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曾和冰塔林：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的巅峰经历

他们是美的发现者，但在这发现的途中，他们所经历的无数悲剧和喜剧曾在这里的大自然之怀上演，他们勇敢的脚步从未停留。而他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会被这冰清玉洁般的圣境所吸引和感动！于是，他们的性格和人格也悄然变得如此真实透明。

全队休整几天，准备突击顶峰。

这是在珠峰最惬意的日子了。

整个大本营地区成了一个“小联合国”，韩国、爱尔兰、德国、美国等来自各国的登山队东一片、西一片地将营地扎遍了珠峰下的古河床谷地。而最醒目、最大的营地，还是中国的。所以，客人常常来我们营地“串门”。我们也去他们营地“回访”。任何人相见，都笑眯眯地互相问好。

我看到一些老外，从帐篷里搬出个凳子来，美美地面对着珠峰，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说“这是世界上最奢侈的享受”。

两位美国姑娘，看到珠峰既激动又兴奋。她们进了老曾的帐篷，老曾和黄国治用茶和饮料热情招待她们。她们感动得要求给中国登山队当义工，就是想在珠峰多留几天，多度过几天“金子一般的美妙时光”。老曾笑着谢绝了，给她们解释了半天，又送她们出来。我们称老曾和老黄是“大堂经理”，他们每天都要热情接待很多客人。

看老曾钻进了帐篷，我就跟了进去。

我发现老曾的脸色很难看，他手捂着胸部，摇头，然后躺下，闭上了眼。我问他：“老工人，是心脏吧？我去叫队医……”

“不用。我自己知道，熬过这阵子吸点儿氧就好了……”他摆摆手。

老曾的两鬓已经花白了，他严重的冠心病根本没有好转，却非要从医院逃跑出来。这一次进藏，只会加重他的病情，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与九年后他在家中心脏病突发而猝死有很大的关系。他让所有的亲人和山友悲痛至极。

他闭着眼睛吸氧。

又是心脏突然间歇跳动？进山前我们体检，他在做心电图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心脏间歇跳动被医生抓住。谁都知道，一旦心脏这个主机出了问题，是很难通过治疗好转的。

吸完氧，他坐了起来，把氧气罩一摘，脸色好看多了。他笑着对我说：“好啦！刚才死了，现在他妈的又活啦！”

这就是老曾，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这里职位最高的干部。

但很奇怪，没有任何人把他当“领导”，都把他当成慈祥可亲的兄长。所有的队员，都称他“曾老工人”，称老于为“于老工人”。为何出来两个“老工人”？在山上，他们都爱穿一件很旧的背带工装裤，一会儿帮人修理相机，一会儿雕刻石头，一会儿修车……从来没有闲的时候。几年前，从大学里出来的王勇峰、李致新、马欣祥刚进队不久，就对老曾说：“老曾，你哪里像领导？整个就是一个老工人啊！”于是，这名字就叫下来了。

老曾的老伙伴于良璞也是。在南迦巴瓦峰，每天晚上他都给当地小村庄的藏民修理半导体收音机。藏民非常感谢，送来了一些核桃和鸡蛋。核桃和鸡蛋我们吃了，一看到老于在灯下忙活，我们就气他：“老于，又在骗人家少数民族的核桃和鸡蛋啊？”

老曾和老于是老搭档了。1974年，两人带领珠峰第四登山队从北京进珠峰。老于是书记，老曾是队长。那时是坐大卡车走，翻山越岭要跑十几天，而老曾却是一直开着挎斗摩托跟着汽车走的。进了青海的途中，老曾让老于上了他的摩托。老曾在前边开，老于背着一支卡宾枪坐在后面。见到黄羊了，老曾边开边喊：“打一只犒劳犒劳大家！”当时黄羊是可以打的。老于就把枪架在老曾的肩膀和脖子上，咣咣两枪。老曾大叫：“哎呀！羊没打着，子弹壳崩着我的耳朵啦！”

老曾的爱好多，手特别巧，驾车、驾摩托、照相、摄像、做动植物标本、唱歌（他最喜欢苏联歌曲，一次给我唱《伏尔加纤夫曲》，浑厚雄壮，让我眼前不由得出现了列宾的那幅最著名的油画），甚至当导演！

那是1980年前后，一家电影制片厂进珠峰拍摄故事片《第三女神》，老曾被请来当高山顾问和高山摄影。导演带着一帮演员来到珠峰后，高山反应强烈，事故不断，女演员天天在帐篷里哭，最后拍摄工作进行不下去，停工了。老曾一看，急了，越俎代庖召集全体人员开会，把他们痛骂了一顿，最后说：“从明天起，我来指挥！你们都得老老实实听我的！”他成了总指挥、总导演！而每个人真的全听他的指挥，电影终于拍摄完成。下山时，一个从部队借来的司机战士不小心将车撞在了石头上，人没出事，但车撞坏了。这个战士急得哭起来，怕回部队没法交代，要受处分。老曾拍拍他的肩，转身马上召集大家开会，说：“都给我听好啦，今天这车，是我老曾开的！责任在我，是我出的事，我来向部队交代！谁要是敢走漏半点儿风声，我对他不客气！记着，这件事都给我闭上嘴，给我保密！”他真的把这事兜了下来，亲自向部队说明，而那位司机战士被免掉了责任和处分。

于激流中力挽狂澜，敢做敢当，这才是爷们儿、男人！

他最恨那些假大空、虚招子。1984年在阿尼玛卿登山的攀登途中，山上的雪崩差点儿把他活埋了，幸亏王勇峰和李致新把他从雪里扒了出来。回到营地，一个女队员代表一家报社对他采访，请他说说被埋后脱险的感想：“这时候想到了什么？”

老曾气坏了，吼道：“想什么？想你！”

他爱动物。一天早上，他起床后找不到鞋了，拍着帐篷杆向外面大声喊：“小黄！我的鞋呢？我的鞋！”“小黄”是前面提到的那只小狗。

小黄一听，马上把他的鞋叼进来了。

老曾一穿：“妈的，谁让你给我尿啦？哪里不能尿，往鞋里尿！”看看小黄，又笑着说，“行，尿就尿吧，还热乎呢！”

登山结束后，返回的第一站是协格尔。老曾从车上下来，牵着小黄进宾馆的院子。满院的大狗呼地全站了起来盯着小黄想咬，老曾乐了，像一个老鬼子一样左右晃着，牵着小黄大摇大摆地往里走，大狗们一看老曾的气势，全都老老实实乖乖地趴下了。小黄也挺着脖子，很牛气地穿过它们的队列……

看老曾的心脏病缓解了，我对他说：“老工人，我的事该提上日程了吧？”

“哈哈，我知道你又来了！”老曾说，“没门儿！”

我跟他要求过几次，希望去山上的营地看看。我私下的愿望是能到3号营地，海拔7000米左右。

登山是有很严格规定的，进队，就是队里的一员，必须服从指挥。我太想去体验一下山上营地的生活了，再艰苦再危险也愿意。但是，全队就我一个记者，每天要向北京和台北发稿、联系，我无法脱身。队里给我的规定是，上山，也不能超过海拔6500米，因为曾经有一个新影厂的记者就死在这个高度。但只要让我上去，能攀多高，也就自己说了算了。否则，来一趟珠峰，总在海拔5100米的大本营窝着，心有不甘。这两天休整，不用发稿了，能有这机会吗？

队员们在行军修路的时候，我是无法提此要求的，因为如果一旦在山上出了问题，队员们为了救你，会影响全队的攀登进程和计划。现在他们休整，我觉得可以了。

老曾还是不同意：“不行，你没经过训练，就是不出事，上去也会拖累别人的。”

过了一会儿，他想了想，说：“这样吧，我跟老于说说，明天如果天好，让他带你们去趟冰塔林吧。”

冰塔林！

“怎么样，我的大记者，满意了吧？省得回到北京骂我，进一趟山让曾老工人给软禁了！告诉你，别看这冰塔林，一般人能进去的也不多，你试试就知道了。”

这是真的，一般人就是到了珠峰，高山反应一来，就马上撤了，哪有体能去冰塔林？几天之后，从台湾来了20多个人的旅行团，名义上是来慰问我们的。他们是飞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后，从珠峰南侧乘汽车进来的。到了我们大本营后，他们激动地又欢呼又拥抱，说要在珠峰好好玩几天。一个女记者对老曾说：“圣母峰好漂亮啊！”老曾笑了，说：“你们今晚会更漂亮。”果然，当晚高山反应袭来，很多人头疼得大叫快撤，马上就撤。第二天一早他们就上车了，老曾问女记者：“圣母峰漂亮吗？”“好恐怖！”

老曾说：“多少人想去冰塔林，去得成吗？这是给你吃小灶啊！”

我说：“熊掌的不给，鱼的凑合凑合的干活儿！”

“哈哈，那可是条美鱼啊！”

我还是少年时，看过1960年首次攀登珠峰的纪录片，被电影中冰塔林的神奇所吸引。那如同一座冰的天堂，仙岛宫阙，梦幻迷离。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瑰丽奇绝，那真的就是一个冰清玉洁的梦。但近年来，听很多登山者说，随着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的频繁，当年那宏大壮观奇绝之美，已在慢慢消融。近年去过的一个老队员说：“已经不及当年的十分之一，但还是举世之美啊！”

次日上午，老于带我们出发了。我、队医李舒平、台湾队摄像李诚彦和小林、一个姓游的台湾老登山者，还请来三个藏族牦牛工。摄像机等较重的设备，只能请他们帮助运送了。(www.chuimin.cn)

我在整理装备的时候，和老于开玩笑：“老于，既然是体验，你也让我彻底体验一把，把队员的冰爪、冰镐、连接器等等都给我武装上，拍照摄像也像那么回事儿！”

老于习惯地一捏鼻子乐了，说：“好，再给你拉上结组绳，铺上第二台阶那种金属梯。人一看，说，这不是记者登山，是二杆子少爷来珠穆朗玛放水——脑子进水了，去冰塔林放水！”

老曾一听哈哈笑道：“冰塔林那么圣洁的地方，怎么能说放水就放水？叫队医来，先把水抽出来再上路。”

中绒布冰川与西绒布冰川交汇处冰塔林（5700米）

这时，我的高山反应早已过去，这些日子在大本营憋坏了，一上路很兴奋，感觉身体特别的好。我的背包里只有一部相机和一个笔记本，还有点儿吃的，再就是手中的一根雪杖，很轻松。我看到一个牦牛工背着摄像机，还提着三角架，就让他把三角架给我。牦牛工笑着拒绝了。老于说：“别看他背得重，一会儿就在你前边没影儿了。你是不知道冰塔林的厉害！你呀，能跟上60多岁的老游，我就烧高香啦！”

我们面向珠峰，沿着东侧脊的谷地前进，这一段所行走的，也就是所有队员向上行进的路线。说是路，其实就是在乱石堆内走出的一条不是路的路。一会儿要紧贴岩壁擦身而过，一会儿要下坡上攀。脚下全是碎石。走着走着，前面白茫茫一片。珠峰早已看不见了。身旁的东侧脊坡顶，不时发出哗哗的响声，那是从上面掉落的散碎碛石块。

几只野鸽子飞过，还看到了雪鸡，没有见到岩羊。山岩坡上有很多发白的毛茸茸的不知名野草，一团团裹紧岩石生长，仔细看似乎有了点儿绿意。路边有篝火的遗灰和牦牛的粪便，说明进山的牦牛工曾在此夜宿。

一直走了两个多小时后，热了，腿开始发酸。开始还能看到最前面的那个牦牛工，后来果然没了踪影。

到了海拔5300米处，前面出现了一条岔路。向左的这条，就是队员们上山的路，不久便会到达1号营地。我们转向右，切着侧脊拐向西南。老于说，我们走的这条路，就是向珠峰攀登的另一条路线，称北壁路线，也是去中绒布冰塔林唯一的通道。因为这条路已经很少有人走了，显得荒芜，有些地方还有塌方。又走了两个多小时后，老于说快了，快看到了。果然，拐出一段很高的山路，面前豁然开朗，我才发现原来我们行走的东侧脊这样高！真是犹如走在高高屋脊上的感觉。

冰塔林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真的漂亮！让人震撼。它们如同兵马俑一般排列着无数的方阵，从珠峰的山体下列队出现，如同浅绿色的晶莹玉雕，奇迹般装扮着绒布河谷。从山上眺望，远方西绒布冰川是从几座海拔7000米的雪峰下漫布而来，汇合进中绒布冰川。加上东绒布冰川，它们便是被称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绒布冰川。整个冰川的走向，是向着我们大本营北侧的绒布寺而来，故称“绒布冰川”。长约22公里，面积为86平方公里。这样的距离和面积，在珠峰等巨大的雪山群之下，显得很小，但特异珍稀。中绒布冰川是珠峰怀抱里最耀眼的明珠，所以在世界冰川的家族中，也就赫赫有名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攀登时所拍摄的纪录片内的冰塔林，就是这里。那时冰塔林高达数十米，而如今最高的冰群也不过十多米了。

它的形成，是由于冰川各部分的运动速度不同，加上下面的地形变化，使冰川表面出现裂缝所致。这只有在低纬度、气候干燥的高海拔地区，由于太阳光线入射角度高，几乎从冰川上面直射冰川裂隙，引起从上到下的消融，才能使冰塔个体高耸、陡峭，从而成林。珠穆朗玛峰的北侧最具备这种条件，所以此处的冰塔林又高又美，瑰丽奇绝。

看上去，冰塔林就在眼前。老于说，要到达最少也得两个小时。此时已经黄昏，我们便在海拔5800米处的一个山弯下的开阔地宿营。这里，就是自北壁攀登珠峰路线上的1号营地。

当夜，天气很好，蓝幽幽的夜空中，星星显得格外明亮。珠峰也睡了，模糊不清。我久久地站在营地旁不远的山坡上，望着星空，想：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有多少登山者曾经来到这里？我觉得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留下的足迹。前行者多么让人尊重！他们是美的发现者，但在这发现的途中，他们所经历的无数悲剧和喜剧曾在这里的大自然之怀上演，他们勇敢的脚步从未停留。而他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会被这冰清玉洁的圣境所吸引和感动吧！于是，他们的性格和人格也悄然变得如此真实透明。

只有真实透明的人，才会为美的追求付出代价和生命。

夜里，一个奇怪的梦把我惊醒。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老曾、老于，还有老登山家王富洲、史占春、王凤桐等人带领着队员李致新、王勇峰、加措、小齐米、罗申、马欣祥、伍玉龙、吴锦雄……许许多多的登山者排列着，看不到队尾，雕塑般立在冰塔林中。我朝他们喊叫，他们却不理会我……

拉开睡袋，我坐了起来。

这里，是我所到达的最高点了。我知道这将是我终生的一个高度。我和他们的差距，如此之大，该好好仰望他们，这些冰雪精魂……

次日，我们进入了冰塔林。冰虎、冰鹤、冰鹰、冰蘑菇、冰塔、冰柱……四处可见，我们在里面穿行。你可以任凭自己的想象去为它们命名。奇丽无比的，是它的天然而成，没有任何雕饰和虚假之作。只是，从山上看时，它们密集在一起；走近看时，却发现不是的，它们之间的距离很大。它们的高度也没有原来预料的高。这些都不重要了，唯它们的自然，“淡淡装，天然样（戏剧大师曹禺写《王昭君》语）”，让人如醉如痴，触碰不忍又不舍。远处看，是浅绿碧透，近处看，浅绿之中竟点染了浅蓝，更加妩媚。

作者张健在冰塔林

不时能看到晶冰下面滴淌的雪水，潺潺流动，清澈而纯净地闪着蓝光。

我将仅有的几个反转片的胶卷都用了（《科技日报》的朋友刘序盾，在京时听说我要去珠峰，和保定的乐凯厂联系，竟然给我送来了200个胶卷。我仅留了30个，其他大部分都给了山友）。回京后没舍得冲，清晰地记得放在冰箱里了，但半年后却找不到了！也好，大美无言，大美无存吧。

整整一个上午，我们流连忘返。最后，我们沿着冰川向绒布河的方向，慢慢向北走去。我们大本营上面，那碛碎石层下的冰层，据说有150多米厚，这里是上游，该有200多米厚。这真是冰雪的世界啊！

沿着冰川走着走着，忽而脚下出现了几十米深的冰壁，忽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深湖，忽而爬上巨大的漂砾，忽而听到脚下有水声响，原来是条幽深的暗河。再走，面前是十几个足球场大的平展“广场”。走着走着，一条冰沟深陷，底下是条小河。你每往前一步，都想不到前面会有什么样的奇景在等着你。你会感到自己正从远古而来，携一天豪气，再往漫漫的远古深处而去……

老于在东侧向我们紧急挥手，我们过去后，他说：“不能顺冰川走了，往下雪水多了，会越走越危险！跟着我走！”

没过半个小时，我觉得全身跟瘫了的泥一样，腿如铅沉。我躺在雪地上，就不起来了。

老于把我拉起来，用雪杖顶着我，押俘虏一样。

他边走边坏笑：“你扛的那个三角架哪儿去了？给人家丢了吧？”

走出不到三米，我又坐下了。

我从地上抓了一把雪，急切地往嘴里塞。老于抓起我的手就把雪抖掉了：“不能吃，吃了回去就完啦，明天早上你就说不出话了。还指望你和北京联络呢，怎么联络？用哑语啊？”

没走出两步，我气喘如牛，肺如同一个风箱。腿不像是自己的了，你命令它走，它酸胀疼痛得迈不出步去。汗流浃背，头晕目眩。我感到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站会儿，但越歇越走不动。这还是在平地上走，也没有负重，都如此狼狈了。我突然体会到了山上队员们向上攀登，在运输和行军时付出的是什么了。在最险要的地方，为何仅仅十几米的高度，要攀登几个小时……

天完全黑了，我们才摸回了大本营。老于说，1975年他们有支队伍从冰塔林回来迷了路，到大本营时已是次日凌晨3点。

老曾看到我的狼狈像，笑问：“怎么样，大记者？也该我采访采访你啦——面对世界上最美丽的冰塔林，请问阁下看到和想到了什么？”

我说：“这答案，昨天夜里就想好了——你，和所有的队员，也就是你率领着的登山英雄们，就是珠峰的一片冰塔林！”

老曾大笑：“哈哈，回答得很有水平啊！谁说我们大记者的脑子进水啦？”

老于说：“走了一趟冰塔林，净化掉了，没水啦，干了。”

九年后，2002年10月14日上午，已退休的老曾一个人在家准备资料，准备去电视台做一个关于登山的访谈节目。老于也去，两人约好11点一起乘车前往。但自10点开始，老于给老曾打电话就始终无人接听。老于预感到不好，马上给老曾的爱人通电话，紧接着就赶往他家。一开门，发现老曾已经躺在地上。急救人员赶来后，人已经去了，是心脏病突发猝死。他走得如此急切和安详，没有任何痛苦，却让所有的亲人和山友悲痛至极。2003年清明，他的骨灰在北京西郊万佛公墓梅里山难17位勇士的墓地旁安葬。17位勇士就是他带领登山者们安葬的，如今，他安卧在了17勇士墓的左侧，与遇难的战友和日本登山者静静地相伴依偎。巧合的是，老曾墓地的左侧，后来安葬的是我国著名的外科专家韦加宁。而1960年老曾在攀登珠峰时手被冻伤，为老曾的伤手截指治疗的，正是这位韦加宁医生……

1993年在珠峰，老曾在去接王勇峰的峡谷里，找了一块形状很像珠峰的石头带了回来，他说预感到这可能是自己“最后的珠峰”了。果然。如今，这块“珠峰石”仍静静地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他却飘然西去，永不归来……

拍摄雪山雄姿的曾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