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起源：流寇的统治

所有国家都是掠夺性的吗？能否给明朝的中国贴上如此标签；中国历史后期的独断专行；没有对行政权力的制衡，能否维持清廉政府

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提出政治发展的一个简单模式。^[1]世界最初落在“流寇”（roving bandit）的手中，像20世纪早期中国的军阀混战，或21世纪初在阿富汗和索马里的军阀割据。这些强盗纯粹是掠夺性的，经常在短时间向居民榨取尽可能多的资源，以便移往他处，寻找其他受害者。到一定时刻，其中一员变得鹤立鸡群，掌控整个社会：“这些暴力企业家当然不会自称为强盗，恰恰相反，他们会给自己和后裔冠上高贵的名号，有时甚至宣称享有神授君权。”换言之，自称合法统治的国王只不过是“坐寇”（stationary bandit），其动机与他所取代的流寇，没有什么差异。坐寇知道，如果不做短期的掠夺，反而向社会提供稳定、秩序和其他公共服务，让它在长远时期变得更加富饶，更能承担税赋，自己也就得到更多的收获。对受统治者而言，与流寇相比，这是一大进步。“流寇定居下来，向百姓提供政府服务，这出自他的理性自私。这理性自私将使他从社会中榨取最大化的资源，以供自己的享用。他将使用垄断的强制权力，攫取最大化的税赋和其他勒索。”

奥尔森继续指出，坐寇的最大化税率可与微观经济中的垄断价格媲美。如果实际税率超过这个限制，将打消生产动机，从而导致总税收的下跌。奥尔森认为，专制统治者不可避免总是制订最大化税率，而民主政权总是制订比专制政权更低的税率，因为它们必须求助于承担主要税责的“中间选民”（median voter）。

统治者就是坐寇，从社会中榨取最大值的税赋，除非在政治上受到阻止。奥尔森解说政府如何运作的这一概念，虽然愤世嫉俗，却讨人喜欢。这符合经济学家的努力，他们试图将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行为模型推进政治领域，把政治看作经济的衍生物。这非常吻合美国政治文化的反中央集权的传统，后者对政府和征税始终保持怀疑态度。这还为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发展理论，提供了预言性的漂亮模式，近年来得到了其他社会学家的极大扩展。^[2]

但奥尔森理论是不正确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者，经常无法使用奥尔森的最大化税率向臣民征税。要回到一个不完全货币化的社会，凭借残缺不齐的历史税收数据，估算出当年的最大化税率，当然非常困难。但我们知道，前现代统治者经常增税，以满足像战争等的特定需求，待到紧急状态结束时再予以减税。仅在特定时期，统治者才会把社会逼上适得其反的绝境，这通常发生于朝代末期，以救燃眉之急。正常年代，他们向社会的征税一定远远低于最大值。

奥尔森模式的欠缺，最佳例证就是明朝中国。广泛的共识认为，当时的税率远远低于理论上的最大值，甚至低于最基本服务所必需的水平，譬如保障社会生存的国防。在明朝中国发生的，同样也会在其他农业社会发生，如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君主政体。这还可成为其他理论的组件，以解释传统政权为何很少采用最大化税率。^[3]

皇帝并没行使理论上的权力，不单表现在征税上。武则天式的专制只是偶见，并不是持续现象。很多中国统治者对治下的百姓，表露出可被称为仁慈或忍让的态度，或儒家所谓的“仁”。中国有悠久的抗税历史，儒家的传统更认为，重赋代表了国家的道德缺陷。《诗经》就有如下的诗歌：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4]

明朝皇帝在权力上受到的约束并不来自法律。如我们在武则天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中国统治者不像欧洲统治者，如要增税，无须征求高等法院或议会的同意。他们不但可以颁发行政命令，任意调整税率，甚至可以随意没收他人财产。早期现代的法国和西班牙“绝对”君主，遇上强大精英时必须小心翼翼（参看第23章和第24章）。相比之下，明朝开国皇帝太祖，一下子就没收了全国最大几个地主的地产。据说，他清算了“无数”富裕家庭，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因为他相信那里有特别顽固的反抗。^[5]

对中国权力的真正约束大体有三种。第一，缺乏诱因来设置庞大的行政机关以执行命令，尤其是征收较高的税赋。明初，中国已是大国，其人口在1368年超过六千万，到17世纪末更增至一亿三千八百万。^[6]在这样辽阔的领土上征税并不容易。在14世纪，货币流通很少，每个居民要缴的基本农业税都是实物^[7]，通常是谷物，也可能是丝、棉花、木材和其他货物。当时没有综合的货币制度，以记录这些税赋，或将之转换成共同的计量单位。很多税赋归当地消耗（纳入预算），其余的运到逐级而升的粮仓，最终抵达首都（先在南京，后在北京）。纳税人承担的运输费用，往往超过所运货物的价值。地方和中央的收入和预算不做分门别类。有学者将之比作老式的电话接线板，电线来自各方，再插入各方，复杂得像一团乱麻。^[8]户部人手不足，根本无法控制或理解这个制度。作为土地税基础的土地清查，实施于朝代早期，但并不齐全，之后又没有更新。人口增长、所有权变更、地理变化（洪水淹没或开辟荒地），很快使人口登记册过时。像其他民族，中国人也非常擅长于隐藏资产，并策划掩饰收入的计谋。^[9]

皇帝征税和没收的无限权力常常是闲置的。它的使用多在朝代初期，皇帝正在巩固权力，与早先的对手一一算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宫廷经常需要那些精英的合作，便在早先没收财产的地区实施显著较低的税率。

第二，缺乏行政能力所限制的只是供应方面，而不同的皇帝也有自己不同的税收需求。奥尔森假定，任何统治者都想获得税收最大化。这反映了现代经济学的普通假设：最大化是人类行为的共同特征。但这是时代倒错，将现代价值向历史投射，当时社会并不一定同享这种价值。明朝开国的太祖皇帝是一名非常节俭的独裁者，他削减中央政府，避免涉外战争，粮仓实际上常有盈余。他的继承者明成祖朱棣（1360—1424）则截然不同，启动了雄心勃勃的营造运河和宫殿的大工程。明成祖也资助宦官将领郑和（1371—1435）下西洋，其巨型舰队抵达非洲，甚至可能更远。其政府开支是太祖时的两至三倍，额外税赋和徭役都有相应提高，引发了抗税起义和普遍不满。结果，第三任皇帝和后续继承者只好降低税率，向太祖时的水平靠拢，还向受触犯的士绅阶层作出其他政治让步。^[10]明朝的大部分时期，土地税定在总产量的5%，远远低于其他农业社会。^[11]

中国君主一点也不逊于其他前现代社会的统治者，却往往展示出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中文名司马贺）所谓的“适可而止”（satisficing）行为，而不是最大化行为。^[12]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如战争所引起的急需，他们经常满足于让睡着的狗继续躺着，仅仅征收应付正常需要的税赋。^[13]下定决心的皇帝可能追求最大化税收，如明成祖，但所有专制政治领袖都会自动追求最大化的想法，显然不是真实的。

对皇帝权力的第三种限制不在征税和财政，而是权威的转授（delegation）。所有大型机构，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公司，都必须转授权威。这样做时，位居行政等级顶端的“领袖”，便会对机构失去相当程度的控制。转授的权威可以给功能专家，如预算官员或军队后勤，也可以给省、州、市和地方当局。这种权威转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统治者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知识作出国内所有的重要决定。

权威转授的背后是权力转授。代理人以专门知识向委托人行使反制的权威。它可能是管理特殊部门的技术知识，也可能是某地区特别情形的本地知识。因此，像赫伯特·西蒙那样的组织专家认为，大型官僚机构中的权威不是一味从高到低，有时竟往往是反方向的。^[14]

像现代的总统和首相，中国皇帝也遇上这类难题，官僚机构要么反应迟钝，要么蓄意违抗。尚书们或者反对皇帝的提议，或者悄悄地阳奉阴违。当然，中国统治者享有现代主管所没有的手段：他可以廷杖各级官员的赤裸屁股，或随便判以监禁和处决。^[15]但这种强制方案，并没解决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潜在的信息问题。官僚经常不执行领袖的意愿，因为他们比较了解帝国的实际情形——并可欺上瞒下。

像中国那样的大国，其治理必须转授权力，必须依赖地方政府。不过，地方政府会滥用职权，腐化堕落，甚至共谋以反中央。正规的行政机构不足以对付此类问题。命令自上而下层层传达，但信息不一定回馈上去。如果他根本不知道滥权的发生，最独裁的皇帝也不会去惩治恣意妄为的官员。

君主权力的局限，曾在“封建制”和“郡县制”孰是孰非的标题下，在前现代中国受到讨论。这里的封建与欧洲封建主义的复杂内涵毫不相干，只表示权力的分散，而郡县制的地方官员都是中央指派的。根据明朝学者顾炎武（1613—1682）：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16]

为了应付反应迟钝的行政机构，中国统治者的典型对策是设置间谍和告密者的平行网络，完全脱离正式政府，只是重叠在其上。这显示宦官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不像普通官僚，宦官可以直访皇帝居所，通常获得比政府官员更大的信任。皇宫因此派他们外出，或刺探情报，或惩罚正式官僚。到明末，皇宫估计有十万宦官。^[17]从1420年开始，他们组织成奥威尔式（Orwellian）的秘密警察，全名叫东缉事厂，受东厂掌印宦官的管辖，在朝代晚期演变成“极权恐怖主义的机关”。^[18]但皇帝又发现，他也控制不了宦官。尽管有内正司（编按：明代负责惩处违纪太监的专门机构），他们还是自订政策，上演政变，共谋反对皇帝。^[19]中国政治制度没有任何政治负责制的机制——没有地方选举或独立媒体，以保证官员的诚信。因此，皇帝不得不将一套自上而下的中央控制系统，叠放在另一套之上。虽然如此，他仍然无法取得对国家的严密控制。

明朝不愿和不能征收它所需要的税赋，最终导致它的倒塌。明朝统治的头两个世纪，中国基本上没有外患威胁。到16世纪末，安全情形急剧恶化。日本海盗开始突袭富庶的东南海岸，幕府将军丰臣秀吉在1592年侵犯朝鲜。同年，内蒙古发生战争，南方的土著也纷纷起义。最为严峻的是北方的后金，它变得更加强悍，组织得更加严密，已在东北边境频作骚扰。

政府对危机的回应完全无力。面临攀升的开支，它耗尽银子储备，但仍然拒绝向士绅阶层增税，最终坐失良机。虽然军事威胁变得愈益明显，累计欠税在17世纪最初几十年仍持续上升。皇帝甚至几次颁布税赋大赦，在征收欠税上显然认输。戍边军队早先组织成自给自足的军事屯垦区，现再也无法支撑，必须仰赖中央政府长途运来的给养。政府没能组织妥善的押运制度，因此做不到准时支付军饷。朝廷步履蹒跚，勉强维持到1644年。其时，北京政府因李自成的汉族起义军的打击而愈益衰弱，最终毁于获得明军降将帮助的满洲军队。

20世纪之前，明朝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本土政权，其传统政治制度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的机构现在看来是非常现代和有效的，但其他方面却落后和失灵得难以置信。

首先是帝国的官僚选拔制度。科举制度的根源可追溯到汉朝，但在隋、唐、宋初，出仕人选仍局限于精英家庭的小圈子。到了明朝，科举制度才成为进入政府的主要途径，赢得了威望和自主，使之成为所有后世科举制度的榜样。

科举制度与更广泛的教育机构相连。全国各地都有儒家学校，接受望子成龙的父母送来的孩子。最好的学生由老师推荐去南京和北京的国子监深造，将来参加科举考试。（推荐不争气学生的老师要受罚。此法现代大学可以借鉴，用以抵制贬值的分数。）精英家庭仍有可能以“例监”的名义，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去。但这些靠捐纳取得资格的监生（类似于当代哈佛和耶鲁的遗产特选生，即富裕校友的孩子），很少抵达官僚机构的最高层，那里仍然严格要求选贤与能。^[20]最高荣誉属于连中三元者，即在三级考试中都获第一名：省的乡试、京城的会试、宫廷的殿试。在明朝历史中，完成此一壮举的仅商辂一人。他在官僚机构中级级高升，到15世纪晚期成为谨身殿大学士。^[21]

中国的官僚机构树立了一个模版，几乎所有现代的官僚机构都是它的复制品。它有中央集权的委任和晋升制度，各等官职从顶端的一品到底部的九品（很像美国政府的文官序列表），每一品又分正从两级，所以，官职提升可从正六品到从五品。经科举而入仕的官员，会被派到全国各地担任低层官职，但不得在自己家乡。如果亲戚碰巧分配在同一衙署，年少的通常必须引退。三年之后，官员得到部门主管的评估，再直接上报吏部。不鼓励官僚的水平调动。经受住这个制度淘汰、并被提升到顶端的官员，往往是才华特别出众的。^[22]

然而，这些才干优长、组织良好的官员在为一位独裁者服务。他无须遵守任何规则，大笔一挥便可否决仔细谋划出来的政策。他们面对皇帝变化无常的处罚和清洗，只有很少高官得以结束自己的任期，而没有受到羞辱。最坏的决策出自开国的太祖皇帝，他对自己的丞相产生怀疑，不但废除丞相制，而且规定“以后嗣君，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此请者，置之重典”。这意味着，后代皇帝不能有相当于总理的助手，只好亲自与掌管实际工作的数十部门打交道。这个制度在精力充沛、巨细无遗的明太祖手中，尚能勉强运转；在能力较差的后代统治者手中，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十天内，太祖必须应答1 660本奏章，处理3 391件不同事项。^[23]可以想象，继任者对太祖所规定的工作量的愤慨。

很多后代皇帝不胜其任。传统上认为，明神宗（万历皇帝）是最不堪者之一。他自1572年到1620年的漫长统治，正好对应着明朝的式微。^[24]在位的后半期，他干脆拒绝与尚书们见面和主持朝廷。数千份奏折留中不发，在宫廷里堆积如山，既不看也不予答复。事实上，他一连数年不出宫殿，其间重要的政府决策都无法制定。他也非常贪心，挪用国家财政来支付私人费用，例如建造壮观的定陵。17世纪早期的军事危机中，国家储备仅剩二十七万两银子，他自己名下却累积两百多万两。不顾户部尚书的屡屡请求，他仍拒绝发放足够的帑银来支付军饷。^[25]他的行动直接导致了最终摧毁明朝的满族力量的增长。

我们所讨论的政治发展三大组件中——国家建设、法治、负责制——中国在历史早期就获得了第一件。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他们设计的行政机构是理性的，按照功能而组织起来，以非人格化标准进行招聘和晋升，这绝对是世界第一。也许因为中国社会如此重视家庭，国家建设者认定，他们的特别任务就是在政府中杜绝腐败根源的家族或裙带的影响。

在战国时期的战争洪炉中建立如此制度是一回事，要在后续两千年中维持下去是另外一回事。早已获得现代性的官僚机构，在国家崩溃或遭受贵族家庭的瓜分时，又变成衰败和家族制复辟的牺牲品。国家衰退在数世纪内逐渐发生，再要恢复到当初秦汉创建者的设计，也要花费数世纪。到了明朝，古典制度在很多方面获得完善。它更加任人唯才，所控制的社会比汉朝的更为庞大，更为复杂。

在其他方面，中国政治制度又是落后的。它从没创立法治和政治负责制的机制。国家之外的社会像以前一样，与欧洲或印度相比，组织得更为松散，很难采取政治行动。没有拥有土地的独立贵族，也没有独立城市。四下分散的士绅和农民，只可被动地抵制政府命令，不时爆发激烈的起义，又遭到残酷的镇压。他们从来没有像斯堪的纳维亚农民所做的那样，组织成集团向国家争取权利。随着佛教和道教的流传，独立的宗教团体在隋唐时期蓬勃兴起。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这些宗教团体发挥反国家的作用，从红巾军到太平天国。但宗教始终只是小宗派现象，在正统儒家当局的眼中是可疑对象，从没能代表强大的社会共识，也不能以法律监护人的资格来限制国家权力。

中国王朝的重大遗产是高品质的威权政府。世界上几乎所有成功的威权现代化者，包括韩国、新加坡，现代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都是分享中国共同文化遗产的东亚国家，这不是偶然现象。很难在非洲、拉丁美洲或中东，找到像新加坡的李光耀或韩国的朴正熙那样素质的威权统治者。

但明朝和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的经验，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在没有法治或负责制的情况下，良好统治能否长久。如遇坚强能干的皇帝，该制度卓有成效，雷厉风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遇变化无常或庸碌无能的君主，他们大权独揽，经常破坏行政制度的效率。武则天清洗官僚机构，安插自己不合格的追随者；明太祖废除丞相制，让继任者束缚于这一困境；明神宗完全不理政事，导致政府瘫痪。中国人视之为“坏皇帝”问题。

中国制度中确有一种负责制。皇帝接受教育，深感对人民的责任。他们中的优秀者，尽量回应人民的需求和抱怨。尽责的统治者还经常以人民名义惩戒手下官员，并依靠宦官网络来刺探谁在做好事，谁在做坏事。但制度中唯一正式的负责制是向上的，即对皇帝负责。地方官员必须担忧，宫廷如何看待他们的表现，但绝对不会在意普通老百姓的意见，因为后者无法依赖司法或选举的程序来反对自己。对普通中国人而言，遇上昏官的唯一求援是上诉，希望皇帝有可能获悉。即使是好皇帝，在如此辽阔的帝国中，要想得到他的注意简直是缘木求鱼。

……

然而，法治和政治负责制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滥权的绝大多数，并不来自暴政的中央政府，而是来自散布四方的各级地方官员。他们狼狈为奸，或偷窃农民的土地，或接受商人的贿赂，或漠视环保和安全的规则，或遵循历来地方官员所从事的。如有灾难发生，例如地震披露的豆腐渣学校工程和管理不善的公司的奶粉污染，中国人的唯一求援就是向中央政府上诉。而中央政府则不一定作答。有时，它会对犯法官员采取严厉措施，但在其他时候，它自己太忙，或心不在焉，或要应付更为紧要的事务。(www.chuimin.cn)

法治和政治负责制本身很好，但有时会搅乱卓有成效政府的运作，如印度国家由于诉讼和公众抗议，而无法作出基建项目的决策；或美国国会由于说客和利益团体，而不愿面对像社会福利这样的紧迫问题。

但在其他时候，为维护卓有成效的政府，法治和负责制又属必不可少。在适当条件下，强大的威权制度可以建立非常有效的政府。政治制度要能承受外部条件的变化，以及内部领袖的变更。法治和负责制制衡国家权力，从而减少政府表现的参差不齐。它们约束最好的政府，但也防止坏政府的失控。相比之下，中国人从未能解决坏皇帝的问题。

传统中国为何发展不出本土的资本主义？这引起了广泛争论，包括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本卷目的不是为了参与争论，只是想解说，遏制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大概不是由于良好制度的缺席。

现被认为与现代经济发展休戚相关的制度，明朝中国已拥有大部。它有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国家，可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卖官鬻爵和其他公开的腐败虽然存在，但不像17世纪的法国和西班牙（参看23章和24章）那么猖獗。^[26]暴力处于控制之中，与很多当代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实现了文官政府对军队的高度控制。其弱点当然是法治的缺乏，产权因此而受害于政府的朝令夕改。如我在第17章中所争论的，对经济增长而言，宪政意义上的法治并不是必须的。虽然土地不时被征用，尤其是在朝代初期，但国家得以维持几十年“足够好”的产权，在农村的征税也尤其偏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足够好的产权，以支持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27]

当然，明朝中国奉行经济上不理性的政策，严格控制商人和贸易。它对食盐生产的垄断将价格人为提高，像法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导致大量走私和腐败。对发展来说，政策远远没有制度那么重要，朝令可以夕改，而制度的建立则艰难得多。

中国所缺乏的，恰恰是经济学家假设为人类共同特征的利益最大化精神。明朝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沉浸在巨大的满足之中。皇帝觉得没有必要收取力所能及的税赋，其他种类的革新和变更也都不值一试。下西洋总兵正使郑和远航印度洋时，发现了全新的贸易通道和文明社会，但没有激起好奇心，也没有后续的远航。下一个皇帝为了节约而削减海军预算，中国的大发现时代（Age of Discovery）刚刚开始，便告结束。同样，名叫苏颂的宋朝科学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座机械时钟，由水轮推动庞大多层的齿轮系统，因女真人攻陷首都开封而遭遗弃。时钟的部件散落各地，如何制作，乃至它的曾经存在，经过几代人就湮没无闻了。^[28]

阻碍明清中国取得经济增长的因素，今天已不复存在。早期西方评论家认为拖中国后腿的文化缺陷，现也不再是原因。20世纪初，大家都嘲笑儒家理想中的士绅学者，留长指甲，除了当官，拒绝做任何其他工作，成为现代化的障碍。这一独有的士绅理想已在20世纪消失，但重视教育和私人进取的文化遗产仍然生龙活虎，非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它体现在全世界无数中国母亲身上，省吃俭用，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敦促他们在标准化考试中出人头地。导致明成祖的继任者取消远航的自满，已被异乎寻常的强烈意愿所取代，中国领导人渴望学习外国经验，如果合适便加以采用。首创门户开放的政治家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在前一世纪全球经济比赛中表现得如此糟糕，现在又如此杰出。较为信服的解释是它对科学、知识和革新的态度，而不是它的政治制度的根本缺陷。

[1]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独裁、民主与发展》（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载《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87卷，第9期（1993年）：567—576页。

[2] 例如罗伯特·贝茨，《繁荣与暴力》；罗伯特·贝茨，Avner Greif和Smita Singh，《组织暴力》（Organizing Violence），载《解决冲突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第46卷，第5期（2002年）：599—628页；道格拉斯·诺斯，巴里·温加斯特和约翰·沃利斯，《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人类信史的概念架构》。

[3] 曼瑟尔·奥尔森的其他理论，譬如民主社会的税率低于专制社会，也是错的。我们将在第27章中看到，英国议会负责制的出现反而导致税率的大幅增加。

[4] 引自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和布鲁姆（Irene Bloom）编，《中国传统研究资料集》（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第2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卷，39页。

[5]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10页。黄仁宇（Ray Huang），《明代的财政管理》，载贺凯（Charles O. Hucker）和林懋（Tilemann Grimm）编，《明代的中国政府七论》（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年），105页。

[6]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修订更新第2版，24页。

[7]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31页。

[8] 黄仁宇，《明代的财政管理》，82页。

[9]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28—129页。

[10]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07—109页。

[11] 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年），85页。

[12] Herbert Simon，《经济和行为科学中的决策理论》（Theories of Decision-Making in Economics and Behavioral Science），载《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49期（1959年）：253—283页；Herbert Simon，《理性选择的行为模式》（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载《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第59期（1955年）：98—118页。

[13] 中国统治者是“税收最大化者”的见解，只是将基于现代行为的假设，投射到过去，却没有历史事实的基础。最大化的执行需要他们作出更大努力，很可能大大增加相应的成本，体现在政治反对、农民起义、官僚机构的抗议等。在王朝晚期，长江下游富庶地区的富有贵族发起激烈的抗税，导致了惊人水平的欠税。政府不仅没有加以追究，实际上反而宣布税率削减。黄仁宇，《明代的财政管理》，107—109页。

[14] Herbert Simon，《行政行为：行政组织中的决策研究》（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纽约：自由出版社，1957年），180—185页。

[15]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中国剑桥历史》第8卷，52—53页。

[16] 杨联陞，《地方管理》（Local Administration），载贺凯和林懋编，《明代的中国政府七论》，4页。

[17]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21页。

[18] 贺凯，《明代的政府组织》（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21卷（1958年）：25页。

[19]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24页。

[20]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32—33页。

[21]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38页。

[22]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41—53页。

[23] 贺凯，《明代的政府组织》，28页；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04—105页。

[24] 有关万历皇帝统治的详情，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

[25] 黄仁宇，《明代的财政管理》，112—116页；牟复礼，《帝制中国900—1800年》，734—735页。

[26] 参见 Koenraad W. Swart的《17世纪的公职出售》（Sale of Offic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海牙：Nijhoff出版社，1949年），其中有关中国的章节。

[27] 从所谓的“自然”（natural）秩序，到“开放准入”（open access）秩序，道格拉斯·诺斯、巴里·温加斯特和约翰·沃利斯提出过渡三台阶：文官控制军队、针对精英的法治、“永久”组织（其他社会学家称之为制度[机构]）。如果我主张的中国享有“足够好”的产权获得赞同，那么中国符合这三个条件，至少不差于后来成为“开放准入”秩序的许多早期现代欧洲国家。参见道格拉斯·诺斯，巴里·温加斯特和约翰·沃利斯的《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人类信史的概念架构》。

[28] David S. Landes，《计时上的革命：时钟和创造现代世界》（Revolution in Time: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修订版（马萨诸塞州剑桥：贝尔纳普出版社，2000年），15—16页，引自李约瑟，王玲和Derek de Solla Price，《神圣的时钟：中国中世纪伟大的天文钟》（Heavenly Clockwork: The Great Astronomical Clocks of Medieval China）（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