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般洁净的灵魂-南迦巴瓦峰下的巅峰之旅

真正的登山者，都不是那种苛求他人爱自己、而自己从不愿为他人付出一点点爱的人。

南迦巴瓦峰下的乡民说，土地上生长的一切都有魂灵。他们收割青稞前，要先招回青稞的“魂”。祭祀完保护农田的那块石头后，一位老人便对着田地吟唱，请“青稞之魂”躲开镰刀。然后，老人从三个方向割下一把青稞，把搓下的颗粒撒向天空、大地、江河，祭祀和感谢所有神祗。

我们大本营山下的谷坳里，就有个叫杰地当嘎的仅有四户人家的小村庄。他们养牛，也种一些青稞。我到的时候，秋已深，青稞早已收完，遗落在田间的，也已被牦牛吃尽了。我转了半天，才拾到两穗。芒似大麦，粒儿比小麦粒儿大，短圆鼓胀，呈暗绿色。这就是维系着南峰下人们生命的食粮了。我们来，不也是为寻找一种生命的食粮吗？面对南峰山腰那呼啦啦飘动的经幡，我将青稞热热地握在手心，合掌为十，祈祷拜谢这座神山……

大本营是一座帐篷之城。

二十多顶绿色、黄色的帐篷，扎在南峰脚下偏西南的一处平台上。背后，是森林峡谷。下到这谷底，就紧贴着南峰了。但它几乎直上直下，陡得令人不敢抬头看，所以队员们上山不走这条路，而绕向南去，穿过原始森林再向东北接近峰体。这，就是乃彭峰路线。

这支中日登山队一共近70人，由大本营工作人员、A组和B组两支攀登突击队（各六人，中日各半）、高山协作和低山协作人员（运输人员）组成。

我们的大本营，这块绿色的平台，有个极美的名字——美珠拉。“拉”，是山口的意思。美珠拉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天上有颗美丽的星星，当它出现的时候，一个女孩子降生了，就在这个山口。美珠拉，我们的大本营！夜晚，我寻找天上的那颗星星。那颗星星，也在望着我们吧。

明丽而纯净，南迦巴瓦的夜空。

我知道，我们整支登山队，包括日方，都不仅仅是来登山的，而是来寻找一种极美极美的东西。

人们寻找的是什么呢？

夜，幽深。帐篷里，纸箱上的瓦斯灯在滋滋作响。我拥睡袋而坐，却睡不着，眼前出现了副总队长王凤桐的那双手——那是一个登山者的手，被截下了多节手指……我到大本营后，他急忙迎出来，伸出他的手握着我的手。我一握他的手，就感到一种奇特的力量。

这双手，和面前的雪山，那么紧密地连在一起……

他时任中国登协常务副主席，高级教练。1958年他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便参加了我国第一次攀登珠峰的准备工作，从此，一下子和山离不开了。1960年，他和史占春在珠峰完成了侦察“第二台阶”的任务。那高度是海拔8700米。当天两人想突击登顶，但时间不够了，后援又没上来，下撤又撤不成，只好就地挖雪洞过夜。就是这一夜，他的冻伤达三度，结果他将鼻子、脚趾、多节手指“回赠”给了心爱的珠穆朗玛峰。但是，当他悠闲地走在街上，你除了能看到他额部的一块伤疤（取此皮植于鼻部）外，绝对看不到他身上缺少任何东西。相反，你会觉得他身上比别人多的东西很多。这次临行前几个月，南迦巴瓦的侦察组离京进藏前，他和中国登协的几位战友同日方有关人员商谈登山事宜。那天，我也以《山野》编辑部代表的名义在座。商谈结束后，我们应约来到昆仑饭店的卡拉OK歌厅。前来的外国人很多，所点唱的几乎全是外文歌，我也只有听的份儿了。老王西装革履，潇潇洒洒地迈上歌台，一曲曲日语歌曲令全场中外宾客击掌叫绝。那首《北方的来客》悠扬婉转，我从中听出了一种东西，那是经历过人生磨难之后的豁达和温情，依恋和宽容。也是登山者对生活和人生的体味，这是金子一样宝贵的东西了。

我请他谈过一次山。他说：

现在很多人讲究享受了。其实真正的享受，是立体的、多面的，更是精神追求的。登山者享受的东西，一般人享受不到。我给你讲一点儿从山峰上下来的感觉：看到一芽绿草，一滴水珠，一只小甲虫，会像看到天上明丽的月亮那么美好。一到西藏，哪怕望着残壁断垣，都会使人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历史感。祖先千万年是怎么走过来的？那种顽强的生存意识，在漫长而无尽的暴风狂雪、天灾人祸、生生死死中，又是如何传承给今天的我们的？生活、大自然、人类，多么不易，又多么美好！感悟这些，难道不是一种享受？

还有一种享受，那就是每当战胜自我之后的自豪感。登山探险，是把自身投入到恶劣的自然条件中，去自觉测试心理、生理的极限。有的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爱上登山？我说，看看“地狱”是什么样子，为的是更加珍爱我们生存着的“天堂”。

我是学生物的，“出家”爱上了登山。山在我的眼中，也是一个活的生命，更别说她身旁盛开的花、头顶飞过的鸟、山腰缠绕的云、山头皑皑的雪！1983年，我在珠峰下的大本营和一群野鸽子交上了朋友。每天早上我还没醒，它们就悄悄飞落到帐篷顶上咕咕咕地呼唤着我们。我和它们在一起，给它们喂食，同它们对话，目送它们在蓝天里自由欢唱，迎接它们在晚霞里飘然归来。它们透出的是冰峰山野的一股生灵之气。大自然和人应该如此和谐，人类才不会寂寞，生活才绚丽多姿。爱上山30多年了，登山给了我许多本事，我永远热爱着它。我失去了鼻子、手指和脚趾，但收获更多。最大的收获是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对生命、对人生的热爱。

登山这个项目，最能给人注入一种“爱心”，你时时被别人爱着，你强烈地更想去爱别人。那次我在珠峰冻伤后，感受到了人间最伟大的战友之爱，永世难忘。队友们冒着生命危险背我下山，飞机将我送回北京治疗。在友谊医院截肢后，一位护士长三天给我洗一次澡，感动得我泪水在眼眶里转。再大的伤，我不会掉泪，但这种同志式的情谊和关心，使我掉了泪。这种爱，我不仅忘不了，还“长”到身上了，也变成自己的了。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我都善于感受这一点。比如一次我去一家饭店会客，到洗手间时，一位老服务员为我拧开热水，还为我擦了皮鞋，亲亲热热地道一声“您好”。我感动极了，从心里感激他，尊重他，他给我的是人生的美好和温暖。这股热流，是人间不可缺少的，相连的是双方的心。这是件小事，但假如你认为人家就是干这个的，应该的，那你的人生里就缺少一种最重要的东西了。真正的登山者，都不是那种苛求他人爱自己、而自己从不愿为他人付出一点点爱的人。

这就是山给人类的财富，一种看不见的、极美的财富。

中方的攀登队长是被称为“五虎”之一的陈建军。我到大本营后，却见不到他，他正在3号营地带领队员准备建4号营地。

我很担心陈建军，他在山上往4号营地运物资时，被滚石砸伤。若不是他经验多反应快，那冲着他头部砸来的滚石也就要了他的命了。幸好他躲得及时，只砸伤了大腿。

我们日夜都在为山上的队员悬着一颗心。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山上的雪崩不断，有成千上万吨的雪自山顶飞扑下来，把整个南峰都吞没了。

作为登山者，这些险情却是“家常便饭”。就说建军，他从雪中死里逃生，就不止一次。

那是1984年9月，他随中国登协副主席曾曙生等人一起，与一支日本登山队在青海的阿尼玛卿第二峰进行登山训练。一场罕见的大雪崩，把他和战友“活埋”了……

他记得那个日子，是9月11日。

那天，中日双方共11人。其中中方八人两个结组，日方三人一个结组。陈建军和老曾及另外两个队员为一个结组。阿尼玛卿不算高，海拔6268米，但地形险要，又是雪崩的多发区。他们从5200米处出发，准备建一个接近顶峰的攀登营地。下午4时左右，他们已到达5800米高度的一个大雪谷的谷底中心。再有200米就要上坡了，队里决定在此休息十分钟。——幸亏这十分钟，否则后果更加不堪设想。休息后，刚走出不到20米，轰然一声巨响，前面200多米高的山峰像被拦腰截断，滚滚的雪浪铺天盖地直压下来。要跑吧，几个人在一根结组绳上，脚下又是深雪。老曾刚跑出几步，齐腰高的雪浪已把他埋住。“快拉我！……”建军一听，扑上前拼命用力一拉，总算把他从雪中拉了出来。但紧接着，建军感到脚下天摇地动，站都站不稳了。又一股雪浪扑卷过来，浪头高得足有两米多。这一次，谁都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被雪吞没了。开始，老曾感觉脚下发软，猛然间便被一面白色的大网罩住，然后像陷进了一个深深的洞里。天地一片混沌，最初还下意识地去挣扎着扒雪，后来就全身发软，想动也动不了了。只有头觉得发涨、发晕。再往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所有遇险的人中，他被埋得最深。这样被埋着，生命最多能维持七分钟。一过这个时间，便会窒息而死。

幸亏另一个结组的四人没有被雪崩埋住。突然之间，他们发现前边的人都没有了。同伴们都急疯了，四处乱刨雪找人。他们都知道，人就在身边的雪下。而每一分钟的耽搁，都威胁着四位战友的生命。终于，他们发现了一点儿绳子。拉出了两位队员后，怎么也拉不出建军——他被埋得太深了。几位战友只好在雪中飞快地扒，扒了半天才扒到建军。建军的脸已憋得青紫，浑身不住地颤抖，半天才吐出了气来……

老曾在雪中挣扎了足有五分钟。他在被埋的一刹那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红色的太阳帽扔到了上面的雪外，并拼命扒雪，使自己的周围还能有一点点空间。最后，由于氧气太少，全身也渐渐不能动了。营救的伙伴看到帽子，才很快地找到了他。

他们被埋的时间，已接近了那可怕的七分钟。再晚一点儿，他们或许就永远“长眠”在阿尼玛卿了。

就是这个大难不死的建军，此刻，又攀登在南迦巴瓦的冰峰雪谷之中。是的，他说过：“一遇到雪崩等险情，急得直想骂天骂地，但是一离开险区，马上又想上去，你说怪不怪？”

南迦巴瓦大本营之夜

这就是登山者。这就是山的魅力使然。我想起了雪莲——那冰山上的生死之花了。(www.chuimin.cn)

求生，应当说是人生中最基础的智慧，失去了生命，人眼前生存的整个可爱的世界便不复存在了。但生命得以存在之后，人该怎么活着？这是人类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课题。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那不息的追寻和勇敢面对生活的魄力。登山探险，也可以说是在死神面前高扬起人类不屈的、顽强的、无比热爱生命的旗帜。它向世间宣告并召唤一种“活着，但要顶天立地像个大写的‘人’一样勇敢地活着”的人之伟力。一句话，为了美好的人生和价值，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需珍惜并固守这种勇敢！

这才是人类真正的、反思之后产生的智慧。

每一代人，为获取这极美的智慧，甘愿付出代价，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

每一代人，都盼望后来者不要丢失它。

有一部前苏联影片，叫《培养勇敢的精神》。

人类的这种精神在物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愈发稀有了。尤其对于我们的后代，那些蜜罐里长大的孩子们，他们亟需这种可贵的精神。

深夜，已近零点，我在睡袋里仍无法入睡。纸箱上的瓦斯灯嘶嘶作响。山上，不时响起雪崩的轰鸣声。建军等一批攀登队员，就在我头顶的山上……

整个大本营的中心，就是设在中部一个帐篷里的话务台。白天，报话机终日开着，有专人监听山上的任何一点儿消息，定时、定点要和山上通话。山上的队员一有行动，报话机便打开，这样，大本营可随时和山上的任何人通话。电台台长杨世涛、报务员王玉勤大姐、日方人员、所有的记者，常在这儿和山上通话。中方总队长洛桑达瓦更是整日坐在话务桌前，指挥着山上的行动。对于整个登山队，这里是时刻牵动人心的一条生命线。

但是，山上山下，那通话都是轻松而风趣的。

我拿起话机呼陈建军，达瓦队长笑着说：“这话机认人，你呼不通我一呼就通。”果然……原来我按错了开关。

就在这时，山上轰隆隆一阵滚雷般的巨响，南峰的西南侧发生了雪崩。我眼见着那积雪一片山似地崩然瓦解，汇成雪浪飞瀑般急泻而下。而跃冲下的积雪击起的雪雾升腾而起，很快就吞没了南峰主峰。听我的上级于良璞说，大雪崩时，会有成千上万吨的雪铺天盖地而下，雪雾将淹没整个南峰……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雪崩，这白色死神的凛然之威，是那么狂傲而不可战胜。而这，仅是一次极平常的雪崩……

对讲机对面的帐篷里，是真正的电台了。话务员王姐定时呼叫拉萨台，拉萨再与北京联系。所有的记者写出的稿子，都是王姐一个字一个字报到拉萨的自治区登协电台，那边整理出来后再传向北京。这通讯设备有些原始，但省钱。日方的设备比我们先进，但又过了头，通过卫星接传，跟电传一样方便。远在日本的那边组好了版的稿样可马上传到眼前，审校完后又可马上传过去。当然费用太贵，一分钟要十美元。这次活动日方从国内组织到出资，主要是日本的《读卖新闻》社，他们来了好几个记者。《读卖新闻》社在日本的新闻社中也是财大气粗的，他们甚至有自己的飞机和机场。

大本营负责全盘后勤工作的是中国登协的干部张江援。他是我们美珠拉村的“村长”。在这里，我们自封的这个可爱的临时小村，亲切又自然。江援的工作格外繁忙，后裤腰上，这边是刀，那边是枪，野趣盎然。他本是搞气象的，可和山的缘分比和天的缘分近了百倍。在山上，后勤工作是一个很忙很乱的大摊子。大到安排民工上山运输，小到亲自拔枪杀牛，或挥刀宰羊（山上的藏族队员有的要吃生肉）。这个硬汉身上的故事又奇又多，大胆而心细，豪爽又耿直。当然，他也闯过祸。

男人，当是心地透明似水的人，痛痛快快，无遮无掩，想说则说；要骂咱就骂，说打咱就打，错了咱心服口服！但让咱憋在心里使“弯弯绕”，不会！在南峰大本营，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张江援的顶头上司王凤桐为和藏族队员联络感情，在帐篷里打了一次扑克牌。老王这是有意为之，休息时和队员打成一片，一起轻松轻松，是件好事，也很正常。再说，山上的文化生活本来就单调，一张一个月以前带来的报纸往往要看上几十遍。此事被张江援看见了。晚上，帐篷里还有记者，他对着老王狠狠地批评道：“你是登协副主席，又是这支登山队的副总队长，咱们若登上了顶峰，你和大家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可现在不行，今后，队员玩玩可以，但决不许你打扑克！……”老王一听直点头：“对，江援，你说得对！我不打啦。”老王后来和我谈起此事时说：“这才是我的好兵！说明他关心我，真正把我当领导，又是知己。”老王也是好样的，要是碰上个心地狭隘的头儿呢？

还有一次，是几年前，江援在珠峰大本营。那一次驻地周围也有一些外国登山队。一天，两个欧洲人疲惫地走进江援的帐篷，江援马上递过热咖啡招待，这两个老外频频感谢。江援说：“你们到我们国家来登山，是我们的客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这样，不必感谢！”几天后，江援有急事开车下山，见路中央有两个老外站着不动。江援向他们解释车上没地方了，坐不下了。没用，一个老外搬起一块大石头就压在了车上。江援一眼认出，这两个人，就是前几天他招待过的那两个老外！江援气坏了，让他们搬下石头，他们蛮横起来，就是不搬！江援跳下车，挽起袖子就和他们痛痛快快地打了起来！这里是中国，你老外要在这里当天之骄子横行，没门儿！另一个老外拿出相机对他拍照，他一把夺过相机扯出胶卷，回身对车上的两个藏民说：“下来！揍！”两个藏民冲下车，把老外吓得举起双手：“Sorry，I am wrong！Sorry，I am wrong！……（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江援只扔给他们一句话：“Don't forget，this is China！（请别忘了，这是中国！）”

男人，这才是男人！

日本队的队员山本笃过生日，江援亲自安排做了长寿面，又亲自送去。

陈建军的父亲患肺癌正在北京住院，最后的时光里，想儿子。江援在山上仍惦念此事，千方百计和北京联系，尽力减少建军的后顾之忧。

我的伙伴陈群在山上也正巧过生日，江援和台长世涛抱着罐头和啤酒来向他祝贺。我想，这是陈群最难忘的一个生日了。

这也是我们山上的男人。

第二天，突击队的桑珠和罗申，还有日方队员木本哲等人要上山了。大本营所有的人都来相送。

这才叫送行！握握手，拍拍肩，一种信任与祝福的微笑，以这平静的微笑相送战友。就这么简单。

队员们也只回身摇了摇手，笑着，扭过了身去便不再回头，渐渐融进绿树林的山道上，像越来越小的一簇红火苗，一跳一闪，便慢慢不见了。

这便是登山者的送行，几乎连一句“保重”都不必说。是的，任何话都不必说，只让战友带走无言的微笑。

一回身，我愣住了！只见于良璞面向已近消逝的战友身影，久久站在那里，闭眼，双手合十……

在山上，每时每刻，我都能感受到这种人与人之间最难得的真情深意。登山者中，流传着太多舍生相救、生死相助的故事。这也是大山给予他们的财富。这患难之中结下的情谊，是用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所以，世界上许多优秀的登山家，讲起在山里的感觉时，最突出的也是这一点。前苏联登山家库吉明说：“攀登的总体是一种独立的人生——把自然残酷的一面与人生合成一体，这，就是创造。我在这伟大的残酷考验之下，保留着人类的特性。我要实现想做的事，我自觉与山共存，心灵更崇高。这种感慨是登山的朋友们共有的骄傲。而友情，是成功的唯一保证。”

友情，是善良结出的果实。善良的人，才真正重视友情。

登山者，善者之尊。

邪恶，进不了山。

夜幕，又飘降在南迦巴瓦，飘降在我们的美珠拉。帐篷外，先是几声远远的狗叫，声音冲撞着山谷。然后，是牦牛的吼叫了，可叫声怎么那么凄哀苍凉呢？伙伴们曾开玩笑说，那是有冤的牛，死了老伴的牛，失恋的牛，离婚的牛，不被人理解的牛，没钱的牛，孤独的牛……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有时，分外孤独的是人。

人世的冷雨沧桑，人间的无常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