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迦巴瓦峰的海拔高度为7782米,大本营所在的海拔高度为3600米。作为登山者来说,南峰的诱惑力,并不仅仅因为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处女峰,更重要的一点是它的难度。此次确定的攀登路线,仍是南脊路线,即乃彭峰路线。中日联合登山队向南迦巴瓦的攀登正式揭幕。他们这批骁勇的喜马拉雅之子,是我国登山队的一支主力军,在世界登山界也是一支令人惊服的队伍。但是,在南峰的这次侦察途中,他吓坏了。但在这绝境之处迷路......
2024-01-12
她们在这世界上最高的寺院里心静如水,燃灯诵经,为的是什么?生命,在她们身上表现得如此顽强,可这顽强中,又少了些什么呢?
3月3日下午,西藏登山协会为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主要是和台湾队员见面,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晚上举行了欢迎宴会。
我知道,最重要的会议是在第二天。第二天,是大陆全体人员的会议。说白了,这是一次交底动员会。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西藏登山协会主席洛桑达瓦主持会议,因我们的队长曾曙生还在北京住院,过几天才能进藏。
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喜欢开会的,但这次会议非同寻常。这标志着我们将如何对待这次向珠峰的攀登。台湾队员的实力是明显不如内地队员的,攀登当中我们应当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尽管在北京时双方进行了周密的商榷,共同提出“同是炎黄子孙,就是一支队伍;一人登顶,代表全队成功”,但是,假如攀登失败,假如只有内地队员登顶,仍是很遗憾的。所以说,这个会议,预示着中国内地的登山者,将如何对待这次极有意义的登山行动。
登山是体育运动,不是政治,但这一次攀登活动的指导思想,将检验攀登的精神和价值。
我很感动,感动这次会议的真诚,真诚代表了内地登山者的胸怀。
达瓦主席的话,我做了记录:
昨天的话不好多谈,今天我们把内地队员召集起来,再说明一下。中国登协主席王富洲也再三强调,这次行动,意义是深远的,是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贡献。通过和台湾队员交流,加深了解,增进友谊。这次行动,已酝酿多年了,今天这一愿望终于实现,对海峡两岸的人民来说,都是值得高兴的。而你们,就要亲自去实施。
我问过老曾,开始他说,两岸队员这一次都要登顶。后来有了变化,双方提出“一人登顶代表全队成功”。这是担心台湾队员的实力差,到关键时刻咬不住,又怕出危险。但是大家想想,假如登顶的仅是我们,这成功,是一个多么不圆满的成功。所以,要求大家动动脑子,尽一切力量,争取保护着台湾队员登顶。我注意了一下他们的气色和身体,高山反应的程度不大,人员结构也还是可以的,大家要有这个信心。
珠峰的三大难关是7000多米的北坳、7790米的大风口和接近顶峰的“第二台阶”。珠峰攀登的难度是巨大的,你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1990年我在那儿两个多月,一直头疼,高山反应厉害。大风口闯了多少次才过去?还有,千万注意安全、防止冻伤。要保护好台湾队员!同志们,这要靠你们了……
这不是一般人说的话,这话很重,是一个老登山人的话。连我也感觉到了此行的压力……
3月6日10时10分,海峡两岸珠穆朗玛峰联合登山队自拉萨出发,向珠峰行进。
从拉萨到珠峰,路经日喀则和协格尔,最后进入珠峰的群山地区。
7日,自日喀则向西南奔协格尔,路上越来越少见到村庄,远方都是苍茫而洁白的群山。中午,路过海拔5220米的加措拉山口时,大家下了车,在一个很大的经幡前照像。由于刚过了藏历年,这里挂着的经幡有不少是新的,五颜六色,十分醒目。这是藏族的风俗,你顺利过了山口,要感谢山口的保佑。它们在风中飘飘扬扬,更显出山口的冷峻与荒凉。我一下车,先是感到奇冷,随后马上就有一种在船上晃晃悠悠的感觉。我明白,在拉萨的高山反应虽已过去了,但从这儿开始又将接受珠峰高山反应的考验。我算了一下,加措拉山口的高度,应该和我将去的珠峰大本营高度差不多,刚到这里就昏沉沉开始头疼了,到大本营怎么熬那两个多月?
我不由得紧张起来,慢慢走回车上,不敢再动。透过车窗,我已看到了珠穆朗玛峰,它似雪山群中的一柄长剑,统领着群峰。
当晚,我们住在协格尔。冷极了,屋里都结着冰。
队里决定让大部分台湾队员在协格尔再适应两天,内地队员于10日进山。
10日凌晨,天上还悬着明朗的月亮,我们的车队就驶出了协格尔。半小时左右的路程后,进入群山之中。这已是边境地区了,我们过了边防检查站。接着,车队在崎岖的山路上开始颠簸爬行。
一会儿在山的低谷,一会儿在山的腰间,一会儿又攀上了山顶。汽车走得很慢,摇篮一样晃着前行。即便这样,车还是快开不动了,憋得吭吭直响。一是山路太陡,二是高山缺氧造成的油料燃烧不充分。渐渐地,我们“摇”进了冰雪的世界里。山和路,都是洁白的。从高处望去,远方的冰山,白得发出刺眼的光。这是喜马拉雅山脉群峰的中段了。雪山似海,银波无边,让我想起了两年前去藏东的南迦巴瓦峰,一见到雪山,我周身的热血马上就沸腾起来。而如今,我为什么没有了这种感觉呢?——珠峰的严酷,我开始领略了。
我似乎不再去思考。头沉、昏、疼。
这里已进入的海拔高度,至少在4500米以上,但奇怪的是竟有人类生存。我们路过两个小村庄,听说叫帕卓乡和曲宗乡。极原始的自然条件下,藏民们能够在此生存,这本身就是奇迹!我们的车路过曲宗乡时,秘书长老于把身子探了出去。果然,他遇到了老熟人,一位曾多次给登山队当民工的藏民兴奋地跑过来,拉住了老于的手就不松。村里的孩子拥来,围在车头不走,朝我们笑。提前随行而来的台湾山友张铭隆和邵定国,拿出一些糖果,分送给孩子们。于是,他们走到哪里,孩子们就围着他们跑到哪里。
过了这两个村庄之后,前方真正是渺无人烟了。
路越发难走,基本上没路了,就在乱石中穿行。有一处地形极险,老于说这叫“老虎口”。汽车似从老虎口中通过,一侧是悬崖。七辆车的司机,个个技术过硬。
老于说:“快了,前面不到30公里就是珠峰了。”但天上飞着雪,看不见珠峰。
车队突然在一道冰河前停下了。
最前面的一个司机走来,说:“坏了,前边的路被冰吞没了,车过不去了!”
我们是第一支进珠峰的车队,冰河阻路,这是没有想到的。今年怪,雪水下来得早,横在前面的冰河有40多米宽。我们的四大卡车物资很重,若强行通过,一旦掉下去就完了。怎么办?
只能选择一处最窄的山地强行冲过,而这儿对面的岸上全是石头,太陡,车爬不上去。
“修路!把对岸的石头挖掉!”老于皱着眉头下了令。
队员们马上从车上拿下工具,开始修路。我也拿起一把铁锹,摇摇晃晃地走了过去。老于说:“你别添乱了,快回车上去,你保证自己别出事就行。”我还不服气,看到队员们都在修路,我决不能躲开。然而,我咬着牙刚一弯下腰,就感到头轰地一下子,天旋地转,几乎站不住了。我张大了嘴喘气,胸口咚咚直跳。我知道在这种条件下我的体力等于零。但我不想走开,宁愿站在那里。只有藏族队员在这个高度没有什么事,其他队员也明显没有多少体力了。
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三个当地的藏民,他们赶到一看,什么话也没说就加入了修路。真厉害,几个人都搬不动的大石头,他们往地上一坐,用脚一蹬就把石头蹬动了。多亏了他们的帮助,否则修到天黑路也通不了。(www.chuimin.cn)
由于修路误了我们近四个小时。车队闯过去之后,老于松了一口气,说:“行了,今天到大本营没问题了。前边别再出现冰河就行。”
我们向三位藏民告别。车走出很远,仍见他们在向我们挥手。
车队沿着绒布河谷缓缓前行,这已是下午4点多,天就要黑下来了。
又走了五六里路,拐过一道河弯后,前边出现了一片开阔地,左侧赫然挺立着一所寺院。我知道,这就是著名的世界上最高的寺院——绒布寺了。
在这儿,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珠峰的全貌,离珠峰直线距离17公里。但天气阴,珠峰被云雾锁裹,没有露出脸来,只能见到下半腰的山体。
总算要到了,我吐了一口气。
一群身着红衣的喇嘛从寺里跑来,向我们挥手。有几个跑到我们车前,一边向前方指着,一边示意我们快停车。一会儿,前面的司机停下了车,他失望地走来告诉我们,前面又遇到冰河了。
我们吃了一惊,山上融化的雪水结成冰,把唯一的道路封锁了,而路右边就是陡峭的绒布河谷。路面本来就是一个大下坡,如果强行通过,车一打滑将会翻下河去。怎么办?30多米的冰面,刨去冰已是不可能,只能用碎石和沙土来垫。但时间不允许了,天正渐渐黑下来了。
在珠峰的脚下,我们被困在了这世界上最高的寺院旁。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寺院旁临时扎营了。
从青海借来的几辆运输大卡车,次日必须返回。
大家只好卸车、扎营、化雪煮方便面。
出师不利,珠峰的脸色这么难看。
我遥望着珠峰,应当说这是我第一次真真实实见到它。雪雾之中,此时只能隐隐看到它的山尖。这就是令全世界登山者惊心动魄的全球最高峰吗?如今,我绝不是从电视和图片上看到它了。我曾千百次预想过见到它时的激动和兴奋,但是,今天我顾不得了,头晕目眩,两边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恶心得想吐。我昏沉木然,总是发呆,成了个木头呆子。
风雪之中,严寒降临了,心似乎也结成了冰。
我吃不下什么东西,钻进帐篷里赶快躺倒。这一夜没怎么睡,只张着大嘴喘气。我并没有觉察出自己在睡袋里呻吟,老于吓坏了,半夜里,他一次次爬起,用头灯照我,又摇我。
“怎么了?干什么?”我迷迷糊糊地问。
“不要紧吧?”
“没事。”
他松了一口气:“没事你吓我。看你还有气没有,没有了就往外抬,明天给你刻一块碑。”
我勉强笑了笑,想说:“还没到珠峰呢,死也得死在山下呀,半路上就倒了太亏。”但我没有说话的力气。
次日,寺里的喇嘛跑来帮我们修路。这时我才发现,这寺里有僧也有尼,而且尼姑很多。来帮助我们修路的,主要是尼姑。她们背起石块就朝冰上走。有几个看样子只有十七八岁,还有一个几乎是孩子,顶多十岁。昨天我们的车队一到,她们就笑着从寺内跑出,一见我们被冰河所困,马上跑去找来工具修路,似是听了神的旨意似的。
随我们先遣队同来的台湾队员邵定国先生,约我去寺里走走。
我很佩服他。北京的海拔高度40米,台北的海拔仅十米左右,他竟能适应这个近5000米的高度。我们从拉萨的3700米到协格尔的4300米,再到这儿的5000米,是三次对身体极限的冲击。能过去,便可以适应;过不去,就只有下撤。在日喀则,我看到宾馆里有一个酒吧似的小店,名字为“氧吧”,进店的人不是喝酒而是吸氧。邵定国先生为何竟能适应?修路、装卸车、扎营,他和队友们一起苦干,只是吃力地大口大口喘着气,鼻涕结成冰挂在胡子上。
进寺院,进经堂,我和邵先生蔼然对佛。先进了僧的经堂,又进了尼的经堂。尼的经堂中经卷很多,翻开着,想来她们比僧更爱学习,也更爱劳动。我们随着她们的指引转拜释迦。一女尼端然手持孔雀翎壶,往我们手上洒一点儿青稞酒,让我们喝一点儿,余下的抹在头上,以示神降福于我们。此时的僧尼,同修路时判若两人,代神施惠,庄重威严。
她们在这世界上最高的寺院里心静如水,燃灯诵经,为的是什么?生命,在她们身上表现得如此顽强,可这顽强中,又少了些什么呢?
一出寺院,在佛塔下突然见到僧尼精心围起的小石墙内,有七枝白杨的插条。想来是去年插的,活了,每根枝条上已抽出了几条小小的幼枝。这恐怕是珠峰唯一引进的绿色生命吧!待我们下山时的5月,它们会吐绿吗?
这天午后,路修通了,我们开进了大本营——5120米的古冰河床一侧。
13日,台湾方面的队员抵达大本营。
向珠峰的冲击,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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