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迦巴瓦：世界最高的处女峰，攀登巅峰

我们沿着昨天的失败之路走来，迈向的目标是成功；即便会再次失败，我们的脚步也不会停留，目标，将永不会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明天的失败，等于后天的成功。有志气的登山者，就是甘愿去寻找为了成功的失败。

南迦巴瓦峰的海拔高度为7782米，大本营所在的海拔高度为3600米。从大本营到顶峰的相对高差是4182米。而赫赫有名的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峰呢？大本营的高度为海拔5100米，距8844.13米的顶峰，相对高差仅为3744.13米。没有接触过登山的人，总爱拿所有的山峰去和珠峰的高度相比，这是错误的。其他不说，仅南峰的相对攀登高度，就超出了珠峰437.87米！

何况，这是一座隐藏着无数未知与风险的处女峰。那峰顶，亘古以来，从未有过人类的足迹。

在山上，豁达的登山者们却又不同意我的这种比较法。他们说：“一般来说，山与山之间都有其独特的难点和个性，就像我们人。你这样机械地相比，也并不科学。梅里雪山的高度还不到海拔7000米，相对攀登高差也不大，但仍是处女峰，在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不得不承认它的难度。当然，评价一座山，只从高度去看，是一叶障目，地形、气候等等更是主要的。但在我们眼里，所有的山峰都是可爱的。”

作为登山者来说，南峰的诱惑力，并不仅仅因为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处女峰，更重要的一点是它的难度。

此次确定的攀登路线，仍是南脊路线，即乃彭峰路线。乃彭峰是紧伴南峰的卫峰，海拔7043米。站在山下仰望，南迦巴瓦像一柄插入云天的利剑，而这利剑旁伏着一只并没有睡着的雄狮，就是乃彭峰。它们似在苦苦等待着自己的主人——天神中最骁勇的武士。等了多久？几十万年了吧。1984年4月，中国登山协会的七位勇士登上乃彭峰，跃上了这只雄狮脊背之后，抬头望着这么清晰的南迦巴瓦顶峰，感到这支利剑就在面前，几乎伸手可触，但是，在乃彭峰顶焦急地转了两个多小时，就是找不到翻下险峭的绝壁冰谷接近南峰坳部的路线。下，下不去；下去了，也无法返回。于是，攀登宣告失败。乃彭峰到南迦巴瓦南山脊的坳部为海拔6700米，乃彭峰顶到此的高度差达300米，平均坡度达80度！几乎是直上直下。但是，这儿已是此条路线决定攀登成败的关键。1990年，中日双方在空中侦察时，终于发现在乃彭峰西南侧海拔6900米处，唯有一条冰雪裂缝可以到达南峰坳部，也就是说，只能冒险顺着这条冰雪裂缝走。如果雪大盖住了裂缝，那危险就更大了。

这仅是攀登中的一道险关。还有，海拔5000米到5400米的喇叭口上宽下窄，是冰雪崩和流雪的通道。1984年登山时统计，最多的一天有60多次雪崩。可怕的雪崩把拉在攀登路线上拉力达3000千克的尼龙绳全部冲断。此外，海拔5600米的3号营地到6900米的5号营地之间，有一条宽50米的冰雪大裂缝，深不见底。绕行它，得四个多小时。还有，再往上，到7200米的6号营地，是南峰东南侧的主冰川补给区，冰雪时常塌陷，攀登者须横切冰雪地形前行，而头顶是峭岩冰壁，冰雪崩很多。6号营地向上，到7400米处，是最危险的雪崩区。况且越向上攀登，越是未知数了，在飞机上侦察时见不到的险处，定会重重出现。

注定的，是一场恶战。

有别于以往登山，这次将采用快速登山法。两国队员，对可能遇到的危险和艰难，都从技术、战术及思想上做了极充分的准备。

中方的攀登队员是陈建军、边巴扎西、加布、桑珠、次仁多吉、罗申（后又加入洛泽）；日方的攀登队员是高见和成、大西宏、大本哲、重广恒夫、山本笃、广濑学，共12人。这12人，都具有攀登海拔8000米以上高山的实力和水平，攀登过珠穆朗玛峰并登顶的就有六人。应当说，这支队伍的实力，在世界上也是最出色的。

12人分为A组和B组两支突击队，每组中、日方各三人。每组人员按上面的名单顺序，前三名为A组，后三名为B组。中方的攀登队长是陈建军（陈在修路时被滚石砸伤后，加布接任）；日方的队长是重广恒夫，攀登队长为高见和成。

请记住这个日子：1991年10月2日。中日联合登山队向南迦巴瓦的攀登正式揭幕。队员们和高、低山协作人员开始了紧张的修路、运输、建营工作，1号、2号、3号、4号……营地，一个接着一个地挺立在了南峰的怀里。

这支队伍中，实力最强的当属西藏登山队的藏族队员。他们这批骁勇的喜马拉雅之子，是我国登山队的一支主力军，在世界登山界也是一支令人惊服的队伍。西藏登山队于1960年成立，多年来已走向成熟，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仅珠峰，历年来他们就有20名队员成功登顶。

如今，进军南迦巴瓦峰，他们派出的又是最强的阵容。西藏自治区体委主任洛桑达瓦亲自带队坐阵指挥，四名主力队员次仁多吉、加布、桑珠、洛泽和高山协作人员仁青平措，都曾在攀登珠峰时登顶。由此，也能看出西藏登协的决心。

自1960年起，他们动了攀登南峰的想法之后，不少队员参加过中国登协组织的对南峰的侦察和攀登，前后30年了，30年之愿未了……

就在这里，中国登协、西藏登协，都尝到了唯一的一次失败之味。不少队员多次提出申请，甚至想自己组织人员来攀登，就因为心中憋着一口气。登山者，失败越大，山对他的诱惑也就越大。

如今，31年过去了。

这次是跟技术装备较强的日方合作，能成功吗？

我们沿着昨天的失败之路走来，迈向的目标是成功；即便会再次失败，我们的脚步也不会停留，目标，将永不会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明天的失败等于后天的成功。有志气的登山者，就是甘愿去寻找为了成功的失败。

因为我们成功过。成功后，昨日的一切在我们面前不再停留。我们的目光，会遥望新的山峰，去迎接新的失败。

细细想来，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最重要的。成功也罢，失败也罢，最重要的还是过程。一切人生之味和真正的收获全含在这过程里，因为它靠的是我们一步一步去走过，走过磨难和痛苦，走过艰辛和迷茫。而这一切，定然会结出明天的幸福之果。

是的，最重要的是过程。

1983年，次仁多吉23岁。他跟着老队员进了南迦巴瓦峰侦察攀登。从当高山协作人员接触山开始，也有三年了，他感到山并不可怕。但是，在南峰的这次侦察途中，他吓坏了。队伍迷了路，在冰壁悬崖里怎么也走不出来。头上若落下滚石，还设法可躲；就是来了雪崩，还有活着的一线希望可拼吧。但在这绝境之处迷路，就等于眼睁睁地看着死亡一步步逼来，那是一种太可怕的恐怖了。他看着同伴的神态，知道坏了，难以走出来了，便吓得几乎要哭了。他才23岁，在老大哥面前还是个孩子。老队员们说：“别怕，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们这么几个人呢，还是个集体。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我们一定能走出去。”终于，路找到了。迷路的恐惧悄然逝去，“集体”这两个字悄然留在了他心中。1988年，中、日、尼三国完成横跨珠峰的那举世闻名的大壮举时，他自北侧第一个登顶，完成了南北跨越。就在摄氏零下40度的峰顶，为了等待战友会师，他挺立在顶峰达99分钟！手，被冻得渐渐发黑，到顶峰20分钟后氧气瓶就空了。那漫长的70分钟，他是在无氧条件下坚持的。大本营的指挥曾曙生通过报话机对他喊道：“李致新已上去了，他背着两瓶氧气！给你一瓶，立即向南跨越！”他顶着强大的高空风喊道：“我可以坚持！可以坚持！留下那瓶氧气给南侧上来的同志们吧！放心！放心！……”

99分钟，他辉煌地站在自己人生的珠穆朗玛峰顶。

山，战友，集体，赋予他在世界之顶挺立起来的力量。

在世界面前挺立的，是人。

年近半百的仁青平措从南峰山上下来联系物资的运输。他站在我的面前，我望着他的手——被冻伤而截掉了六根手指的手。他憨笑着朝我摇摇手，表示这点儿老伤无所谓。这是1975年登珠峰时，在海拔8600米的高度，他从冰壁上滑坠了近200米，差一点儿葬身冰谷而留下的永久纪念。右手的四根手指、左手的两根手指被截去了，他成了三等残废。在此后的登山过程中，一到艰险地段，他必须用牙咬住保护绳向上攀登。而他那辉煌的战绩，也恰恰是在他成了三等残废之后创下的！——他骄傲地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登上三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的人！

1981年，希夏邦马峰（8012米）。

1985年，卓奥友峰（8201米）。

1988年，珠穆朗玛峰（8844.13米）。(www.chuimin.cn)

……

在多次登山活动中，他都任攀登队长。在梅里山难发生后，又是年近半百的他率队员自西藏星夜赶往云南协助救援搜寻。他的出现，会给无数登山者带来信心和希望。他似乎只是为山而存在的。他是喜马拉雅的骄子，更是祖国和藏族人民的骄子！

他数次侦察、攀登过南迦巴瓦峰。1984年正式攀登南峰时，他曾准备把生命交给南迦巴瓦。乃彭峰上，至今鸣响着他请战的回声——“我下去。下去上不来了，就是我‘光荣’了，这也算指出这是条绝路，队友们就别下去了……”七年后，他已48岁，又来了，当高山协作队员，为战友们运输物资。

他心中的滋味，是不屈而又怅然的，年龄在那里，注定他不能成为南峰的第一批登顶者。一个登山者，心中隐忍的痛苦，能有比这更大的吗？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背起物资，为战友扑进茫茫的风雪之中。

仁青平措的人生之路，浓缩着很多藏胞自农奴时代迈向新生活的光明之路。他194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奴之家，从小就给领主放牛羊，他和他心爱的牛羊爬过多少座山？数不清了。数不清的，还有茫茫人世的苦难。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他才有权利选择了登山这个毕生的事业。山，给他的太多了，带给他的是一个全新的人生和世界。第一次到北京来集训，他才知道，山外还有这样一个花花绿绿又真真实实的世界！再站到山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看到了过去看不到的地方。他饱尝过人生的苦难，怀里才有一个永远明亮的今天和明天。所以，雪崩、滑坠、生死线，他出没往返，从不回头。

山的儿子，应是骄子。

登山界的朋友们都称他为“小愚公”。我听到这个称呼的时候，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1988年，我在北京登山基地的宾馆里，参加一次全国体育报告文学评选。一个黄昏，我在水边散步时遇到了他。我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第一次端详着这位英雄。看着他被截去六根手指的手，一种强烈的愿望在心中升起——我要为他写一篇报告文学！

一直到这次登山之后，我才认识了一个真正的仁青平措。他丝毫不“愚”，相反却固守和珍存着一个最崇高的登山者的情怀。1981年，他作为高山协作人员，协助一支中日联合女队攀登希夏邦马峰。协作人员的任务，就是运输等协作，不允许登顶。但他被接近顶峰的日方女队员田部井淳子的不屈精神打动了，甘愿违犯规定，拉起田部井淳子，攀向顶峰……在顶峰，田部井淳子强拉他合影，仁青平措却谢绝了，这意味着田部井淳子单独登顶成功。田部井淳子感动得一边流着泪，一边掏出了中国的国旗。峰顶，那飘扬着的祖国国旗，分明显示着整个中国的阔大胸怀和对世界人民的深情厚意……1985年，他任攀登队长，带着队员向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冲击。这是中国第一次向该峰进军。在山上，按规定，每一个行动都必须无条件听从大本营的指挥，否则，一切后果将由下令者负责。仁青平措当然懂得这一点意味着什么，但是，他未向大本营请示，就率领着八名队员突击顶峰，终于成功……

事后，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山的儿子，必是骄子。

还是听听他的几句话吧——

登山回来，和别人一聊起，自己也真有些害怕。家里人哭，我也哭。算是高兴地哭吧。我这人没有文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能到内地上大学。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将来干登山也行。不过，不能再像我这样没有文化。

他没有文化，他对明天只有这个小小的祈愿，祝他如愿，也一定能如愿！我想对他说的却是：“不，平措，你有文化。你在无数座你所攀登的高峰上，在那登山途中的狂风暴雪里，已为我们的后代创造了一种文化，那是珍贵的山文化，她给予人们的东西远远超出了登山，人们会记住你的名字……”

加布从山上的营地撤下来了，他在喇叭口修路时伤了脚。队里为了保存突顶力量，让他下山医伤，休整后再上去。

司机群央背上一支枪穿过原始森林去迎接他。下午，我正在食堂的帐篷里采访老炊事员瑞师傅时，远方突然传来了一阵歌声。我一听就是群央，赶快跑出帐篷，见群央一边扶着加布从林中走出来，一边高声唱着歌。加布一瘸一拐，看来脚伤得不轻。大本营里的战友都跑上去迎接他们，大家都惦念着加布的伤。群央帮他脱下鞋，见他的脚踝肿得像发面馒头，大家赶紧打热水的打热水，取药的取药。加布笑着说：“不要紧，过两天就又能往山上跑了。”大家这才放了心。

加布正当而立之年，曾于1990年5月，在中美苏和平登山队攀登珠峰时登顶。

我挂念着山上，便和加布聊起天来。

加布说：

建军这次不容易，父亲得了癌症在北京住院，母亲在新疆。谁知他父亲还能活几天？连在身边照顾一下都不可能。干我们登山这行的，都对不起家里人。1984年我在北京集训，准备一年后攀登那木纳尼峰。我母亲为我们受了一辈子苦，我长大了才明白母亲带我们有多难。我一去登山，进了山就想她。她更想我，为我夜夜睡不着觉。母亲有个愿望，就是要到拉萨去朝拜。1983年，我带她去了，这是我唯一感到安慰的，要不然我会后悔得哭死。那一次是我和她见的最后一面，早知道，我一定会多陪她几天。就在我到北京集训时，她病了，不久就去世了，死前最后还叫着“加布，加布……”。直到登山结束后，我和次仁多吉、大齐米等撤下来到了拉孜县，那天，我还去庙里给母亲请愿，愿菩萨保佑她老人家。晚上，我们围在一起喝酒，大家都不说话。我很奇怪，看到队友们喝得比往日都多，眼都红了。我没喝多少，但心里不知为什么不好受，就回房睡了。谁知，次仁多吉摇摇晃晃地进了我的房间，发呆发了半天才说：“加布，有件事，不知怎么对你说。”我呼地爬起来：“说吧，怎么说都行！”我感到不好了。“你母亲去世了。”我不信。大齐米也说：“是的。加布，你别难过。”这时我才知道，母亲死了都快一年了……那几天，我不吃不睡，也流不出眼泪了，只拼命抽烟，一根又一根，一包又一包。我再去寺庙，花了很多钱，不能祝母亲身体健康和平安了，只求她原谅我，求菩萨早日超度母亲，在西天不再受苦。当天我赶到拉萨，进门就问舅舅，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舅舅哭着说：“你母亲也不让告诉你，怕你登山时心里着急出事……”我放声大哭……我去大昭寺请回酥油，在母亲死时的床前，点上长明的酥油灯……

这，也是一个山的儿子。

为了山，他永生都感到对不起母亲。慈母之恩，今生今世无法报还了。

不仅是一个加布。

加布讲到的陈建军，父亲在癌症晚期时，千里迢迢从新疆赶到儿子工作的北京住院，却见不到儿子。我因为回京给日方《读卖新闻》社送资料而提前下山了，便带着从大本营的话筒里录下的他给父亲的话，来到老人住的肿瘤医院。我握着老人的手，打开了录音机：

爸爸，您那么远到北京看病，我又不能在床前伺候您……您要多多保重，等着我！等着我回去……

老人曾是一位军人，是他把儿子送进登山这个行业的。他那慈祥的脸上，泛起了欣慰的微笑。但是，他的双手在抖……

老人对我说：“请告诉他，我很好，就说我的病快好了。叫他和同志们紧密团结，完成好登山任务。”

还不到一年，老人就去世了，带着他对儿子的爱和对登山这项事业的理解。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安息！愿我们任何时候提起山来，都不要忘记这些登山者坚强的父辈及所有的亲人！

建军及所有的汉族队员们，也完全可以骄傲地说——我，是喜马拉雅的儿子！

喜马拉雅。祖国所有的雪山。雪山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