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明杰谈产业升级：大企业主导

2024-01-1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芮明杰强调市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不过，让芮明杰感到忧虑的是，中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能够带动产业升级的大企业少之又少。大企业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凤凰周刊：你在《产业发展与结构转型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中国产业升级之路，即通过大企业自身的创新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从某些指标看，中国已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为此，急需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中，民营大企业创新和重构产业链的作用不容小觑。

记者／蒋保信

近来，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是大陆经济学界的热点事件。简言之，林毅夫看重政府“看得见的手”，主张特别需要产业政策；而张维迎看重市场“看不见的手”，极力反对产业政策。

“二者的观点都过于偏颇。”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芮明杰表示。

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产业政策，而在于制定怎样的产业政策。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多或少都有产业政策。但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很少直接动手干预产业的发展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在很多发达经济体，最重要的产业政策就是反垄断，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但中国至今还没把这个问题放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芮明杰强调市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在他今年2月出版的《产业发展与结构转型研究（第四卷）》一书中，他从微观的角度解释了市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并提出了中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新思路——通过大企业的创新及产业链治理，实现宏观上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这项研究成果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

不过，让芮明杰感到忧虑的是，中国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能够带动产业升级的大企业少之又少。

大企业创新带动产业升级

凤凰周刊：你在《产业发展与结构转型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中国产业升级之路，即通过大企业自身的创新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芮明杰：对于产业结构调整，政府似乎一直把它看成是宏观调控的问题，因而特别关心。产业发展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政府总要出面制定政策并采取措施，好像这是它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实际上，若没有良好的市场基础和企业的配合，政府调控的效果极为有限。

另一方面，一般的经济学家都会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应由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这种观点当然是对的，但它只是大而化之的抽象概念，没有真正的说服力。而我的研究则更进了一步，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究竟是什么主体能够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有控制力的大企业能够通过自身的创新重构产业链，而其宏观的结果就是促使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完成转型升级。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每一个企业都身处一个产业价值链或合作网络当中，只不过有些是领导者，有些是追随者。每个产业价值链或合作网络的领导者几乎都是大企业，由于它主导生产和服务的产品高端而复杂，需要许多其他中小企业合作完成。所以说，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只要研究一下经济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如苹果公司，就会发现它们从来不会考虑政府所谓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它们关心的永远是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如何遥遥领先，打败竞争对手，收获最大利润。因为有这样的出发点，大企业肯定就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与升级，以创新的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而大企业推出一个新产品之后，会迫使为其生产零部件的其他中小企业跟着再创新，否则它们就会惨遭淘汰，被别的企业所取代。

所以，在一个企业相互合作的网络中，由于企业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大企业的创新势必会拉动小企业的创新，推动整个产业往前发展。从表面上看，这仅仅是大企业自身的逐利行为，但若每个行业都有这样一些大企业，客观上会促使各行业的技术都不断上升，因而整个社会宏观的产业结构也会得到不断优化。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给政府一个清晰的定位：其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使社会产生一些能够率领整个产业不断往前走的舵手型大企业（也可以称之为世界级科创大企业）。在中国，我真正佩服的舵手型企业是华为公司，它所做的事情跟苹果和微软这些大公司做的事情很像。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华为已步入世界级科创舵手型企业的行列了。就手机这个产业链而言，正是因为苹果、华为这些大公司的不断创新，才使得整个手机产业不断优化。而且，“墙内开花墙外香”，它们的创新成果还被应用到了其他领域中，慢慢地促使了其他产业的调整和升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产业结构调整当中，大企业应该站出来担当更多的责任，而不是把创新职责推给中小企业。原因很简单，大企业资源丰富，人才多，更有实力去做创新和研发的工作。遗憾的是，政府好像不太提倡大企业的创新，而总是鼓励中小企业去创新，好像创新就应该是中小企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

如果能有一个可以公平竞争的市场，拥有很多像华为这样的世界级创新型大企业，中国的产业结构自然能够调整好，根本不需要政府出台什么产业政策。而吊诡的是，在政府产业政策的干预下，有些企业可以不顾市场需求而不断地扩产能，虽然短期内增加了GDP，但长期来看会使产业结构越来越糟糕，而这样的企业也将必死无疑。

芮明杰

激活国企培育民企

凤凰周刊：中国的大企业并不少，在2016年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上榜公司的数量达到了110家，但很大一部分为国企。在你看来，国企能够承担产业升级的重任吗？

芮明杰：很难。虽然不能说国企一点创新能力也没有，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不如华为那样富有进取精神。在世界500强的企业中，中国的国有企业表面上规模很大，但实际上竞争力很弱，主要靠垄断在盈利。

凤凰周刊：中国现在各大支柱产业主要由国企掌控，在短期内这种局面应该很难改变。那么，国企需要做一些什么改革，才能更好地促使中国实现产业升级？

芮明杰：国企的制度和机制，限制了它的创新能力。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建议在一些公共服务领域和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领域，可以继续由国企掌控；但在其他竞争性的领域，则应放开，采取混合经济的方式改造传统的国有企业，让民营企业也参与到这一场改革当中来。如果国企可以靠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垄断在获得巨额利益，它是永远不会去大力创新的。(www.chuimin.cn)

中央政府前两年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是一种改革方式。但搞了这么长时间，在“混合所有制”里面做老大的还是国有资本，效果不好。实际上，如果能让民营资本控股“混合所有制”的国有企业，效果会更好。因为由自然人作为法人的企业股东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承担有限责任或无限责任，市场反应速度快。而国有资本的“所有人”是虚拟的，其所有权归国家，而国家是一个机构，而非确定的自然人。各级政府代表人民来履行国有资本的决策和管理职责，决策过程庞杂漫长、效率低、反应慢是很正常的事。改革的目标如果是让国有企业变得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成为可以跟国际跨国公司竞争的世界级企业，那么这个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

凤凰周刊：在中国，为什么像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很少？

芮明杰：也不能说除了华为公司之外，其他的民营企业就一点创新能力也没有。但在中国当下的市场环境下，民营企业限于资本实力和原有产业的低回报率，它们的短视行为比较普遍，很多民营企业家甚至都想着捞一票就走路。而创新必须是一个坚持不懈的过程，需要时间，这就需要企业有长远发展的眼光和战略。

也不能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思想境界不高，因为这是制度环境造成的。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保护企业家积累下来财富，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他们当然不会在研发和创新方面投入太多，而是想方设法把资产转移到国外。

所以，如果中国真正想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政府仅仅鼓励万众创新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在制度方面做一些大的改革和调整，把更多的中小企业培育成有创新力的大企业，这样才会迎来一个创新的大好局面。

中国已入中等收入陷阱?

凤凰周刊：你很早就提出中国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而实现产业升级可能是跨越这个陷阱最好的路。据你的观察，中国现在是否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芮明杰：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传统产业在衰落，新兴产业在成长。现阶段，中国的支柱产业主要还是纺织、钢铁、煤炭、造船等传统产业，它们为中国贡献了70%以上的GDP。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设想中，新兴产业的发展被寄予了厚望，政府这两年也一直不断地推动它的发展，虽然它的成长速度很快，但所占的GDP比重还非常小，不足以支撑中国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现在所发展的新兴产业，都是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要跟它们竞争，难度可想而知。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遇到的一种比较困难的发展状况，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陷入结构性的陷阱。这个陷阱就是传统产业大幅衰弱，新兴产业又发展不起来的结构性状况。因为随着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劳动力成本、资源价格等不断上升，导致原来的传统产业竞争力弱化，产业转移情况严重，而新兴产业发展则遭遇技术壁垒和发达国家的阻击，于是经济发展就会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从目前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结构的状态来看，中国已然步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能否真正实现所谓的强国梦，就看能否走出这个陷阱了。

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步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前，普遍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但真正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较少，大部分是失败的，比如，在金砖四国里，其他三个国家都没成功。再如，很多拉美国家的人均GDP早就超过中国了，达到了一万美元左右，但这么多年来，始终成不了发达国家，一直徘徊于中等收入陷阱之内。

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较为成功的案例是“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其中，日本最具典型性，它在战后没花多少时间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了。历史地看，这跟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制度设计有关系，但最重要的还是日本在战后的各种努力。

凤凰周刊：日本的经验是什么呢？

芮明杰：第一，日本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投入很大，这对科技、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日本的教育不仅普及率高，而且教育水平也很不错。到现在，日本已经出现了二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另外，日本人做事比较认真，执行力很强，只要看准了，就会一直做下去。

第二，日本政府在产业发展与升级方面的决策把握得很好，也有一些不错的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抓住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机遇，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美国的帮助。

第三，必须要指出的是，日本之所以能够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首要功臣并不是日本政府，而是三菱、东芝、索尼、TOYOTA等这些大公司，作为科技与产业创新的舵手企业，它们领导了相关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日本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没有汽车工业的，但为什么丰田等公司能很快崛起，生产的汽车甚至比美国本土品牌汽车还要好，比德国做的不差？这跟丰田公司的努力创新和积极竞争有关，而日本政府主要是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市场机制和制度环境，给企业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反观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真正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下去。如果哪一天，中国出现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像华为公司这样的企业，那中国经济就很强大了。但现在看来，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凤凰周刊：放在全球大背景下，中国现在的产业升级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芮明杰：机遇很多。现在全球已进入工业4.0时代，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等都在蓬勃发展，并且深刻地变化着。所以，中国不仅需要尽快解决对落后产业进行改造的问题，还要把握住未来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方向，迅速地走到制高点上去。否则，如果中国跟不上这轮产业发展的趋势，那么中国肯定又要被甩开很大的距离，将来还要重复今天的产业结构困境。

问题在于，谁来担当这项重任？毫无疑问，这担子最终肯定要落到所有企业身上，尤其是大企业的身上。但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创新力不足，而民营企业中又没有太多华为这样的科创世界级舵手型企业，这是我非常忧虑的地方。

□ 编辑王毕强 □ 美编虎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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