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与过程-地区合作模式

我们说东亚正处于一种重要的转型期，没有成型的权力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各种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在不同领域里，在不同层面上，各种行为体参与程度都在加大，各种活动都十分活跃，也充满变数。这就是东亚地区的基本特征。以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合作与磋商为特点的东亚的一体化过程，孕育共有规范和规则，赋予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以意义，催生集体认同，改变地区内的角色结构，从而规定行为体的利益，塑造行为体的行为模式。我们假设东亚一体化代表了一种以过程主导的社会建构模式（a process-focused model of social construction）。以过程为主的地区多边主义通过规范的扩展和对主要国家的社会化，有助于维持地区稳定，促进经济合作。因此，通过一体化过程实现渐进式的社会化和吸引主要国家参与过程的能力就是这个模式的精髓。如果说西方地区一体化的理论更多地强调了结构和结果的话，东亚地区的实践则说明了过程在权力的社会化和社会关系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过程主导模式并不否定结果的重要性。行为体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结果，这是任何理智的行为体采取行动时的基本考虑和设计依据。但是，由于行为体在做出行动时设定了它的目标，这样的目标以及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而启动的过程往往被视为“手段”因素而被忽略或是带过，重视结果的理论尤其如此。但在过程主导模式中，这一路径本身即被解释为手段也被解释为目的。换言之，过程本身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另外，如果预设目标的实现可能带来过程脱轨的危险，过程参与者宁愿推迟甚至放弃这一目标的实现来维持过程的延续。缘于此，这一模式被称为过程主导的地区化模式。

温特将过程定义为“国家行为体和体系文化是怎样被对外政策实践活动所支撑的，有时也被这样的实践活动所改变”[2]。他的这一定义实际上是强调了一种互动实践，并认为结构是这种互动实践的结果。诚然，互动可以产生实质性结果，但更为重要的是互动建构了主体间性。东亚地区的过程可以用主体间性界定为一个使互动具有意义的实践过程。国际体系的规范和观念结构在这一实践中发生根本性变革。[3]主体间性是在以规范和规则为基础的语境中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发生和运作。它不能被简化为单个的行为体。行为本身具有含义，但是只有在互动的意义上才产生关系，也才具有共有意义。[4]行为体凭借关系语境来赋予他们的行为以意义，来判断行为是否理性，这种语境也使得行为体能够理解世界并使自身的行为能够被其他行为体所理解。因此，在主体间互动意义上由实践活动所界定的过程才是有意义的，并能促使体系的政治文化发生改变，促使体系中行为体的关系发生变化。

主体间性的重要内容是参与。我们在这里提出“参与”这个概念，不是因为它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而是人们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参与的重要意义。任何主体间性始于参与，任何实践活动始于参与，任何规范的生成与传播也始于参与。参与本身就是实践。当东南亚国家在1967年开始尝试建立某种地区主义机制的时候，这些国家也就开始参与这一合作的过程；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日韩加入东亚地区合作的“10+3”机制的时候，这三个国家也参与了这一合作过程。正是这样的参与，使得主体间性得以呈现和产生意义。如果观察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的行为，比如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比如当下的中国和朝鲜，就会发现参与某种过程对于身份建构和利益界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建构主义的互动关系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使它们开始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相互经验、相互期望和相互认知，这种相互认知确定了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身份定位。第二，国家版图、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科技能力等有形物质权力提供了认知的基础，但是这些物质性因素必须通过国家间的实践互动和表象系统才具有意义，通过国家之间的关系才会发生作用。第三，国际关系中的实践活动构成了国家重新界定它们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身份定位的重要因素。我在这里希望加入新的一点，这就是，互动实践的标志在于参与，参与过程对于行动者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参与不仅可以改变行动者的行为，还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他的身份和认知。在许多情况下，“参与还是不参与”，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过程主导的社会化是指过程具有社会化意义，过程的维持使得社会化得以持续，在不少情况下，往往比取得实质性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为重要。正因为如此，过程主导的社会化对于过程的重视超过对于即时结果的重视。我们已将过程定义为流动的关系和产生互动意义的实践活动。这里面有关系的内涵，也有制度的内涵。制度具有两项基本功能，一是为合作提供服务，二是建构和重新定义行为体的偏好、利益和身份。这两种功能之间的差别可以追溯到理性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根本差别。

理性主义虽然也考虑潜在于制度中的观念、规则和规范的力量，但是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即它们是否有助于利己行为体追求和实现物质利益。[5]这是一种手段-目的的逻辑，理性主义者沿着这种手段-目的逻辑，试图寻找制度与结果，亦即制度与行为体的行为模式之间的因果关联，却未能认识到这些结果恰恰是在行为体的偏好、利益和身份被塑造和再塑造的过程之中产生的。这一点在东亚正在形成的秩序中表现最为明显：一切都没有真正成型，一切都在发展过程之中，地区的国际关系运作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之中。过程并不会直接导致这些观念因素的形成，但是却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为建构某种身份认同提供了环境条件，发挥了催生的作用。过程与结果不是因果关系，不是孰先孰后的关系，而是并存并生、相互影响的关系。

过程主导的社会化还意味着无论是结构、制度还是观念，在其生成的过程之中，会充满竞争。所以，过程的维持也就意味着观念、规则和认同被持续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也意味着这些被建构的规范、规则和认同对过程的维持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并非已经确立的物质、观念或者规范结构塑造了行为，而是物质、观念或规范彼此互动甚至彼此竞争塑造了行为。这种互动产生了行为体之间持续的社会化，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又促进了这种互动的持续和发展。因此，过程的维持可能比任何实质性的立竿见影的结果都更为重要。

规范是近年来受到学界广泛重视的一个概念。规范是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行为体被广泛接受的适当行为的准则，[6]包括限制性规范（regulative norms）和构成性规范（constitutive norms）两种类型。前者限制和约束行为体的行为，后者建构行为的适当性，塑造行为体的偏好和身份。[7]玛莎·芬尼莫尔和凯瑟琳·辛金克提出了规范的生命周期，这是一个从“规范兴起”（norm emergence）到“规范普及”（norm cascade）最终达到“规范内化”（norm-internalization）的“三阶段过程”。[8]当然，规范也可以发生退化，比如业已建立起来的规范衰退或是死亡。

规范由具有某种组织平台的规范倡导者的发起而兴起。对于共同体内部行为模式的“适当性”（appropriateness）具有强烈感知力的行为体积极地发起并建设规范。他们所依赖的体系层面的制度平台也许并非由他们创建，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他们所倡导的规范。规范普及可以通过制度化和社会化两种手段来实现。当规范被制度化之后，行为体就被清晰地告知规范所规定的内容，以及何种行为被视为违反规范的行为。制度化也使得具体议程清晰化，从而使得不同的观点可以彼此协调，违规行为可以得到惩罚。但是，制度化并非规范普及的必要条件，它可以先于或后于规范普及。当我们在东亚背景下考虑规范普及时，由于对非正式原则的偏爱和制度建设的滞后，规范普及很显然主要是通过社会化而非制度化实现的。“社会化意味着‘将新的社会成员……导入社会赞成的行为方式中去’”[9]，所以，社会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机制，新兴国家通过这种机制，接受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所赞成的规范，据此改变自己的行为”[10]。那么国家积极加入这一社会化过程的动机是什么呢？国家利益的权衡当然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国家想要成为国际社会成员和共同体乐于接纳成员国的相互需求。这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当社会化过程开始之后，参加的行为体都会体验“伙伴压力”（peer pressure），即“一个地区许多国家接受新规范后（对新成员）产生的累积效应”[11]。新成员接受规范的动机有合法性、遵从性和自尊感。这三个要素对于一个国家在体系内相对于他国的身份至关重要。他们满足了国家想要参与过程、归属集体和自尊自豪的需求。(www.chuimin.cn)

当规范被广泛接受以后，就可以被国家当作理所当然之物内化了。由于国家将一定的权力、责任和规范视为当然，我们就可以在它们的行为模式之间找到共同点和相似点，也可以发现某种行为模式反复出现，成为习惯。这时我们可以说规范在某一共同体内成熟了。

规则和规范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孕育的，社会化本身就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行为体参与的过程，后者说是互动实践的过程。在东亚，东盟模式具有非正式、协商一致和由渐进社会化导致合作这样三个特征。“东盟模式不仅源于东盟创建国所同意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也来源于其后长期的互动和调整的过程。”[12]这种长期互动和调整恰恰说明了不断发展的地区动态过程的意义。当前，东盟的规范已经通过这些年来的合作过程，从较小的东盟国家开始扩展到较大的中日韩三国当中。几十年比较成功的合作也是与这种规范传播相关的。下一步是否会保持这种势头，是否会发生逆转，主要取决于合作过程的社会化能力，取决于参与社会实践的行动者是否愿意并努力保持东亚合作的过程。

集体身份是指认同主导规范和因之确定的相互身份。温特定义了与集体认同存在因果关联的四种主要变量——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13]前三个是积极有效的变量，而“自我约束”是形成集体认同的必要条件。当对一个行为体互动的结果依赖于其他行为体的选择时，我们说存在着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是客观的，只要是在过程中的行为体，只要是在关系中的行为体，都必然是相互依存的。当一个行为体与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互动的时候，存在着一个“学习”的过程，即行为体试图从其他行为体的眼中看待自己。这一过程可以逐渐减弱行为体原本的身份，重新界定自己并建构一种新的身份和与他者的关系。当行为体有了某种共同命运，他们的生存、健康和福祉都被集体的命运所决定。当行为体作为一个整体与第三方互动时，就标志着某种集体命运形成了。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感到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的命运，在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时候，这种感觉会比较强烈。同质性是指行为体的性质存在着相似性。同质可以指群体身份（group identity）或是类型身份（category identity）。群体身份涉及组织、功能等，类型身份当被用来区别不同类型的国家时，指的是不同的政权类型。这三个变量都是有效变量，但是仍不足以形成集体认同。在非政府状态的世界中，国家在参与集体认同建设之前首先需要消除被消灭的恐惧。建立信任是认同建设的最根本问题。为了消除恐惧，国家必须相信自己的需求会被顾及，自己的个性会被保护而不是被牺牲。这种信念从本质上讲就是对于其他国家自我约束的信任。因此，自我约束是建设集体认同当中最根本也是最关键的变量。国家怎样表现自己是共同体中具有自我约束力的成员呢？这必须通过互给（reciprocity）[14]的过程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强化、内化、习惯规范，在重复博弈中显示自己对规范的服从，国家也可以有意识地通过可见的方式牺牲自己的利益以保障合作的成功或共同的收益，从而打消其他行为体的疑虑。由于自我约束是最关键的变量，并且只能表现于互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说过程催生了集体认同。

在东亚合作过程中，迄今我们可以看到高度的相互依存，面对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的大背景下的共同命运感，不断增强的共有规范和大国自我约束的征兆。[15]当这些方面都成熟之时，就可能产生源自于这一社会化过程的东亚认同。但同时，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猜忌担心也是相当高的。所以，在东亚地区，各种观念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各种力量的角逐也是相当明显的，有的时候甚至出现严重的对立。如果合作过程中某些积极要素发生重大或是实质性变化，而某些消极要素凸显并占据重要地位，则过程可能被颠覆，甚至出现倒退。

温特定义了三种国际体系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并认为三种文化是递次进化的。但他未能明确地、有信服力地提出这三种文化之间依次演变的动力。由于体系层次的观念结构与行为体的表现或对自身相对于其他行为体的身份界定密切相关，文化的转变发生在行为体的集体认同（包括角色结构）发生改变的时候。对一种新的角色结构的内化会导致对客观定位的主观承诺。换言之，行为体将会自然地按照由“角色”或规范所界定的方式采取行动。当竞争对手变为朋友，体系结构便由洛克文化转变为康德文化。当然，一个国家的身份转变也将面临诸多国内和国际的约束，而且只有当改变身份的重要行为体的数量足够多，并且改变的程度超过了临界点的时候，体系文化才会发生改变。

结果也有两种。一种是预先设定的结果，或称预期结果。理性主义的假定是，行为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根据自己占有的信息，确定自己的战略和目标。如果这种目标根据行为体的设计而最终实现，这就达到了预期结果。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结果，那就是非预期结果。我们在研读复杂系统效应的时候，可以看到这种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预期结果，也就是说，行为体通过理性权衡，预设了自己认为是可以实现的结果，并据此设定了自己的行动战略。但是，一旦付诸实施，行为体却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很难左右的过程之中：出现了各种力量的竞争角逐，出现了各种错综复杂的路径，出现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未曾预料到的阶段性结果。过程中布满迷宫式的纷繁路径，相互之间还存在路径关联，行为本身又具有路径依赖的现象。一旦进入了某一条路径，即便行为体自己不愿意，也不得不走到与之关联的另外一条路径上去。在现实中，这种被称为“偶发”的事情，往往多于行为体自己的预设，并且导致非预期结果。[16]其实，这种情景在很多情况下是过程使然：所有结果都是在过程中产生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有多少是完全依赖自己的设计达到预期目标的呢？又有多少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不断互动，甚至是通过某种偶然发生的事情而出现某种结果的呢？

所以我们说，世间万物的复杂性来自过程，来自过程中变动不居的关系，来自这种过程运动产生的动力。正因为过程本身会产生强大的动力，所以能够实现互动，孕育规则和规范，并且有利于培育集体认同。不同观念结构之间转变的动力即蕴藏于过程之中。结构现实主义总是试图寻找业已成为结果的物质权力结构，并从中推导出某种确定性，从而确立某种秩序。他们始终未能在东亚找到这一结构，因而对于存在一个以过程主导的共同体建设模式感到非常的不解，同时也存有极大的戒心。

过程是动态的，所以过程必然充满竞争，而过程动力也在相当程度上来自竞争。即便是一个合作的过程，也不会是一帆风顺向前发展，而是充满竞争：各种思想的竞争、各种力量的竞争、各种传统的竞争、各种制度的竞争。竞争无时不在。这种竞争包含了过程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如果将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视为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可以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视为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或者说是整个参与过程中的一个次级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参与还是不参与、怎样参与等等，成为国内国际不同思想和力量竞争的焦点，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一个辩论的过程。再如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国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身份定位，也是一个充满不同观点和力量竞争的过程。仅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激烈辩论，我们就可以看出，在中国参加国际体系过程的不同阶段中，就中国是一个阶级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霍布斯国家还是一个洛克国家，中国是一个现状国家还是一个修正国家，中国是和平崛起还是必然走暴力崛起的道路等问题都展开了激烈的辩论。[17]再比如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东亚峰会的再扩容，美国和俄罗斯的正式参与，也会使得这一地区的合作进程再一次面临考验，是加强、维持还是削弱甚至颠覆原有的多边合作过程，是目前东亚面临的重大问题。

过程的竞争性意味着过程的可逆转性。正如规范研究所揭示的那样，过程是发展的，既有进化性发展的可能，也有退化性发展的可能。过程可以是良性的，比如合作过程；也可以是非良性的，比如种族之间相互仇恨的过程或是国家之间冲突的过程。无论一个过程是良性的还是非良性的，它都可能出现逆转的情景。种族隔离原本是一个非良性过程形成的，也就是一个由殖民主义观念、政策、行为等一系列因素逐步形成的过程，形成了在不少前殖民地国家种族隔离的结果，并且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社会制度。但是，通过各种要素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经过竞争之后发生的重大要素的改变，种族隔离过程得以逆转。反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多次启动和平进程，但总是困难重重。虽偶显光明，但和平进程不断被破坏，冲突进程依旧占据上风。东亚地区在冷战开始的时候，启动的是一个敌意冲突的过程，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美国、苏联、中国等世界重要国家卷入的大型战争，成为二战以后大型战争最明显的地区，也形成了东亚地区东西方敌对的状态。自冷战结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一过程开始呈现逆转的迹象。20世纪90年代之后，敌对过程开始转化为建立“伙伴关系”的过程。目前，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东亚的形势都比冷战时期要好得多。如果说东亚地区的霍布斯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向洛克文化转化的话，这一转化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充满动力且富有意义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