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外探险时，碰到这种情况，我总是非常真诚地点头，满口答应，因为我也不愿意发生性命攸关的危险。传来了李老师在堤上的呼叫，肯定是听到了跌进泥沼声，但又看不清林子里的我们。好家伙，这泥沼真深，淹到了我的肚脐上，简直成了泥人。我只笑了笑，因为在陷进泥沼时看到了稀奇。只好用手去赶，它才急匆匆地往下一跳，落到泥沼上，又噌噌地跳了几下，才在一小水凼里停住。......
2023-08-05
惊险探险：中国与日本再次启程，挑战梅里雪山
【摘要】：追悼会之后仅两个月，中国登协和日方再次组成搜索队，前往梅里雪山。或者，我们将来终有一天能找到他们，用那时先进的科学手段将他们救活……自梅里归来后不久，中国登协与日本山岳会计划秋天攀登西藏南迦巴瓦峰的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我所有的朋友几乎都不同意我进藏，担心我的体质适应不了高山反应。四川登协的朋友来接我们，准备4日转机进藏。飞机预定6时50分飞往拉萨贡嘎机场。
愿你们在梅里雪山这美丽、纯洁的怀抱里安息。我们虽然就要离开你们了，但我们的心，永远伴随着你们！……我坚信，总有一天，你们的后继者会来到你们的身边，完成你们的遗愿！
梅里山难的阴影，挡不住登山者的脚步。
追悼会之后仅两个月，中国登协和日方再次组成搜索队，前往梅里雪山。同时，要在德钦县西南侧的飞来寺，遥对梅里格博达峰的地方，为17位勇士建一座纪念碑。遇难者家属们将一同前往，在碑的周围栽下17棵长青的松柏。
然而，梅里雪山绝不给搜索队到达3号营地的机会，每天50多次冰崩、雪崩……
使人无法靠近。在海拔4700米处，救援人员在雪崩前几乎无法撤回。整整20多天的攀登和搜索，不得不再次受阻。
撤营仪式上，所有的队员望着头顶的雪山都在痛哭——那是一个个七尺男儿！舍不得，舍不得就这样离开埋在雪中的难友。有的人跪在地上，额头顶着雪地，朝着战友们遇难的方向。中方总队长、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曾曙生流着泪面对着巍峨的雪山说：“17位遇难的战友们，由于不可抗拒的天气、地形等原因，我们没能到达你们身边……作为中方队长，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愿你们在梅里雪山这美丽、纯洁的怀抱里安息。我们虽然就要离开你们了，但我们的心，永远伴随着你们！……我坚信，总有一天，你们的后继者会来到你们的身边，完成你们的遗愿！”
我总不愿相信这17位勇士就如此消逝，总觉得有一天他们会突然自冰雪中走出，笑着归来。或者，我们将来终有一天能找到他们，用那时先进的科学手段将他们救活……
自梅里归来后不久，中国登协与日本山岳会计划秋天攀登西藏南迦巴瓦峰的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
南迦巴瓦峰，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座海拔7500米以上的处女峰。
这是一座比梅里雪山更危险、攀登更艰难的山峰。
1984年，中国登山队的第一次失败，就在此山。
梅里山难之后，马上决定攀登此山，这就是祖国的登山者。
我要去南迦巴瓦！
当时，我正帮助中国登协办《山野》杂志，也算个编委。常来常往，和登山界的朋友越来越熟。登协的人都透着一股清新的“山气”，这里与任何机关都不太一样。他们中绝大多数进过山。
他们告诉我，在海拔特高的山峰上遇到雷电，浑身上下摸哪儿哪儿便呼呼冒蓝火。他们给我的正是这种感觉：说话，坦诚率真；做事，风风火火；决策，当机立断。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豁达、友爱和尊重直贯心怀。山的襟怀，山的气魄，山的刚直和透明晶洁，铸造了这样的一群人，真正的男人女人。我最喜欢听他们常说一句话：“喂，什么时候，跟我们到山里去野一野！”
现在！眼下这个时候！机会来了。
遗憾的是，《山野》已决定派去一个随队记者小谢。我仍不死心，一有工夫我便泡在登协。7月，我还给登协副主席王凤桐写下一份“请战书”。
答复非常痛快：“可去，除有关的采访外，将山上的一批资料带回北京，并为本刊写一篇山上的生活散记。”
有这种“特批待遇”，我已很满足了。与我一起被特批而同行的，还有《新体育》杂志社的记者陈群，他曾跟随中美长江漂流队全程报道，更是个“野种”。
我所有的朋友几乎都不同意我进藏，担心我的体质适应不了高山反应。按说我的体质一般，但有个十分奇怪的毛病——一旦出差在外，肯定生病。
听说，在西藏最怕的就是感冒发烧，一感冒不是脑水肿就是肺水肿，重症者很快就见“上帝”去了。高山反应也很吓人，我们报社有个记者，刚下了飞机就输上氧被担架抬走了。还有人说，去一次白血球就会丢失多少，弄不好还患白血病。人们口口相传，说得很悬。
在梅里雪山遇难登山英雄纪念碑前
我想，上苍会助我的。
果然。天遂人愿。
中日南迦巴瓦登山队的大部队于9月下旬出发了。我们迟走几天。(www.chuimin.cn)
1991年10月2日，我们飞抵成都。
四川登协的朋友来接我们，准备4日转机进藏。我们刚上车，这位朋友就报告了几个刚收到的坏消息：一支日本登山队在接近希夏邦马峰顶时遇险，两死两伤；登南迦巴瓦峰的一名队员因病下撤；一位游客到拉萨后患脑水肿，生命危在旦夕……
我仍嘴硬，但心里不免有点儿发怵。
4日凌晨4时30分，我们赶到成都双流机场。飞机预定6时50分飞往拉萨贡嘎机场。不到5时，安检已毕，我们在候机楼候机。飞西藏的人不算多，三四十人中大部分是军人，面色红里透黑。其他的人，即便像做生意的，也毫无都市款爷的味儿，反而很“土”。这使得这班飞机候机厅的乘客和其他航班的乘客都不一样。在这里，我已悄然感受到雪域西藏的气息了。这是一种亲切的、朴实的感觉。
一位在拉萨工作的汉族女孩和我聊起了天。她看我只穿一件厚毛衣和牛仔外套，又知道我是首次进藏，便摇着头说：“你这身衣服不行。到西藏，8点多天刚亮不久，很冷，早上和中午温差太大。进藏最怕感冒，一感冒弄个肺水肿就不是玩儿的。不是吓你，还死过人呢！成都海拔仅400多米，拉萨海拔是3700多米，感冒再加上高山反应，不得了！你不比我们，连我提包里都带着羽绒服。你得加衣服。”
坏了，把我吓着了。我的羽绒服已办行李托运了，怎么办？我决定去行李房取回来，又怕它已经被装上了飞机，于是飞也似地跑出候机厅，冲出安检门。一位安检人员也飞也似地追上我，一把抓住盘问再三。我掏出记者证说明再三，他才相信我不是歹人。等我冲到行李房一问，晚了，行李刚上飞机。回来后我很不安，转了几个候机厅里的商品处，想买件毛衣都没有。回到候机厅，一位军人安慰我说：“不要紧，到了那儿实在不行我给你想想办法。”我道了谢，心里终归不稳。就在这时，广播响了，我们的班机因故障迟飞三个小时。那个女孩望着我笑道：“行了，你得救了！下飞机时你这一身也会热得难受。注意别跑就行，否则心脏会受不了的。”
10时整，飞机终于起飞了。从成都到拉萨，其实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航程。
两个小时后，就到这神奇的雪域之乡了！
建议朋友们感受一次这段航程，哪怕你别出机场马上再飞回来，都会觉得太值太值了！
成都在四川盆地的西部，飞机似乎刚飞升到万米高空，舷窗下便可看见青藏高原了。天气很好，起初机翼下的云很少，稀疏而淡薄。我贴着舷窗向下望去，吃惊地发现这景观和我在中国登山协会看到的一幅青藏高原的凸形地图非常相似。那地图像个沙盘，飞机下面，就像放大了的沙盘，连各种层次的颜色都差不多。这使我猛然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亲切得就像我又回到了小学地理课上……
天空湛蓝湛蓝的，很有层次。蓝天之下便是山的世界了。所有的山尖，都像那沙盘上凸出的小尖尖。山一会儿呈暗绿色，一会儿又呈一片一片的玫瑰红色，不知那是什么高原植物。也能看到森林，绿绒绒的。还有曲曲绕绕的一根“细线”，那是公路了。发着亮光的“线”呢，曲曲折折，勾连回环，一会儿粗点儿，一会儿又细得看不见了，这是江河。那是长江上游的支流吧？半山顶的夹窝里，还有一团一团白亮的小池塘，是天然的水库，那是山的眼睛！
11时，我吃了一点儿东西。就这么一会儿，再往外一看，顿时觉得整个宇宙突然明亮了起来，云海一片通明，使我陡然升起一种神圣的感觉。果然，雪山！雪山出现了！开始是一些山的峰脊北侧有着白色的积雪，后来，就见到整体洁白而透明的雪峰了。透明的部分，该是冰川。云海也顿显苍茫恢弘，一会儿像轻柔飘浮的棉垛，一会儿似威严的古炮台和城堡；而擦着机翼掠过的云朵则像一群群白骏马。远处的云却又那么宁静，好似浮在一池静静的水边，而远处的雪山，就是这水中白色的仙岛了。待低头几乎垂直往下看去，雪山的山脉越来越清晰，峰顶离我越来越近，似乎我只要往外伸出一只脚，轻轻一迈就可以飘然立在峰顶；盘腿一坐，就能做一回华山论道的神仙。我又觉得我已消逝了，灵魂早已出了机舱，走进了外面无边浩瀚的圣洁与辉煌，化了风，化了云，化了雪山，化入大自然母亲之体……羽化而登仙！
灵魂，何时这样美丽，这样自由过？
灵魂，本当如此美丽，自由。
她，该是你的。
……11时40分，飞机开始缓缓下降，沿着雅鲁藏布江的大河谷滑翔。河谷其实是个峡谷，河床里有的地段看不见多少水，却非常宽阔。机身一会儿侧起的度数很大，不适的感觉强烈；一会儿顺河床回绕一个急弯，令人惊心动魄。空中小姐却开始轻松地整理衣装各就各位，机舱广播响了：“飞机马上抵达贡嘎机场，地面温度为9摄氏度……”
一出机舱，风不小，但日光强得令人睁不开眼。西藏登山协会的老姚竟然举着一张纸在飞机跑道边等着我们。我记得那个女孩的话，不敢跑动，感觉却没有什么不适。
脚下，就是西藏的大地了。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进入拉萨市区。一到下榻的喜马拉雅宾馆，可能是搬行李猛了些，我感到太阳穴开始一跳一跳地疼，头脑昏沉，气不够使，胸闷，憋得直张嘴喘大气。我明白高山反应来了。这东西很怪，看来身体不错的人，可能真受不了；而身体不怎么好的人却可能反应很小。对我的反应，老姚说是正常的，几天后就可以适应。几天？我怎么能等几天呢？进南迦巴瓦的值班司机群央多吉来找我，指着我的脸说：“不行！你明天进不了山！你的嘴唇都是紫的，脸色蜡黄，路上出事我上哪儿去找医院？路过的松多山口海拔5000多米哪，比拉萨高多了！按常规，进山前都要在拉萨先适应几天。明天你别走了，走我也不敢拉你！”走不走，我心里正犹豫时，宾馆靠大门的走廊里突然迎面走过来一个年轻人，他的两只手缠裹着厚厚的绷带，走路也得举着，脸上黑黑的，破了两块皮。老姚指着他对我说：“就是他，刚从希夏邦马峰下来，救了好几个日本人，看把手冻的，差一点儿被截掉！真是好样的！”
“别听老姚的，那有什么好说的？只是想起两个死在山上的……”小伙子有些腼腆，一边说，一边往里走。
“那更是救！要不那一个也得死！”老姚回头望着他说。
我上前拦住他，又找来了这支登山队的日方队长、队员、翻译，就在这走廊的沙发上开始了采访。
那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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