附设工业学校染织科学习。1931年毕业，后历任常州、重庆、上海等地纺织染厂的工程师、厂长、经理。1947年秋，在香港创办“中国染厂”，后任董事长。1959年，创立“新界纺织厂”。1977年起，任香港兴业公司董事长。1992年起任首届国务院香港事务顾问。1994年创立“求是科技基金”，任董事长。1996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1997年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大紫荆勋章”。1997年捐资400万元港币在浙江大学之江学院建造“求是堂”。

[3]费彝民（1908—1988），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1925年毕业于北京高等法文学堂。1930年后任天津《大公报》驻辽宁通讯记者，1945年后任上海《大公报》副经理兼社评委员，1948年赴香港参加香港《大公报》复刊工作，任经理、社长。1950年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三届副主席。1952—1988年，任香港《大公报》社长。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4]徐今强（1914—1976），浙江宁波人，出生于上海，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徐今强先后在新四军和华中局从事情报与联络工作。1949年6月，解放上海的硝烟还未散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他奉命接收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从此与新中国的石油工业结下不解之缘。建国后，历任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副局长，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兰州炼油厂党委书记、厂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兼大庆油田党委书记、总指挥，化学工业部代部长，燃料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煤炭工业部部长。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5]武宝琛（1923—　），山西霍县人。194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科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历任石油部设计局工程师、室主任，石油炼制研究所筹建处副总工程师，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

[6]林正仙（1919—1986），浙江省郸县人，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华盛顿大学化学工程硕士和博士学位，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流体力学、质量传递等研究工作。1955年回国后，一直从事炼油和石油化工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工作。历任燃料工业部石油设计局工程师、石油工业部石油科学研究院主任工程师、研究室主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等职。

[7]程之光（1922—1994），山东济南人。194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化学工程系。1952年获美国密苏里大学化工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必加尼兵工厂工程师、室主任，美国商业溶剂公司研究室主任，美国鲁斯工学院兼职教授。1955年回国，历任石油工业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工程师、室主任、副总工程师，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国际事务公司总工程师，中国石化总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石油学报（石油加工）》和《石油炼制与化工》主编，中国石化总公司原油科技情报站站长。程之光是全国政协第七届、第八届委员。

[8]回忆徐今强同志编辑委员会：回忆徐今强同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66-70页。

[9]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发展史。1996年6月，内部资料。

[10]侯祥麟（1912—2008），广东汕头人，我国石油化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我国炼油技术发展的战略科学家。1931年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湖南、四川、云南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被称为红色科学家。1944年赴美留学获得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博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研究生院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后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燃料研究室副研究员。1950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教授、石油工业部生产技术司副司长、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院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1992年，他和师昌绪、张维、张光斗、王大珩、罗佩霖等科学家共同发起，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1986年侯祥麟获意大利马太依国际科学技术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11]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发展史。1996年6月，内部资料。

[12]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发展史。1996年6月，内部资料。

[13]卢佩章，男，1925年10月生于杭州，分析化学家，福建省永定县人。1948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同年在同济大学化学系任教，1949年9月调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工业化学研究所（现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工作至今，1958年获得副博士学位，1959—1986年任分析化学研究室主任，1978—1983年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曾任中国色谱学会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卢佩章主要从事以色谱为主的分析化学研究，是中国色谱分析的先驱者之一。著有《色谱理论基础》、《高效液相色谱法专家系统》、《气相色谱的专家系统》、《卢佩章选集》、《难忘的岁月》等，曾获辽宁省科技术成果奖一等奖和苏联色谱学会茨维特奖。

[14]陆婉珍访谈，2011年10月21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15]陆婉珍访谈，2011年10月21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16]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发展史。1996年6月，内部资料。

[17]陆婉珍访谈，2011年10月21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18]萧光琰（1920—1968），祖籍系福建省福州市，出生于日本。1942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以后担任助教、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47年8月起，在印第安纳州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50年12月，带着在美国从事石油工作的经验和科研资料，怀着建设祖国的赤子之心回到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的祖国。1951年到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积极从事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学研究领域的创建工作。曾领导并参加了催化叠合、催化裂化、固体酸催化剂等研究课题。期间，曾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并兼任旅大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当选为辽宁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

[19]陆婉珍：思想汇报材料。1968年，未刊稿。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20]王文田（1916—2001），女，南开女中第一班毕业生，大学毕业后留学德国，回国后任南开中学女中部主任。2001年在美国病逝，临终立下遗嘱，将全部财产在南开大学设立王文田奖学金，用于奖励物理科学学院全日制优秀本科生。

[21]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发展史。1996年6月，内部资料。

[22]陆婉珍：思想总结（北京煤炭工业学院哲学班）。1960年7月26日，未刊稿。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