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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陆绍云:纺纱设备改革者

【摘要】:陆绍云力排众议,说服这些股东改用瑞士立达式纺纱设备。不久,维昌纺织厂遭日机轰炸,破坏殆尽,陆绍云又重建厂房,恢复生产,惨淡经营,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陆绍云以厂长身份出面保释,掩护工人的正义斗争。新华棉纺织厂成立后,陆绍云被调到上海纺织工业设计院筹备组任副组长。陆绍云在强调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深感普及与提高技术人员素质的重要性,他认为工厂培养技术人员无异于增加无形资产。

1924年9月29日,陆婉珍出生于天津市,祖籍上海市(原江苏省川沙县)。陆婉珍的父亲陆绍云(1894—1988)是一位留学日本纺织实业家,也是我国著名的纺织技术与管理专家。

陆绍云于1894年6月2日生于江苏省川沙县(今上海市)的一个书香之家,陆绍云的祖父陆雪香、父亲陆舜卿先后在川沙县任教。1901年,陆绍云进入川沙县立高等小学学习。这期间,我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黄炎培[1]遵照蔡元培先生的教诲回到沙县办学并任该校的校长。黄炎培校长的思想对陆绍云影响很深,他于1910年考入上海龙门师范学校,1914年毕业后在江苏省常熟县模范高等小学任教员一年。陆绍云幼时目睹祖国贫穷落后,即萌发实业救国的心愿。他的母亲擅长手工纺纱技艺,当时一般妇女只能用两指同时捻纱两支,而陆母能捻纱三支。陆绍云常对母亲说:“将来用机器纺纱,每人不是能纺三支,而是可以纺几十支、几百支。”1915年,陆绍云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攻读纺织技术。在该校学习5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士学位[2]

1920年,上海宝成纱厂赴日选聘纺织人才,经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监督处推荐,陆绍云回到了祖国,在上海宝成第一、第二纱厂任工程师。1921年,上海宝成纱厂在天津创办宝成第三纱厂,由陆绍云担任总工程师。他在天津宝成纱厂工作十年,建树颇多,显示出治理工厂的才能。例如,他勇于创新,改两班12小时工作制为三班8小时工作制,令宝成纱厂成为中国纺织行业首家试行“三八制”的工厂[3]

1930年,因欠外国的债,加上市场不景气,天津宝成纱厂破产,抵押给了英国人。陆绍云不愿为英国人服务,便决定辞职。恰巧,这时山东济南鲁丰纱厂由于经营不善,严重亏损,该厂经理邀请陆绍云到鲁丰纱厂协助整顿。于是,陆绍云携全家来到了山东济南。1931年,江苏常州大成纱厂的经理刘国钧[4]看到了陆绍云编写的《纺织工作法》这本小册子,对他的业务水平钦佩不已,立即派人到济南礼聘当时在国内纺织界颇有名气的陆绍云来常州任大成纱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并将陆绍云的年薪定为5 000银元。当时,一担米才值三四个银元,有些股东觉得代价太高了。刘国钧却说:“他懂技术,技术就是本钱。他一个人可以带出一批人,可以抵得上一个车间。我们要想发展,想和日本人竞争,没有这样的人才,根本是做梦。[5]

陆绍云加盟常州大成纱厂后,刘国钧如虎添翼。尽管有许多股东反对,但刘国钧却积极支持陆绍云的技术改造方案。在纺织设备的选用上,他主张采用世界先进设备。大成纱厂扩锭,一些股东为了节省投资,主张增添一些价格低廉、性能较差的机器。陆绍云力排众议,说服这些股东改用瑞士立达式纺纱设备。在纺纱工艺的改进上,他大力宣传、积极采用新的工艺流程。1931年,他介绍了“聂格林纺棉法”,省去两三道粗纱机,不仅节省了投资,还减少了劳动力,降低了纺纱成本。1932年,陆绍云又提出整个纺纱工程的合理组合。1933年,陆绍云找出了并条工序质量的优劣是影响大牵伸细纱机生产的关键这个问题。

除了在技术上进行改革提升外,陆绍云还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他一直反对当时纺织工业普遍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例如实行工头制、打骂工人、漠视工人的生活和健康、雇用童工做深夜工、每天工作12小时、车间中缺少劳动保护措施等。他认为这些做法会导致工人怠工,劳资对立,生产效率无法提高。因此,他在常州大成纱厂兴建了宿舍、食堂、浴室、运动场、医务室、托儿所等生活福利设施。同时,陆绍云也很重视提高工人文化水平,他让每人每日学习一小时,并自编讲义发给工人,其中包括工作法、厂规、卫生常识等内容,使工人能受到文化教育,提高操作技术,改进工作方法,这在当时的国内纺织厂中可谓是独创的。

陆绍云没有让刘国钧失望。经过技术改革和管理上的大力整顿,常州大成纱厂迅速走上了现代化管理之路,逐步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该厂的产品质量迅速提高,盈利持续上升,工厂规模不断扩大,产量在数年间即由1万锭扩展到8万锭左右,并增加染织厂,5年内资产增加8倍,在当时国内纺织业中名列前茅。

1936年,陆绍云在武汉任震寰纱厂顾问和汉口大成第四纱厂厂长兼总工程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陆绍云与大成纱厂资本家商定将所购新型瑞士立达式纺纱机运往重庆,不料运输船只在途中屡遭日本飞机轰炸,只好折回上海,利用租界空屋安装机器生产,定名安达纱厂。这时,陆绍云听到前方将士浴血奋战,而医药器材极端缺乏,乃告别上海,奔赴武汉,在震寰纱厂筹建药棉纱布厂,并立即着手试制药棉纱布,数日内成功,随即大量生产,悉供军需[6]

1939年,陆绍云来到重庆,他看到四川、陕西等产棉省分由于缺少纺织设备,衣被供应困难,便悉心研制了一种小型纺纱机,每台14锭,电力、人工都可用。经过试纺,产品质量与大型设备接近,成本亦相仿。随后,陆绍云与重庆顺昌铁工厂厂长马雄冠[7]等合资创办了维昌纺织厂,担任该厂董事长兼经理。不久,维昌纺织厂遭日机轰炸,破坏殆尽,陆绍云又重建厂房,恢复生产,惨淡经营,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在重庆时,经黄炎培、胡厥文[8]介绍,陆绍云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9]

1945年9月,陆绍云在张兹闿[10]的率领下,任国民政府经济部上海特派员办公室专员,由重庆飞沪接收日本纱厂。1947年,受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之聘,任该公司上海第七棉纺厂厂长兼总工程师。这期间,厂内工人在罢工斗争中被国民党军警逮捕。陆绍云以厂长身份出面保释,掩护工人的正义斗争。1950年,陆绍云应聘出任上海英商纶昌纺织厂厂长,成为该厂第一任华人厂长。1956年,纶昌纺织厂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改为国营上海新华棉纺织厂。(www.chuimin.cn)

新华棉纺织厂成立后,陆绍云被调到上海纺织工业设计院筹备组任副组长。1958年筹备组撤销,他被调到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情报室,担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和科技文摘《国外纺织技术》的编辑。他对棉纺细纱机超大牵伸、高产梳棉机和化纤纯纺、混纺等科研项目提供了不少建议。

陆绍云在强调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深感普及与提高技术人员素质的重要性,他认为工厂培养技术人员无异于增加无形资产。陆绍云经常在刊物上发表工作经验和心得体会。1933年,他针对大牵伸细纱机纺纱时所存在的问题,在中国纺织学会第三届年会上作了题为《应用大牵伸机应注意之点》的学术报告。1941年,陆绍云又发表了著名的《细纱皮圈式大牵伸的研究》论文。他于1941年编著的《纺织日用手册》在1943年出版后两次再版。1958年,他又编著出版了《化学纤维纺织法》。在当时纺织科技图书短缺的情况下,这些图书深受纺织技术人员的欢迎。

图1-1 陆绍云于1941年编著的《纺织日用手册》封面

图1-2 陆绍云于1958年编著的《化学纤维纺织法》封面

陆绍云把在工厂经营管理中的经验概括为四句话:“管理以平和合理为主;技术以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为主;培养人才以教育为主;经营以诚实为主”。这些主张在新中国建立后都逐步实现,科学实业救国的宏愿终得以偿。陆绍云为我国纺织工业的兴起以及建国后纺织工业的大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于1965年退休,1988年病逝于上海,享年95岁。

父亲陆绍云的一言一行对年幼的陆婉珍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父辈为了民族富强、国家兴旺而奋发图强的精神深深地印在陆婉珍的思想深处。陆婉珍成名后,曾有记者采访时问道:“是什么使您对科学产生了兴趣?”陆婉珍回答说:“大部分是由于科学救国的思潮。[11]

2011年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全球女化学工作者共享化学时刻”早餐会上,面对记者,陆婉珍回忆起自己选择化学的初衷:“我在中学有一个很好的化学老师,以至于我们班上好多人都选择了化学专业。另一个原因,我父亲是从事纺织业的,但他一直觉得农业产品不足以满足人们全部的生活需求。当时刚好碰上人造纤维问世,我父亲就对我说,‘你看,化学也能解决人们穿衣的问题’。[12]”可见,父亲对陆婉珍的影响是很大的,她自小就对化学很崇敬,上大学时选择化工专业,除受高中化学老师的熏陶外,主要来自于父亲的鼓励。

父亲陆绍云一生达观、坚定、荣辱不惊,而且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中的小细节也毫不马虎,做事有条理、有规矩。父亲身上的这些作风对后来陆婉珍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时养成严谨仔细、一丝不苟的习惯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