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身份的困惑

2024-01-1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英国学派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无法和平崛起的观点也主要是从国际社会理念以及与其相关的身份认同加以阐述的。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需要从中国与国际社会这对重要关系开始。考虑中国怎样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进而思考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问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际问题和知识问题。换言之，国际社会是以共有观念、理念制度界定的。

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英国学派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无法和平崛起的观点也主要是从国际社会理念以及与其相关的身份认同加以阐述的。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需要从中国与国际社会这对重要关系开始。由于这对关系在近代史上始终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就成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始终背负的一个沉重话题。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各界开始反思，但是总体上说，这种反思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涉及对中国文化的质疑。但是，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中国被日本打败。这一方面使中国的身份受到外界和自我的更大质疑，另一方面也使日本的身份相对清晰起来。这种一方迷思、一方清晰的状态使得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一个无解的问题，“身份困惑”成为中国和中国国民的“世纪困惑”。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希望融入国际社会，无论是对西方技术的学习还是对西方制度的考量，无论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还是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无论是救亡还是强国，中国一直试图在解决这一世纪困惑。中国崛起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国际关系学界讨论的一种重要问题，也是这一世纪困惑得以真正解决的开始。和平崛起还是暴力崛起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在更深层次上，当然是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问题。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界定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同时自然也就界定了国际社会相对于中国的身份。这里提出的基本假定是：中国是一个上升的大国，正在经历着从体系外国家向体系内国家的转型。如果假定当今世界是一个国际社会，那么，中国就是一个正在经历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国家。考虑中国怎样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进而思考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问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际问题和知识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起始于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追溯至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为关于上升大国和平社会化过程、甚至国际体系和平转化的一般性理论，也应该是国际体系发展过程中符合人类希望的走向。所以，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是一个具有实践向度、知识向度和目的向度的问题。

如果这一假定成立，它就确立了中国在时空坐标上的基本位置：上升大国面对融入国际社会的现实。作为这样的国家，必然面对一种重要的关系，即上升大国与现有国际体系的关系，包含上升大国与原有大国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无论从历史、现实还是从逻辑上讲，都可能具有和平或者暴力两种性质。政治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霸权更替必然产生体系性战争，因为历史的教训多是如此，也因为两种力量的必然冲突逻辑。[8]自由制度主义力图说明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以及其他因素能够减弱这种暴力行为的可能，但并没有断言两种力量之间的利益冲突会从根本上得以解决，[9]建构主义则认为非暴力在康德文化中不但可以实现，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前景。但康德文化是一种一统文化，多种文化的合作与冲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深入的阐释，更何况现在的世界远非一个康德世界。[10]就上升大国的和平社会化过程而言，现实主义基本持否定态度，而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没有真正的经验性研究，因为它们的起点是已经成为霸权国的美国，所以这方面的理论基本上是空白。西方文化文明学者认为中国是异己，不少人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质疑接连不断。近几年的基本情况是，人们一方面普遍认为中国自1979年以来的发展相当成功，但是关于中国今后的持续和平崛起也有很多忧虑，有人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至少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上述观点在国际上仍然都有着各自的市场，甚至变得更加清晰，这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因为世界在变，中国在变，变化的过程会是何种取向，不确定性显然是存在的。现实主义坚持认为崛起大国终究会挑战霸权国和现有的国际秩序，而且可能通过体系战争来实现。这个崛起大国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政治体制相同还是相异，也无论是文化亲缘密切还是迥然不同，结果都是一样。[11]自由制度主义者虽然比较乐观，但担心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虽然他们认为国际制度蕴含着很多自由主义理念和规范，能够把中国纳入到国际体系，制约中国的行为，但是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际制度的局限性以及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等过程，不确定性依然存在。[12]一些文化文明学者更是追踪到文化根源上面，认为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异质、是他者，是无法与西方基督教文明融合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甚至预言未来的重大世界性冲突会发生在以基督教文明为一方、以伊斯兰和儒教的联合为另一方的文明之间。[13]虽然亨廷顿对中国文化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但确定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对立和对抗，这种感觉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实际上，亨廷顿承认多元文化存在的必然是一种进步，但其后的推论比一些理性主义理论的观点更加悲观，因为在利益层面是可以妥协的，但在文化和信仰层面是很难做出利益性妥协的。这无疑加强了冲突根本性和必然性的观点。

英国学派以国际社会为核心概念，对中国的崛起也存在类似的担忧，但是角度不同。如果说现实主义是从“力”的角度思考问题、自由制度主义从“利”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更多地从“理”的方面考虑问题。[14]现实主义的“角力”和自由主义的“逐利”是在可见要素和物质层面的层面上展开讨论，而英国学派更多地是从“理念”层面考虑分野与融合问题，这种理念制度不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说的国际组织或是国际规则类的国际制度，而是主权、人权这类理念性制度。在这一点上，英国学派无疑与文明冲突论有相似之处，与建构主义有相同之处，因为强调的都是非物质利益层面的因素，而是理念方面的冲突，[15]但英国学派更多地将这种理念制度与国际社会联系在一起，甚至以主要理念来定义国际社会。换言之，国际社会是以共有观念、理念制度界定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更关注身份和制度，即通过对理念性的国际制度的认同程度，质疑中国在英国学派所界定的国际社会中的身份问题。[16]

巴里·布赞（Barry Buzan）的文章《国际社会中的中国：中国可能和平崛起吗？》（以下简称《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就是这样一篇典型的文章，它从以理念界定的国际社会角度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崛起提出了非物质层面的质疑。[17]他指出，国际社会的视角意味着接受国际社会的深层规则，以便形成一种社会秩序。国际社会的最明显表现是既建构行为体也建构国际关系博弈的主要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这类深层的、主要的制度不是指国际组织等次要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而是包含原则、规范、规则等支撑深层的和持久的实践活动的理念性制度。[18]布赞从英国学派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相关制度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制度[19]，从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对国际社会及其成员的行为进行了界定。[20]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确实比以争夺权力和追逐利益的讨论具有更深层的含义和更久远的影响。(www.chuimin.cn)

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视角来看，新兴国家的和平崛起会不会打破现存国际社会的秩序主要是看它是否接受国际社会基本的理念制度。布赞认为，根据该逻辑，中国的和平崛起，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接受当前国际社会已经改变的或正在变化的主要制度，尤其是那些涉及根本问题的理念性制度。在关于是否接受国际社会的主要制度的讨论中，国家身份认同或身份冲突是核心问题。一方面，主要制度建构了国际社会的根本特征；另一方面中国的身份以及中国保持身份独特性的努力使中国不可能接受这些制度。这种来自于身份的双重结构冲突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新形式的结构性冲突，用主流建构主义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理念结构冲突，它意味着中国会再次疏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甚至可能凭借其快速提升的国力以非和平方式冲击国际社会。

在这里，身份问题仍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应当说，中国在1840年之前的身份是高度明晰的：中国是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国家。虽然我们使用国家这个词，但当时中国并没有明确的民族国家概念，也没有清晰的国家间界限。白鲁恂（Lucian Pye）认为，与其说中国是一个国家，不如说中国是一个文明。中国人自己也认为“入中国则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中国和所谓“夷狄”从用词上就是文化的表现。尽管如此，中国与其他周边朝贡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在东亚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是十分明确的。[21]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困惑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当时中国与西方开始正式的“第一次相遇”，没想到第一次相遇就使东亚朝贡体系彻底颠覆了，使中国天朝王国的地位彻底颠覆了，西方的炮舰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成为中国人最大的困惑，似乎一下子从天朝王国跌落到丧失身份的迷茫地步。从此之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一直困扰着所有的中国人，中国也一直没有真正进入国际社会。

中国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最深层的变化是中国的国家身份问题开始得以真正的思考和解决，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成员，而且这种身份不是通过暴力实现的，而是通过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和积极参与国际进程而实现的，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22]三十年的经历表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可能的。当然，这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还取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互动。与布赞的观点不同，我以为虽然中国在未来三十年的和平崛起会相当不容易，但由于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和平崛起至少不会比过去的三十年更加困难。[23]短暂的困难、重大的利益冲突都会不断出现，甚至更加严重的情景也并非没有可能，关键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能否保持一种良性的状态，关键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能够保持一种良性的进步。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困难。纵观近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从来不易，会有困难和险阻，会有挫折甚至倒退；另一方面，如何认识中国文化与国际社会文化、中国理念与国际社会理念的互动关系则是更加根本的东西，而不是一时一事可以解决的。布赞的观点存在偏见，因为英国学派对于国际社会的定义和理解基本上是静态的，是实体性的解读。根据这种解读，只要不是同质性文化就无法相互融入，因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全球性的国际社会是不可能建成的。另外，布赞只从欧洲角度看到了国际社会主要制度的变化，但却没有理解中国的巨变，而是认为中国一直在不情愿地追寻一个变化的目标。[24]

我以为，从长远的、前瞻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进而，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是可能的，也是有着深刻的世界观基底的。无论是谁都难以断定不会出现一时的冲突，仅仅回溯中国近代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因暴力所遭受的灾难，中国甚至是世界上很少见到的、试图全面否定自我文化传统的国家。但从根本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包含了很强的合和意识、关系理性和实用理性；从实践角度看，无论中国经历了多少次革命和战争，传统文化是难以全盘否定的，并且会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根据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中国的辩证法来考量中国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那就会出现另外一种国际社会的视角。这种视角与英国学派的研究视角有着很大的差异，可以为理解无政府社会的未来发展以及其中各种复杂关系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下面，我从比较角度来讨论认识和理解国际社会的两种不同视角。

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身份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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