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家林贤治：鲁迅密码

专访作家林贤治  思想家鲁迅的精神遗产

记者／徐伟

作家林贤治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专注于鲁迅及近代思想史研究，先后出版了《人间鲁迅》《反抗者鲁迅》与《鲁迅的最后十年》三部传记，还有《一个人的爱与死》《守夜者札记》等思想随笔，更编纂和评注了多个版本的《鲁迅选集》，为人们走近鲁迅提供了一系列思想工具。

在这个纪念节点，他接受了《凤凰周刊》的专访。

鲁迅的全部工作在于“启蒙”

凤凰周刊：你从中学时代便开始接触鲁迅的作品，此后数十年一直从事鲁迅研究。回顾人生，鲁迅给了你怎样的精神指导？

林贤治：我真正阅读并自觉读懂鲁迅，是在文革期间。在那些惊恐的日子里，鲁迅的著作成为一服强力止痛剂，给我慰藉和勇气。鲁迅所给予我的精神力量，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他的独立人格，我们惯称的“硬骨头”，以及他的生命哲学“绝望的反抗”。其他有关政治、社会、文化和文学艺术的思想观点，倒还是次要的。

“绝望的反抗”给人以斗争的勇气、韧性、信念和希望。这里还包含了一种方法论，即你面对的，永远是世界的负面、黑暗面、缺陷面，必须加以改革和改善的方面，但因此，这种面对和审视会带有批判性质——批判社会，也批判自己。对我个人来说，多一个鲁迅或是少一个鲁迅是大不一样的，他使我有了坚持的确信。

凤凰周刊：你的鲁迅论著中，特别强调鲁迅的“反抗者”形象，那是一种无权者对权力者的反抗，而他永远代表的是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弱势群体”，这种反抗精神在当时和后世有何意义？

林贤治：反抗精神是鲁迅的精神核心，它来自于自由主体，对自我是一种尊严，对他人是一种道义。在鲁迅身上，你会看到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因为同情弱者，他又常常表现出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风格。读他的文字，尤其是杂文，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一体两面，他把两者结合得很好。在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反抗强权或强势，正是对于社会自由、平等的追求，是公正性和正义性的一种体现。

我们知道，自由、平等、社会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合理与否的基本维度。面对专制的、匮乏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事实上，唯有反抗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功能调节器。鲁迅的反抗精神对当时乃至后世的示范意义，是非常丰富的。表面上看起来，红卫兵曾宣传利用过其“斗争性”的一面，其实他们当年抄家、烧书、批斗“黑七类”等等行径，正是鲁迅批判的“流氓”习性。他们把鲁迅大爱的一面摒弃了，他们没有将鲁迅的斗争对象看清楚。鲁迅的斗争唯是对强势者的反抗，对弱势者是保护的。在理解鲁迅时，爱与憎是不可分割的。

凤凰周刊：你曾说，鲁迅是你唯一确信的一位“真正能为中国的进步和底层大众的命运着想的知识分子”。他具有平民立场，但同时又是一位文化精英和思想启蒙者，他很清楚自己和底层人民之间的隔膜，故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是如何处理这种矛盾情感的？

林贤治：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的全部工作在于“启蒙”。他通过写作和社会活动，竭力使国民免除文化传统和现存体制（包括愚民政策）的影响，认识自身的奴隶地位和“吃人”的环境，改造其固有的“劣根性”，从此起而反抗，扭转因袭的命运。鲁迅永远是无权者的灵魂保护人，他从困顿中来，深知底层的不幸；他经历过各式革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对革命和革命者有深刻的观察。然而，即使在搏战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不忘以宽大的布衣护卫弱小的一群。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对中国国民，尤其是对广大农民的态度。对于来自农民的反抗，他是肯定的；但是，对于作为反抗者本身，他又是不信任的、怀疑主义的。他评《水浒》，固然反对宋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他对李逵式的一律排头砍去的流氓主义亦深恶之。在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小说《阿Q正传》里，农民的形象是闭塞的、孤立的、自私的、冷漠的、狭隘的、自大的、怯弱的、自我麻痹的。

从物质到精神极度匮乏，世代唯有接受专制政治和奴化教育的中国农民，很难导向现代革命。所以，在鲁迅看来，中国历史是循环的、重复的，距离解放的时日尚早。鲁迅的伟大之处，不只在于抚慰寂寞的灵魂，当众多的个体组成“孤独的人群”时，鲁迅又把民众的消极面放大了给我们看。对于民众，唯其“哀”得深广，所以“怒”得激烈而持久，于是作韧性的抗争，“不克厥敌，战则不止”。

林贤治

堂·吉诃德式的独战

凤凰周刊：鲁迅后来会加入左联，从根源来讲，是否也源于这种反抗精神和底层立场？他对左联的态度一开始就是有保留的，知道自己“又当了一回梯子”，但为何还要这么做？

林贤治：鲁迅加入左联，无疑是他反抗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实行“一党专政”的行为的一部分。当时有文人说他受领袖欲的支配，意思是说他乐于当“盟主”，才接受共产党的邀请参加，其实是不确的。那时，共产党是在野党、地下党，没有公开活动的权利，不可能靠党票谋取利益，鲁迅的加盟是有风险的。此外，这个组织是文学团体，并非党组织，虽然内部有党组存在，但盟员都是青年作家。他进去的本意并非要当“盟主”，而是做你说的“梯子”，扶持和团结一批反叛者，建设一代“反叛文学”。

他信中表白说，之所以愿意做这种牺牲，完全是出于“愿英俊出于中国”的初衷，希望中国文学进步，希望中国进步。至于后来与周扬等人的冲突，那是另一回事。从本质上说，这种冲突，完全可以看作是他对官僚主义、专制主义的反抗。但是，为了不在反动政府面前示弱，不使“亲者痛而仇者快”，他受伤也只能隐忍，野兽般到密林深处舔伤口，后来在退无可退时才公开决裂。

凤凰周刊：鲁迅处在从传统向现代、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时代，他既是传统的反叛者，又与传统有着很深的关联。你曾说他是“思想上的激进主义者，行动上的保守主义者”，该如何理解？

林贤治：鲁迅来自传统中国黑暗的深部，亦来自现代的源头。对于这个前现代社会，鲁迅抓住其中的死结：“吃人”。所谓“吃人”，即作为个人的生存到发展的各种权利，全然遭到剥夺，然而，人们已经习惯于奴隶的非人处境：麻木、苟且、逃避自由。

对于现实，一是不敢正视，二是善于遗忘。鲁迅所做的斗争，不但在于揭露黑暗的事实，还要暴露各种企图掩盖黑暗的行为。鲁迅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自己也深知这种矛盾，认为是传统的“毒气”和“鬼气”所致。你说得好，他反叛传统，又不免与传统相关联。但他高出我们的地方，就是他有一种自觉，故而能够时时作自我批判。

至于说到“思想上的激进主义者，行动上的保守主义者”，也并非事事如此。譬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他明知自己已被列入黑名单（“钩命单”），但仍决然参加同志的追悼会，且出门不带钥匙，做好被捕的准备，可见行动的激进。至于保守的方面，则可以举他对家庭婚姻的态度来看他的矛盾和局限。

他是个人价值、自由恋爱的鼓吹者，从留日到“五四”，其实都是这种个人主义思想，但他不得不顺从母亲，娶了朱安，留下一份至今仍为正统的人们所诟病的婚姻“遗产”。又如，他与许广平恋爱，从过程看，也是瞻前顾后、一波三折的，看《两地书》就可以知道；最后，还是许广平给了他“一条光”，这才把他从疑虑中解放出来。(www.chuimin.cn)

凤凰周刊：新文化运动催生了包括鲁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钱玄同等在内的一大批知识人，与同时期或稍晚的其他学者和作家相比，鲁迅的独特性何在？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中考察，鲁迅应该居于何种地位？

林贤治：大时代群英毕集，但也很快风流云散。可以看到，在大分化中，留下抱持个人信念的坚卓者很少。就拿新文化运动的诸多精英人物来说，陈独秀、胡适先后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阵营，与权力组织发生了关系；周作人后来渐入颓唐，但吃完“苦茶”之后，也到日伪政府中做了大员；而钱玄同，退而为纯粹的教授学者，成了远离政治空间的典型。

在原来的营地里，其实只余鲁迅在做堂·吉诃德式的独战。鲁迅是立足于文学思想战线而做政治抗争的独异知识分子。不妨回顾百年来的历史人物，论人格，他最完整；论思想，他最深刻；论斗争，他最彻底。不惮于反强权、反体制，敢于孤身鏖战的战士，索诸中国知识界，除了鲁迅，我们还可以推举哪一位呢？唯一的知识分子标本——这就是鲁迅在现代中国存在的价值。

2011年8月17日，“鲁迅的面容—中国新兴木刻运动80周年暨鲁迅诞辰130周年纪念特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观众在欣赏风格迥异的鲁迅形象。

提倡“立人”的文学大师

凤凰周刊：与胡适“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但开风气不为师”不同，鲁迅不仅是启蒙的导师，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创作者。单纯从文学成就来看，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杂文的成就大小，你会如何排序？

林贤治：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是构成一个战士型自由写作者的整体。若一定要排序，论各自的成就和影响，确应以杂文优先，小说次之，散文再次。

杂文的写作，是鲁迅的一个身份性标志。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同时进行小说、新诗和随感录等多方面的写作，但后来都放弃了，唯独集中地写他的杂文，一种便于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文体样式。他的杂文有很高的概括力，这与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的深入认识有关，尤其在中国人的精神方面。所以，他曾自信地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作为小说家，鲁迅一开始就教他的读者把世界当作问题来理解，也就是说他必须把一个充满疑问的现实世界揭示出来。鲁迅的小说艺术，没有太多的花样，相反是突出的简洁。他根本不像一般作家那样斤斤于性格描写的技巧，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人物多是“类型化”的。因为在鲁迅的意识中，首先需要彰显的是思想革命的意义，社会学的意义、美学的意义自在其中。这些类型化人物，往往游移于故事与寓言、写实与抽象之间，在现实主义文学画廊中明显属于异类。

鲁迅散文的突出特点，是所写全是关于“人事”的方面，表面看起来，题材显得相当狭窄。他始终远离自然，即便文中夹杂写景的文字，也都是为了写所感，而与风月无关。鲁迅的散文，大抵产生于激战或大病过后，或者经过一场劫难之后的精神休整时期。因此，相对获得一种“痛定”的闲静，他的散文特别富于抒情气质。这种情感，比较杂文的战斗豪情，偏于绵长、凝重和深沉，显示了精神渊深的方面。

凤凰周刊：有人认为鲁迅批判性太强，而“无正面主张”或者“无建设”，你如何看待这种评价？鲁迅提倡，“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他立起来的是什么？

林贤治：这种批评是无根据的。首先看“无正面主张”。鲁迅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批判家，他之所“是”往往是通过“否”来表现的。就是说，他所持的观念、批判的根据，即我们所称的所谓“正面”，正隐藏在否定的背面。这是我们认识鲁迅时不能不了解的一大特点。

再看“无建设”。这种论调把“建设”和“破坏”完全对立起来，殊不知两者是难以割裂的。正如鲁迅所说：“无破坏即无新建设。”破坏不但是建设的前提，而且破坏本身常常构成建设。比如我们赞许的“五四精神”，它是一群“轨道破坏者”批判的产物，但又分明是在社会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一种建设性的精神力量。鲁迅的许多批判性、启蒙性思想，在一个蒙昧和专制主义的语境中，其破坏性固不待言，其建设性亦当不言自明。所以，它至今仍然被看作有用、有力的工具和武器，而不断地为人们所运用。

不说思想说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他的成就至今无人可以企及。他的《呐喊》是中国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茅盾说里面每篇都有一个新形式；他的《野草》，是中国第一部现代诗，与艾略特的《荒原》同时问世，在思想艺术方面毫不逊于后者；他的杂文，不用说更具开创性意义；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第一部小说史。还有翻译、稽考古籍、编印版画集等等，中国现代史上，有多少人有如此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呢？其实，对于中外许多流氓盗寇式的破坏，即所谓“无建设”的破坏，鲁迅历来是反对和批判的，只要看看他的《杂忆》一文便可知道。

凤凰周刊：你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说，“鲁迅死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在21世纪的中国，鲁迅对我们最迫切的意义是什么？对当下的知识分子而言，鲁迅的哪些精神仍值得借鉴？

林贤治：在21世纪的中国，鲁迅对我们最迫切的意义，仍然在于对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现代基本价值的追求。对当下的知识分子来说，鲁迅的精神，无疑是稀缺的，所以是宝贵的，值得学习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直面现实、独立思考、勇于批判。

凤凰周刊：近年来，鲁迅的文章从教科书中逐渐删除，尤其是一些政治性和时代性很强的文章被认为不合时宜，如《友邦惊诧论》等，你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青年该如何学习和接受鲁迅？

林贤治：鲁迅的文章在教科书里被删除，实不足怪异。教育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鲁迅在《两地书》中同许广平讨论教育时，便有许多富于启发意义的地方，也足以解释这些现象。作为一个文化符号，鲁迅代表了一种价值。弃还是用？弃什么和用什么？此间大有文章可做，牵涉到鲁迅之外的诸多问题。首先，要使启蒙者接受启蒙，使教育者接受教育，要让他们明白通过鲁迅进行“立人”思想教育的必要性和便利性。

有人杜撰出一种说法，说是“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所以怕，首先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鲁迅，也不了解自己。要设法弄清楚各自的文化身份，找到鲁迅和我们相关联、相一致的地方。如果找不出、不明白这种“相关性”，那么鲁迅永远就是陌生的；相反，如果弄清楚这种相关性、血脉一致的地方，鲁迅就会变得亲近和亲切。

至于教科书应选哪些文章，我想应该是文字浅显而又富于美感的、深入中国历史文化内核的、富含思想和人性价值的篇章。最好少选时评，选时评也要非常严格，因为时过境迁，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不容易说明白，这样教育的意义就小了。即使是同一个作者，文章总会有高低深浅的区别。不过，鲁迅的文章，不同文体、不同题材、不同风格，可选作范本的实在太多了。

□ 编辑 李夏恩  □ 美编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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