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与过程：中国的和平崛起

2024-01-1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人对当今世界总体趋势的理解和阐述包含三个方面的判断。因此，身份总是过程中的身份，具有历史性和路径依赖性，其变化和过程的取向一致。事实上，任何身份都是过程中的身份，任何身份都是被关系界定的。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能够成功地和平崛起，主要是因为它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在改变实践方式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转变，也实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转变。

以上论述说明，任何对偶、任何两个命题或者两极，包括拥有各自身份和制度的两个社会，虽然看起来各不相同，但是只要它们在变化的过程中互动，就可能实现中庸式调和与互容性转化。它们的相遇和相互转化和生成并不必然是暴力的或者对抗的，除非我们的思维是暴力和对抗，或是除非有意识地选择暴力或是对抗，或是将暴力视为消解差异的根本手段。这里我们提出三个特征，以便在中庸辩证法认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分析框架，然后以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第一个突破口——市场制度为例，说明中国期望和平崛起的愿望以及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从理论角度而言，一个复杂体系内的过程可以向任何方向发展。[75]例如，两个行为体的角色身份既可以走向友善也可以走向敌意。在过程视角中，关于身份和制度这两个国际社会的核心概念，有三点尤为重要，当两个对立方面在公开持续的过程中相遇时更是如此。这三点表明行为体在这一过程中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

第一点是“和”，或者本质的和谐，我将其称为“非冲突假定”。根据这一假定，过程中的任何两个对立物都不存在根本性冲突，矛盾可以通过互补性互动解决，从而形成新的合题。这不是说冲突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在形而下层面，人们可以时时看到冲突，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也会与其他国家发生利益上的冲突，有的时候，甚至难以排除一定程度的武力冲突。但是非冲突假定将元关系的基本性质视为非冲突的，视为和谐的。费正清在研究中国历史和传统东亚国际体系的时候，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其非暴力：摈弃强制性手段，坚持运用外交努力和其他非强制性手段解决问题。[76]这也不是说中国在历史上不使用武力，而是说使用武力被视为反常的事情，即便在战术层面，也是下策。在从1979年到目前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外交实践展示了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即使危机出现，仍坚持“不定设敌人”的假定，更多地走寻求和解的“中间道路”。[77]

布赞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的包括中美和中日在内的双边关系即是例证。我们只要粗略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多年的中美关系就可以发现其中危机频现。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而导致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在危机期间，中国大陆进行了导弹试验，美国则向台湾海峡派驻了航空母舰。很明显，双方是采取了以威胁使用武力的政策。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认为是双边关系中最为严重的危机，2001年的撞机事件也是一个类似的案例。[78]尽管经历所有这些曲折甚至严重的危机，尽管双方没有高度的互信，中美之间从未爆发苏美式冷战。事实上，双边关系在经历危机后仍然会向前发展。在世纪之交中日关系的紧张局势以及2007年一定程度的缓和中，中国表现出了类似的行为模式。中国-东盟关系和台海关系也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不定设敌人”假定意味着，矛盾可以通过寻找折中的途径加以解决，而这一假定的基础就是互容性思维和中庸辩证法。

第二点是“势”，也就是行为体行动和互动的变化过程所呈现的发展方向或趋势。中国人喜欢讨论总体形势或者趋势，以环境和过程取向为特征的中国式思维决定了这一点。简单而言，我们强调对持续的社会和关系过程的总体取向的理解，或者对变化过程的方向的把握；而这一过程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可以是权力驱动、利益诱导以及道德导向等等。

中国人对当今世界总体趋势的理解和阐述包含三个方面的判断。第一，和平取代战争，成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特征。当邓小平表示，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和发展”时，他实际上描述的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变化的大方向和总趋势。基于这一理解，他建议中国对外开放，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要改变文革期间“随时准备打仗、打大仗”的政策。对外开放使中国开始参与到了国际社会过程中，也开始了与国际社会的紧密互动。第二，合作成为大国的主导行为方式。根据中庸辩证法的逻辑，合作与冲突在互动中并非是两种不可变化的基本方式，合作与冲突是一组对偶的两极，是可以转化的。冷战结束以来，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面临的共同威胁和全球性问题却大大增加。任何一个行为体，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自应对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大国间的合作空间大于冲突空间，双赢或是多赢的结果毕竟好于零和。第三，经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冷战式的对抗已经不再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经济社会民生的发展应该是也确实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主要任务。因此，势或总体趋势的主导性特征是和平、合作与发展。国际社会成员——包括中国，如果希望获得成功，就必须遵循这一趋势。如果对这种大趋势的估计不会改变，中国的基本道路也就会持续下去。

第三点是“变”，或转化生成过程，指行为体在变化的过程中的相互变化。变化和总体趋势相关，行为体根据其所处过程的总体趋势，“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变。因此，身份总是过程中的身份，具有历史性和路径依赖性，其变化和过程的取向一致。否则，不管一个行为体多么强大，最终还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www.chuimin.cn)

过程中的身份意味着源于动态关系的过程力量建构和再建构行为体的身份。按照布赞的类属分析方法所提出的标准，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可以是修正主义者，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它们的行为中发现修正主义的政策表现。就本质而言，这是固定身份的概念，即身份是静态、不可转化的。事实上，任何身份都是过程中的身份，任何身份都是被关系界定的。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能够成功地和平崛起，主要是因为它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在改变实践方式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转变，也实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转变。[79]冷战没有再次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改变自己，并在自身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使国际社会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经常有人争论中国的变化是策略性的还是实质性的，是基于利益的权衡还是由于观念的重新塑造。[80]这一争论本身就是二元对立思维的表现，因为两种变化是不可分割的。[81]变化包括行为变化和身份变化，两者相互转化，相互关联。行为体出于利益权衡而采取行动，而行动使得行为体参与到过程中，所以利益权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任意脱离过程，因为过程有其自身的动力和引力，而过程中复杂的关系将行为体卷入到无止境的主体间实践中。行为体之间以及行为体和过程之间的紧密互动具有强大的转化力。使得行为体的利益在不断地得到在定义。[82]因此，“变”是理解过程的关键。通过变化得以持续，通过主体间实践而得以变化，这是以过程为取向来解释身份和社会的关键要素。

国际上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很难接受国际社会的主要制度。我们却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证明相反的观点。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市场制度的例子，以了解过程视角的逻辑。历史表明，中国接受了市场经济制度，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身份逐渐由计划经济体转化为市场经济体。这一过程艰难、渐进的，经历了很多曲折，但却不是暴力的。

市场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国际社会的主要制度。起初，中国对市场经济制度的接受是极其困难和痛苦的。1949年后的三十年，中国学习了苏联的经验，采取了计划经济模式，在“文革”期间更是走向了极端的计划经济。结果中国成为物资极度匮乏、生活极其困难、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所有生活的基本物品都是定量供应的。由于有些人认为市场和计划是两种不能融合的理念和制度，市场就是资本主义，计划就是社会主义，市场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直接关涉到中国国家身份问题。这才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形象表述。所以，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第一个严峻考验就是是否接受市场制度。这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是容易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问题，是涉及中国身份的政治问题。我们可以利用过程视角中的三个步骤来说明这一考验的关键是如何看待两个被视为对立物的理念性制度：市场和计划。

如果我们运用“非此即彼”的逻辑思维，那么市场和计划是互不相容的两个对立物。一方的毁灭是另一方建立的条件。并且，西方学者一直认为市场是民主的孪生兄弟。相反，根据非冲突假定，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非“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包容的。这就为“变化”提供了首要条件。邓小平曾经有一个著名论断：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这确切地反映了两个对立物的相互包容性，也就是A和非A的共在性。[83]时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84]这也体现了类似的观点。渐渐地，经济特区以及中国农村地区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中国开始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实践市场经济。

由于对总体形势的把握，中国能够在经济体制中容纳市场成分，并持续向市场化方向前进。中国对天下大势的理解是，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时代最为重要、不可抵挡的潮流；中国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发展经济。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经济规模还很小，这一观念尚处于萌始阶段。正当市场的扩展取得进展时，中国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不少人指责市场经济是社会动乱的肇始者，并攻击改革开放政策，认为它使中国“改变颜色”，从社会主义身份转变为资本主义身份，中国几乎要重新回到旧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确认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两大主题，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正在形成中的市场经济制度得以保持和发展。顺应天下大势而变，变则通，具体到中国的实际，变就意味着从计划到市场。1992年，中国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以再次确立。私有制合法化，股市建立，政府和经济部门开始了分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成功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也标志着中国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从有限开放走向全面开放这一关键时刻的到来。

因此，过程视角的分析包括了三个步骤：第一，我们需要理解变化过程中两极或两种力量的非冲突性；第二，我们需要正确判断过程发展的取向和主导趋势；第三，我们需要顺应而非违背动态过程的“取向”抑或“大势”。因此，理论上和本质上，这一过程是互容、和平、中庸、渐进的，而不是对抗、暴力、偏执、激进的。当一个集体行为体发生重要的身份变化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经历重大变革的时候，前者的软着陆和后者的硬着陆对于这个集体行为体而言，对于一个国家及其国民的生命和生活而言，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的启迪。

关系与过程：中国的和平崛起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