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婉珍母亲的气质几乎完全继承了外祖父。陆婉珍的幼年大半是由祖母照管的,祖母天性善良、性格温婉,尽管没读过书,但是一位颇有见识的女性。陆婉珍在天津出生时,父亲陆绍云正在天津宝成第三纱厂担任总工程师、厂长。图1-31938年,陆婉珍和大哥陆钟劲与祖母在天津合影图1-4陆婉珍与启蒙老师和大哥陆钟劲合影陆绍云夫妇共有五个子女,三男两女,陆婉珍是陆家的第二个孩子。......
2024-01-18
1937年夏,陆婉珍一家长途跋涉,历经艰辛从常州经武汉迁往了重庆。一路上日机轰炸与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两翼漆着红太阳的日本轰炸机不时从头顶飞过,从肚子里落下一串串银色的尖锥形炸弹,顷刻间烟尘滚滚、大地满目疮痍。那时刚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遇到空袭,一家人不知往哪儿躲避好,只能就地卧倒。这种随时面临死亡的惶惑、内心的愤怒、痛恨和延续数年的警报声,在陆婉珍的心上刻下了深深的伤口。这一经历使陆婉珍接受了苦难的洗礼和人生的历练,成为形成她坚毅品格和不屈不挠意志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陆婉珍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毅然回到了祖国,这使新一代的年轻人很不能理解。也许只有体会过什么是亡国奴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科技工作者的爱国热忱,才会理解为什么他们在日后国内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棒打不走、棒打不散,一心一意为祖国的科研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不止。
陆婉珍一家在武汉临时住了半年,母亲将兄妹几个送到附近的小学,因此在逃难的颠簸途中,学业还没有完全荒废。来到重庆后,陆婉珍幸运地进入私立南渝中学(后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读书。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这一年南渝中学的初中二年级原本并没有计划开设女生班,但是一些国民党高官的女儿正好也来到了重庆读初二,南渝中学就破例招收了8名女生,陆婉珍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女生少,这一班未实行南开中学传统的男女生分班制度。因上课地点设在校门口附近的男生教室范孙楼,这些女孩子每天都必须跑步到范孙楼前去举行升旗仪式。
南渝中学是我国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创办的。20世纪初,张伯苓先生在天津办学,建成自成完整体系的南开学校。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日亟,张伯苓先生于1936年在重庆沙坪坝先后购买土地800余亩开设南渝中学,并派喻传鉴先生兼任中学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南开各校被日机炸为废墟,津校骨干职员和教师转入南渝中学。1938年,张伯苓先生将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私立南开中学,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中学学府。
图2-1 1937年陆婉珍入学时的南渝中学初二一组全体同学合影
张伯苓先生认为国家的不振和民族灾难之深重在于愚、弱、贫、散、私“五病”,为痛矫时弊、育才强国,亲自制定了南开“日新月异,允公允能”的校训。“允公”指培养学生爱国、敬业、献身的精神;“允能”就是培养学生服务社会所需的知识、技能。他仿学日本和美国的教育制度施行改革,又在改革中认识到不应完全照搬外国经验。虽然处于战时,但重庆南开中学在各方面的条件是优越的。八百亩校区的中心是一个大运动场,有一圈400米的跑道,围着一个大足球场,运动场的南、北方有广阔的看台。南方坡上是男生宿舍,北方坡上是女生教室和宿舍(受彤楼),操场东方是篮球场,再向东坡是四大建筑:忠恕图书馆、范孙楼(办公楼及男生教室)、芝琴馆(化学、物理、生物阶梯教室)及午晴堂(大礼堂)。这些房子都是结结实实红砖绿瓦的雄伟建筑,十分壮观。重庆南开的师资、校舍和教学设备在当时的后方学校中是最好的[1]。陆婉珍在这里接受了全面的高质量教育,使她终生受用。
南开特别重视科学实验,物理、化学、生物的教学实验条件尤其完备。学校从国外购置了大批的实验仪器和教材,让学生亲手做理化实验。例如,上生物实验课时每位学生一台显微镜,学生亲自动手解剖蚯蚓和青蛙等动物,并自己制作标本;高二的化学实验,两人一组亲手制造盐酸和肥皂等,每次实验课后都要写实验报告,这在当时国内外的中学教育中都是少见的。理论知识与实验实践的结合不仅使知识融会贯通,也极大地激发和培养了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进入科学殿堂。
南开以看重体育著称,并组织多种形式的竞技比赛。体育场上种类繁多的竞技活动以及体育场外多彩的竞赛活动(如作文比赛、演讲比赛、墙报比赛等)培养了学生的“Fair play”(公平比赛和光明磊落)原则和“Teamwork”(团队精神和合作协力)精神,即“Sportsmanship”(运动员精神)。这种运动员精神不只贯彻在体育运动中,也贯穿到了学生的日常品行中。张伯苓先生经常教导学生:“比赛要光明磊落,不能取巧,比赛中未能获胜就要认输,向胜利者学习”,并明确指出,“体验过体育中的竞争、团结、合作,大有益于推行民主政治”,“运动员品格比运动的胜利更要紧,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更有价值”。南开中学培养的这种精神在日后陆婉珍的科研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科学研究是团队性工作,任何岗位和环节都不可或缺。陆婉珍成为博士生导师后,也经常给自己的学生谈合作的重要性:“在科研工作中要善于与别人合作,合作时不要怕吃亏,在这个科研项目上似乎是吃亏了,在以后的项目上很有可能就会找回来。”
爱国主义是南开中学的教育核心,也是张伯苓教育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张伯苓先生经常给学生上大课,主旨是“祖国是可爱的,中国人是有出息的。我们要争气,竭尽一切力量保卫祖国,抵抗侵略”。锻炼身体,为了祖国;钻研科学,为了祖国;甚至文娱活动也是为了祖国。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样一个大的爱国主义教育环境里,在校园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熏陶下,陆婉珍等一代南开学子逐渐思悟出读书的目的和求学的真谛,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那就是努力拼搏、刻苦读书,以便日后更好地报效祖国。也正是从那时起,陆婉珍内心有了一种强烈的情愫,热切渴望我们的民族能够强盛起来。她心中牢固地树立起一种信念——我们的国家必须强盛!陆婉珍留美8年,学成后历尽艰难归来报效祖国,与这样的爱国教育密不可分。
南开的教育是有教无类的。由于抗战内迁,重庆是当时政治中心,全国各界人士及其子弟纷纷聚集重庆。南开成为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子弟的首选,傅作义的女儿、汪精卫的子女均就读于此。他们在校园里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也没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学校从不趋炎附势,校园里几乎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同学之间来往向来不问对方家庭背景,多是平等和谐、团结友爱、亲密无间的。大家穿的是同样的校服,吃的是食堂同样的饭菜,住的是同样的宿舍,期终考试如不合格同样被劝退,即使是教育部长之子也不例外。在中学这个人生重要的驿站,“衣着同、膳食同、住宿同、训练同”的管理制度很自然地培养出了一切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不依赖他人的宝贵品质。
南开的教育理念是开放、多元、兼容,允许自由讨论,在学生心田中种下的决非只是知识的种子,而且植入了最朴素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历史课上,老师会花很多时间讲解巴士底狱和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学校里并排张贴着《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学生可以对照着看。这种民主自由的教育思想无处不在。在每周的周会上,学校经常邀请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名流来演讲,周恩来、冯玉祥、马寅初、孔祥熙、何应钦、陈立夫、老舍、曹禺以及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都在其中。
1939年1月,周恩来应张伯苓先生之邀去重庆南开中学午晴堂讲演,学校规定只有高中学生才能前去听报告。当时陆婉珍正在读初中三年级,担任班长,她和同学们一起向校方交涉,要求参加这次抗战形势分析报告会[2]。陆婉珍还清晰记得,周恩来身着蓝色中山装,足穿黑皮鞋,神采奕奕,讲话极具感染力和号召力,广大师生深受教育和启发。对南开校训“允公允能”,周恩来给予了新的解释:“在当前,公,就是抗战;能,在当前就是学习,就是学好抗日的本领。我们要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凡是有利抗战的事都要支持、拥护;凡是不利于抗战的事都要抵制、反对……”当时陆婉珍还不太懂国共之间的斗争,只觉得周恩来风度翩翩,讲辞十分清晰动人,令人佩服。隔了很多年以后,她才明白,在这个国民党高官子弟云集的地方,请一位共产党的重要领导来做报告,正是体现了南开中学的教育理念——开放、多元和兼容。(www.chuimin.cn)
时事辩论赛也是南开的家常便饭,辩论赛的题目“战争促进亦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美国是否应该参战?”等都是严肃、重大的时事问题,促使学生关心时局,鼓励学生思想自由,同时也培养了学生观察分析问题、独立思考、明辨是非和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陆婉珍这些重庆南开中学毕业的学生具有一些相同的气质,他们都热爱平等和自由民主,反对专制与特权。这种气质来之不易,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慢慢地累积起来的。
南开中学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的教育。在每座教学楼的门正中对着的墙前,安置着一面大穿衣镜,镜框的两边刻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学生按此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文明举止。学生穿统一的校服,男生光头,女生短发齐耳。宿舍整洁,床上铺得整整齐齐。表里一致,外表端庄,表现出教养内蕴。这样培育出的学生身上自有一种气质和风度,走在外面,即使不戴校徽,大家也能认出那是南开学生。
南开中学对美育和锻炼动手能力的技艺活动也一样重视。陆婉珍在重庆南开中学还接受了音乐、舞蹈和戏剧等文艺方面的良好教育,塑造了卓尔不群的气质和风度。南开学生演话剧很出名,话剧是南开中学美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高中毕业班在临近毕业的那个学期都要公演一出大型话剧[3]。陆婉珍这一级演的是《清宫外史》,是一场面向社会的售票公演。整个话剧不仅以学生为主演出,而且刻钢板印节目单、服装道具、舞台灯光、收票把门、维持秩序等也是学生自己操持。在《清宫外史》演出过程中,陆婉珍负责前台的票务工作[4]。虽然演话剧并没有培育出多少真正的名演员,但通过排练和演出,可以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合作能力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五彩缤纷的课外活动形成了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给学生的成长以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图2-2 1942级演出《清宫外史》后的合影(后排左三为陆婉珍)
在南开中学的这段时间里,陆婉珍和同学们之间建立了深厚友谊,至今她仍记得每一位同学的音容笑貌,甚至可以清楚地记得每位高中同学在教室中的座位,王秋华[5]、韩琍和陆婉珍都坐在靠窗子的单座排。王秋华在防空洞中向同学们讲《飘》的故事,是陆婉珍永远忘不了的一幕。韩琍卷着舌头讲话,她那种奇特的跳高姿势是最引人注目的。喻娴武坐在第一排,常穿一件绿毛衣,她的笔记写得最清楚,其他同学似乎怎么也不能把笔记写得那么好。张守薏坐在后排,她不但会填词,而且数学也非常好。王湛会写极漂亮的文章,令同学们羡慕不已。陆婉珍与中学同学之间的交往一直延续至今,她们不定期地举行联谊活动,出版刊名为《鸿雁》的1942级校友年级刊物。到了耄耋之年,有不少同学都相继而去了,只要陆婉珍知道消息,她都会去医院送老同学最后一程,并向同学的家属送上最诚挚的慰问。
图2-3 1939年陆婉珍(左)在南开中学与同学王秋华(中)、韩琍(右)的合影
图2-4 重庆南开中学1942级女生理科班毕业留影(三排左二为陆婉珍)
在重庆南开中学,陆婉珍完成了初中和高中学业,接受了系统全面的素质教育。五年南开的学习和生活,对陆婉珍青少年时期的身心健康成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并对她一生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她具有优秀的素质和很强的学习、工作能力,并一直怀着爱国强国的思想,这些都与在南开时期所受到的教育有着密切关系。
图2-5 1997年陆婉珍回母校访问(左五陆婉珍、右四闵恩泽)
陆婉珍感恩于在南开接受的全面素质教育,非常关注母校的发展情况。1997年4月30日,她利用去重庆工作访问的机会回到了母校,校方安排她与高中二、三年级的同学们进行了座谈。陆婉珍向朝气蓬勃的孩子们谈了自己关于“允公允能”的体会,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有同学问道:“您们当时正处在日本侵略我国时期,因此您们觉得有责任感,要救国,要奋发图强,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这一代应该怎么做?”陆婉珍答道:“我们当时受到兵临城下的耻辱是有形的。今天你们面临的形势依旧严峻,当前世界范围的商业竞争同样是你死我活的,要在这场竞争中取胜,比明火执仗的战争更难,商业竞争仍然是国力和人才的竞争,稍有闪失,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例如,我国当前的石油产量已是世界第五位了,但我国的润滑油市场却被国外公司占去了一大块,由于技术落后,我们在竞争中失去了不少地盘。要挽回这个局面,必须努力十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希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在一百年内,我们都不能放松警惕和奋发图强的精神。”
陆婉珍也时时念及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的教导之恩。至今她仍清晰记得张伯苓校长讲的一段话:“我办这南开中学就好像在抚养一个小孩,小孩不断地在长,衣服总是太小,我就不停地为他做更大的衣服,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看见小孩在长大,总是愉快的。”当时国民政府偏居山城重庆,经济十分困难,要办成这样一所中学,其中的难处可想而知,但张校长始终以乐观的态度对待。这种气度对陆婉珍也有着很深远的影响。2005年7月31日,陆婉珍抱病参加了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电视剧《张伯苓》的开播仪式,深深缅怀老校长的教导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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