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部落制的起源与发展及其对政治秩序的影响

中国文明的起源；古代中国的部落社会组织；中国家庭和宗族的特征；周朝的封建扩张和政治权威的性质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有部落制，分支世系制迄今仍残留于中国南部和台湾。历史学家谈起中国“家庭”时，不是指夫妇带小孩的小家庭，而是指成员达数百乃至数千的父系家族。中国早期历史有相当齐全的记载，提供了观察国家自部落社会脱颖而出的罕见良机。

人类长居中国。早在80万年前，像古直立人的古人类已现踪迹。智人离开非洲数千年后，也抵达中国。稷（北方）和稻（南方）很早获得人工培植，冶金和定居社区的首次出现，则在中国朝代之前的仰韶时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到龙山时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可见城郭和社会等级分化的明显遗迹。在这之前，宗教基于祖先崇拜或鬼神崇拜，由巫师主持。他不是专家，像在大多数其他族团层次社会，只是社区的普通一员。随着等级社会的逐渐成形，统治者开始垄断巫术，借此来提升自己的合法性。^[1]

开发农业后，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恐怕是马匹驯养，公元前四千年在乌克兰率先发生，又在公元前二千年早期传至中西亚。过渡到草原游牧业则完成于公元前一千年初，也是马背部落向中国挺进的开始。^[2]这种挺进主宰了中国后续历史的大部分。

古代中国的分期有点让人困惑。^[3]仰韶和龙山不是朝代，而是考古学的范畴，以中国北部黄河中下游的定居点而命名。中国王朝始于三代，即夏、商、周，公元前770年，周朝又发生分裂，从陕西的镐京迁都至现代河南的洛阳，前为西周，后为东周。东周本身又分春秋和战国前后两段。

表1. 古代中国

从远古到统一中国的秦是古代中国所涵盖的历史。我们的有关知识来自浩淼的考古资料，包括用于占卜的甲骨文（通常是羊肩骨）、青铜器彝文、官员用来记录政务的竹简。^[4]另一来源是问世于东周最后数世纪的伟大经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嗣后成为中国官员的教育之本。据称，这五部经典是孔子编纂和传播的，再加上卷帙浩繁的注释，构成了塑造千年中国文化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经典的形成背景是东周时期，其时内战方兴未艾，政治分崩离析；《春秋》就是鲁国十二名国君的编年史，在孔子眼中，显示了这段时期的退化和堕落。这些经典和孔子、孟子、墨子、孙子等人的著作，虽然蕴含大量历史信息，但大体上仍属文学作品，其精确性尚不明确。

但有确凿证据显示，中国政治体数量经历了极大的收缩，从夏初的大约一万，到西周开国时的一千二百，到战国时只剩下七个。^[5]中国西部的秦孝公和谋臣商鞅，奠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秦王征服所有对手，建立统一国家，并将秦首创的制度推向中国北方的大部，国家巩固由此告成。

从部落到国家层次的过渡在中国慢慢发生，新的国家制度重叠在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之上。夏商时期被称作“国”的，虽然有日益明显的等级和集中领导，实际上只是酋邦或部落。一直到商末，亲戚团体仍是中国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到了周朝才有变更，涌现了拥有常备军队和行政机构的真正国家。

中国历史的早期社会由宗族组成，即同一祖先的父系家族。基本军事单位由宗族内大约百家男子组成，以宗族领袖为首，聚集在同一旗号下。宗族又可灵活组合，凝聚而成氏族（clan）或更高层次的宗族，而国王只是特定地区所有宗族的最高领袖。^[6]

三代时期，宗族中的仪式被编纂成一系列法律。这些仪式涉及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在祭有祖先神位的庙堂举行。庙堂内分划不同的祭殿，对应不同层次的宗族，宗族领袖掌控仪式以加强自身权力。未能正确遵守仪式或军事命令，会引来国王或宗族领袖的严苛处罚。依此类推，如要彻底摧毁敌人，一定要毁其祖庙，劫其珍宝，杀其子孙，绝其香火。^[7]

像其他部落社会，中国社会组织的层次也时高时低。一方面，村庄范围的宗族为战争、自卫、商业而团结起来，有时出于自愿和共同利益，有时出于对个别领袖的尊敬，但更多时候是迫于强制。战争变得愈益频繁，夯土围墙的城镇在龙山时期变得星罗棋布。^[8]

另一方面，宗族社会又在分化瓦解。年轻人开发荒野，自立门户。其时，中国仍属地广人稀，只要搬到他地就能逃避现存宗族的管辖。^[9]因此，正如国家形成理论所预测的，人口稀少和缺乏界限阻碍了国家和等级制度的形成。

尽管如此，在黄河峡谷的古老地段，人口密度与农业生产力一起上升。商朝的等级制度愈加分明，这可见证于领袖对追随者施加的惩罚，以及其时流行的奴役和人祭。甲骨文提及五种处罚：墨（面部刺字涂墨）、劓（割鼻）、剕（断足）、宫（阉割）、大辟（处死）。^[10]很多当时的葬地，挖掘出八至十具作揖的无首骨骼，许是奴隶，又许是战俘。高级领袖的陪葬人数竟高达五百。在殷墟出土的陪葬人总共一万，还有大量马匹、战车、三足鼎和其他珍贵工艺品。为平息死去祖先的灵魂，活人竟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包括人、动物、器物。^[11]很明显，自部落到等级分明政体的过渡正在展开。

社会组织中家庭和亲戚的重要性是中国历史上重大常数之一。秦国君主试图抑制亲戚裙带，以推崇非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先在自己王国，统一成功后再推向全中国。中国共产党1949年上台后，也尝试使用专政权力消灭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义，使个人与国家紧密相连。但这两项政治工程，都没获得发明者所期待的成功。中国家庭证明是颇有韧性的，父系家族迄今仍活跃于中国部分地区。^[12]短暂的秦朝之后，非人格化管理最终在西汉期间得以确立（公元前206—公元9年）。到了东汉末期和隋唐，亲戚团体又卷土重来。要到第二个千年初期的宋明，非人格化国家管理才得以恢复。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宗族和氏族一直处于强势，直到20世纪。它们在地方上发挥准政治的功能，在很多事情上取代国家成为权力的来源。

关于中国亲戚关系，我们有很丰富的资料，大部分由人类学家所编撰。他们研究台湾和中国南部的现代社区，所使用的亲戚团体记载可追溯到19世纪。^[13]个别亲戚团体所保存的详细记录，有助于研究更为早期的家庭关系。但在古代中国亲戚关系上，我们却只有很少信息。将现代趋势投射得那么久远，风险不小。有学者主张，当代宗族是宋明理学家所提倡的政策的产物，与公元1000年之前的亲戚关系是迥然不同的。^[14]尽管如此，在中国数世纪的历史中，亲戚团体的某些特征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中国社会的亲戚关系严格遵循父系社会或父系家族的规则。有人类学家将之定义为“使用统一礼仪、显示共同祖先的集团（corporate）”。^[15]某些现代宗族的祖先可追溯到二十五代以上，但历史上的宗族通常不超过五代。相比之下，氏族是容纳若干宗族的更高级组合，通常基于虚拟（fictive）的亲戚关系。这种氏族和相关的姓氏联盟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确定异族通婚。^[16]

像其他父系家族社会一样，继承和遗产只通过男子。女子不是宗族的永久成员，而是与其他重要家庭联姻的潜在资源。结婚后，她与生身家庭一刀两断，在很多中国历史时期，只可在规定时日回访娘家。妻子不再往生身的家庙祭拜，而是改去丈夫家的。香火传承全靠男子，因此，她在新家庭中没有地位，直到生下儿子。除非有了将来为父母灵魂祈祷的儿子，她的灵魂将不得安宁。讲得实在些，儿子又是她晚年的经济保障。

数世纪来，无数中国小说和戏剧记载了年轻妻子与婆婆之间的紧张关系。婆婆虐待未生儿子的媳妇是理所当然的。但一旦有了儿子，女子作为重要宗族继承人的生母，又可获很高的地位。中国王朝众多的宫廷权术，都涉及意欲提升儿子政治地位的擅权遗孀。西汉时期的皇太后，至少六次得以选择皇帝继承人。^[17]

前现代（premodern）社会的可悲真相之一，就是很难把儿子抚养成人。现代医药发明之前，地位和财富只能提供很有限的差别。世界君主政体的历史，充斥着王后或妃嫔没能生下儿子而引起的政治危机。日本皇太子徳仁亲王于1993年结婚，与妻子雅子一起尝试生个儿子（而未成功），引起众多现代日本人的急切关注。与一连串早期皇帝相比，这又算不了什么：仁孝天皇（1800—1846）十五个孩子中，仅有三个活到三岁；明治天皇（1852—1912）十五个孩子中，仅有五个活到成年。^[18]

跟其他社会一样，传统中国的因应对策是纳妾。地位高级的人士可娶二房、三房甚至更多的妻子。为确定个中的继承权，中国发展了复杂的正式规章制度。妻子再年幼的儿子对妾的儿子，仍享有优先继承权，但也有违反此例的皇帝。虽然有具体规矩，继承权的不确定性仍是宫廷政治的主题。公元前71年，霍光妻霍显设法谋害了坐月子的许皇后，让女儿成君取而代之。公元115年，汉安帝多年不育的阎皇后鸩杀了刚生下儿子的皇妃李氏。^[19]

像库朗日所描述的希腊和罗马，中国亲戚制度也与私人财产制度有关。周朝宣称，所有土地都是国家财产，但周天子太弱，难以付诸实现。土地日益私人化，买卖和改造也变得普遍。^[20]作为整体，宗族拥有祖庙或祠堂。较富的宗族又投资于共同财产，如水坝、桥、井、灌溉系统。单独家庭拥有自己的耕田，但不得随意处置，因为有对宗族的礼仪义务。^[21]

宗族增长始终给遗产的继承制造难题。周朝早期有长子继承权制度，之后又改为儿子们平分。这一规矩延续了中国历史的大部，直到20世纪。^[22]根据这个制度，家庭的土地经常越分越小，以致无法维生。中国开发了大家庭概念，数代男子同堂。成年的儿子或在分到的祖地上安家，或试图购买邻地。对宗族的共同财产，他们仍然有份；对共同的祖先，他们仍有祭拜的责任。这一切阻止了他们的搬迁，或出售祖地。^[23]

在财产和同堂方面，不同区域出现了巨大差异。中国北方，宗族力量逐渐变弱，宗族成员搬往分散的村庄，丧失了相互之间的认同。在南方，宗族和氏族成员继续并肩生活，以至整村人只有一个姓。为此出现很多解释，其中之一是这么认为的：很多世纪以来，南方一直是蛮荒地带，宗族即使增长却仍能抱成一团；而在北方，战争频仍，流离失所时有发生，从而拆散了数代同堂的宗族。

要记住，宗族组织在很多情形中纯属富人特权。只有他们才能负担得起平分的庞大地产、共同财产、为传宗接代而娶的多房妻妾等。事实上，周朝首次编纂的宗法规则，只适用于精英家庭。贫困家庭只能负担很少的孩子，有时为弥补无子无孙，而让入赘女婿改用妻子的姓氏。这在日本很普通，在中国却遭否定。^[24]

商灭于周。周的部落定居于渭河流域（当代陕西省），在商的西方。周的征服始于公元前11世纪初，历时数年。其时，商的军队还必须在山东应付马背游牧民族的袭击。周王杀死商的储君，谋害自己兄弟，夺取政权，建立新朝。^[25]

这一征服开创了很多学者所谓的中国封建时期。其时，政治权力非常分散，掌控在一系列等级分明的氏族和宗族手中。从西周到东周早期，亲戚关系仍是社会组织的原则。到了春秋和战国，这些亲戚团体之间战火纷飞，国家开始慢慢成形。我们可仔细追溯国家形成的各项因素，所依靠的不再是考古学的重新组合，而是历史记载中的证据。

从对比角度看，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格外有趣。它在很多方面为欧洲几乎一千年后的历程树立了先例。周部落征服长期定居的商朝领土，建立了封建贵族阶层。无独有偶，日耳曼野蛮部落打败衰败凋零的罗马帝国后，也创立了类似的分散政体。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发动战争的需求促使了国家的形成：封建属地逐渐聚合成领土的国家，政治权力趋于集中，现代非人格化行政脱颖而出。^[26]

然而，中国和欧洲又有重要差别。英语版的中国朝代史，给中国平行制度贴上既定标签，如“封建的”、“家庭”、“国王”、“公爵”、“贵族”，从而遮掩了中间的差别。所以，我们需要确定这些标签的意义，既指出重要对应，也挑明不同文明的分道扬镳。

最混乱和误用最多的，可算是“封建的”和“封建主义”。由于学者和辩论家的混乱使用，这两词基本上变得毫无意义。^[27]根据卡尔·马克思开创的传统观念，“封建主义”往往指欧洲中世纪庄园上领主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剥削关系。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有个避不开的封建阶段。这种按图索骥的僵硬，迫使传统学者到处寻找封建阶段，即使在毫不相干的社会。^[28]

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关注存在于中世纪欧洲的采邑（fief）和属臣（vassalage）制度，从而给封建主义提供了历史上比较准确的定义。采邑是领主和属臣之间的契约，后者获得保护和土地，一定要向领主提供军事服务作为交换。契约在特定仪式中获得尊严，领主将属臣的手放入自己的手中，以亲吻来锁定相互的关系。这种双方兑现义务的从属关系，需要一年一度的更新。^[29]属臣之后还可将采邑分割成更小的子采邑（subfief），与自己的属下再签新的契约。该制度自有一套复杂的道德规范，与荣誉、忠诚、宫廷婚姻有关。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欧洲封建主义的关键不是领主和属臣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是隐含的权力分散。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说：“西欧的封建主义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是一种政府……其中，一队军事领袖垄断政治权力，队员之间的权力分配却又相对平等。”^[30]这个定义与马克斯·韦伯有关，也是我在本卷所使用的。该制度的核心是分派采邑或封地，属臣可以在其上实施一定程度的政治控制权。封建契约在理论上可随意取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属臣们把采邑转换成自己的家族财产。这表示，后裔得以继承采邑。他们在自己采邑享有征兵征税的政治权力，能独立作出司法裁决，不受领主的干涉。因此，他们一点不像领主的代理人，却是实打实的小领主。马克·布洛赫指出，封建制度晚期的家族性质实际上代表了该制度的退化。^[31]总之，封建制度的独特处恰恰是它分散的政治权力。

在这个意义上，周朝的中国是个封建社会^[32]，与中央集权国家没有相似之处。像很多征战的朝代，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周天子发现自己没有足够军队或资源来直接统治所占领的土地，特别是在草原游牧部落频繁骚扰的西方，还有后来成为楚国的南方边境。所以，他分派封地给麾下的将领。考虑到周社会的部落性质，那些将领多是他的亲戚。周天子共设七十一处封地，其中五十三处由他的亲戚治理，剩下的则分给其他文武官员，以及已被击败但愿效忠的商贵族。这些属臣在治理自己封地时享有实质性的自治。^[33]

周朝的中国封建主义与欧洲的相比，仍有重大区别。在欧洲，野蛮部落一旦皈依基督教，分支式的部落制度在封建社会初期即遭摧毁，通常在数代人的时间内。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一种机制，把没有亲戚关系的领主和属臣绑在一起，在亲戚关系不复存在的社会中促进社会合作。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参与者不是独立分散的领主，而是领主和他们的亲戚团体。在欧洲领主的境内，领主与农民签署封建合同，非人格化管理已开始扎根。权力在领主手中，而不在领主亲戚团体的手中。采邑只是他的家庭财产，并不属于更大的亲戚集团。

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地授予亲戚团体，之后又逐次分封给下一级的宗族或部落分支。中国贵族与欧洲领主相比，其权力比较薄弱，其等级森严比较缓和，因为他陷入了限制他擅权的亲戚架构。我曾提到，部落社会的领袖地位往往是赢取的，而不是继承得来的。周朝的中国领袖，虽然趋向于等级分明，但仍受亲戚人脉的限制，看起来比欧洲的更像是“部落的”。有位评论家指出，在春秋时期，“国家像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君主统而不治；大夫们很重要，不是因为其职位，而是因为他们是君主的亲戚，或是显赫家庭的家长”。^[34]君主与其说是真正的一国之主，倒不如说是伙伴中的老大。“各种故事讲到，贵族当众责备君主，并吐口水，却没受到他的训斥或处罚；拒绝他对珍玩的索求；在他妻妾群中与他一起玩游戏；未获邀请而坐上他的桌子；上门邀他分享晚餐，却发现他在外射鸟。”^[35]

周朝社会的氏族组织中，军队也是分支式的，没有中央统领。各个宗族动员自己的军队，再蜂聚到更大单位中（像努尔人的分支）。“有关战争的记述透露，战场上，征来的士兵只跟随自己的将领；重要的决定通常由将领们集体讨论决定；部队编制松散，以致将领只能指挥自己手下，而顾不上其余。”^[36]很多案例显示，因为没有严格的统领制度，部将得以修改名义上君主的命令。根据第5章介绍的人类学分类，周朝早期政体是部落的，至多是酋邦的，而绝不是国家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洲的非常相似，都发展了悬殊的阶级分化和贵族阶层，起因是关于荣誉、暴力、冒险的道德信念。开始时，早期部落社会相对平等，并有防止地位悬殊的各式调整机制。然后，某些人开始在狩猎中出类拔萃。狩猎与战争有关联，这可追溯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等级制度在狩猎和征战中脱颖而出，因为有些人或群体就是略胜一筹。优秀猎手往往又是优秀战士，狩猎所需要的合作技能进化成军事战术和战略。通过战绩，有些宗族获得更高的地位；宗族内，卓越的战士崛起而成为将领。

这也在中国发生。狩猎和战争的关联保存于一系列礼仪，使武士贵族的社会地位获得合法化。陆威仪（Mark Lewis）解释说，春秋时期，“君主之所以在群众中鹤立鸡群，全靠在圣坛前的‘壮举’，即礼仪化的暴力，如献祭、战争、狩猎”。^[37]狩猎把动物送上祖先的祭台，战争把战俘送上祖先的祭台。血祭是商朝的习俗，到周朝仍然继续，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军事征战出发于庙堂，为确保战争的胜利，既有牺牲品又有祈祷。礼仪中，大家分享祭肉，战鼓因战俘的血液而变得神圣，特别可恨的敌人则被剁成肉酱，供宫廷或军队成员进食。^[38]

周朝早期的贵族战争高度礼仪化。发动战争是为了使另一氏族承认自己的霸权，或是为了荣誉受到藐视而实施报仇。军队向前冲是为了保护“继承下来的祖业”，不克尽责的领袖，死后将得不到妥善的祭拜。他们通过在仪式上展示的力量和荣誉来达到目的，不需付诸殊死的实战。战役经常在贵族之间预先安排，需要遵守复杂的规矩。敌人一旦在战场出现，军队一定要上前迎战，否则就是耻辱。不向敌人的最强部位发起攻击，有时也被认作丢脸。敌方君主去世时，为了不影响对方的哀悼义务，军队就会退出战役。春秋初期，贵族打仗多用战车。而这种战车，既昂贵，操作起来又需要高超技术。^[39]显而易见，军事战略家孙子依靠奇袭和欺骗的“迂回”战术，还要等到中国历史的后期。

周朝早期的中国社会，处于部落和酋邦之间。史书中称为“国”的，都不是真正的国家。周朝的中国好比是家族社会的教科书，换言之，整个国家为一系列封地君主和其亲戚团体所“拥有”。土地和定居于此的民众，都是可传给后裔的家族财产，只受父系家族亲戚规则的约束。这个社会中没有公私之分，每个占统治地位的宗族都可征兵征税，并作出自认妥善的司法裁决。然而，这一切将很快发生变化。(www.chuimin.cn)

[1]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2—130页。

[2] 鲁惟一（Michael Loewe）和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编，《剑桥中国古代史：从文明起源到公元前221年》（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909—911页。

[3] 有关早期中国的分代，参见李学勤，《东周和秦的文明》（Eastern Zhou and Qin Civilization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年），3—5页。

[4] 有关这段时期，参见顾立雅（Herrlee G. Creel），《中国的诞生：中国文明形成期研究》（The Birth of China: A Stud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纽约：Ungar出版社，1954年），21—37页；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西周历史资料：青铜器铭文》（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

[5]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26—27页。

[6]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35页。

[7]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41页。

[8]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85页。

[9]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124页。

[10]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170页。

[11]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164—165页。

[12] 有关中国家庭主义的残存，参见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纽约：自由出版社，1996年），69—95页。

[13] 参见Olga Lang，《中国的家庭与社会》（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6年）；Maurice Freedman，《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伦敦：Athlone出版社，1958年）；Maurice Freedman，《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jian and Guangdong）（伦敦：Athione出版社，1966年）；Maurice Freedman，《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亲戚》（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0年）；孔迈隆（Myron L.Cohen），《台湾的中国家庭制度》（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武雅士（Arthur P. Wolf）和黄介山（Chieh-shan Huang），《中国的婚姻与过继，1845—1945年》（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1845—1945）（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0年）。

[14] 有关当代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的讨论，参见 James L. Watson，《中国的亲戚关系：人类学视角下的历史研究》（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第92期（1982年）：589—627页。

[15] 有关当代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的讨论，参见 James L. Watson，《中国的亲戚关系：人类学视角下的历史研究》（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第92期（1982年），594页。

[16] Paul Chao，《中国的亲戚关系》（Chinese Kinship）（波士顿：劳特里奇出版社，1983年），19—26页。

[17] 鲁惟一（Michael Loewe），《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The Government of the Q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E-220 CE）（印第安纳波利斯：Hackett出版社，2006年），6页。

[18] Donald Keene，《明治天皇和他的世界，1852—1912年》（Emperor of Japan: Meiji and His World, 1852-1912）（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2年），2页。

[19] 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6页。

[20] 柯昌济（Ke Changji），《中国古代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Ancient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载Timothy Brook编，《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Armonk，纽约州：M. E. Sharpe出版社，1989年）。

[21] 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中国传统财产观念》（Traditional Property Concepts in China），载《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第15卷，第4期（1956年）：507—516页。

[22] Paul Chao，《中国的亲戚关系》，25页。

[23] 裴达礼，《中国的家庭和亲戚关系》，55—59页。

[24] Paul Chao，《中国亲戚关系》，19页；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172—173页。

[25] 有关背景资料，参见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纽约：Harcourt出版社，1972），36—37页。有关周的起源和对商的征服，参见顾立雅，《中国的诞生：中国文明形成期研究》，219—236页。

[26] 有关此类的对比，参见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古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

[27] 有关封建主义概念的主要评论，参见Elizabeth A. R. Brown，《建构的暴政：封建主义与欧洲中世纪历史学家》（The Tyranny of a Construct: Feudalism and Historians of Medieval Europe），载《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79卷，第4期（1974年）：1063—1088页。另请参阅 Jørgen Møller，《重返封建主义：历史学家的技艺，以及对概念工具和概括的需要》（Bringing Feudalism Back In: The Historian’s Craft and the Need for Conceptual Tools and Generalization），未刊稿。

[28] 有关讨论文章，参见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和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Chin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Fall of Han）（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9年），34—40页。

[29]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8年），161页。

[30] Joseph R. Strayer，《西欧的封建主义》（Feudalism in Western Europe），载Fredric L. Cheyette编，《中世纪欧洲的领主和社区：选读》（Lordship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urope: Selected Readings）（纽约：霍尔特出版社，1968年），13页。

[31]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90页之后。

[32] 有关周朝和欧洲封建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李峰，《封建主义和中国西周：评论》（“Feudalism” and Western Zhou China: A Criticism），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63卷，第1期（2003年）：115—144页。李峰认为，西周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已超过“封建主义”这一术语所能指称的。

[33]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37—41页；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5年），53页；列文森和弗朗茨·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30—32页。

[34]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78页。

[35] 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33页。

[36] 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35页。

[37] 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17页。

[38] 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28页。

[39] 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22、37—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