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关系与过程

2024-01-1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为此，我提出两个概念，一个是元关系，一个是中庸辩证法。认识元关系的基本方式是中国的辩证法。中庸辩证法之所以与西方哲学所熟知的二分法有着根本的不同，是因为它以和谐而不是以冲突为核心的。本章结合国际关系的实际，对过程建构的理论中的认识论加以阐释，并将其用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讨论，目的是通过这一讨论揭示中国辩证法作为认识论和世界观对世界政治的理会和解读。

本书第二章提出了一个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重点放在以本体论为基础的理论建构上面，过程和关系是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这也就是过程本体和关系本位的确定。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这一理论模式的认识论内含，亦即以社会本体为基础的关系本位这一核心观点背后到底是由什么认识论假定作为支撑的呢？这是本章讨论的重点。为此，我提出两个概念，一个是元关系，一个是中庸辩证法。同时我也提出三个基本的假定：（1）元关系是一切对偶关系的抽象表现；（2）中庸辩证法是认识元关系的根本方法；（3）元关系包含的对偶两极之间的关系实质是和谐或者说是处于和谐化过程之中。换言之，本章提出的一个基本论点是，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认识论就是中国的中庸辩证法。[1]这表明，过程建构主义是以中庸辩证法理解元关系、解读关系性这一根本理念的。

元关系既是关系性的高度抽象，也是它的具体表象。过程建构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将“关系性”这一中国的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强调过程对于世界政治的重要意义，这自然与如何认识国际关系的世界或者说更广义上的社会世界有着高度的关联。认识论是人们对怎样获取知识的思想和信念，我们如何得到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包括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如果说关系性是社会世界的一个核心理念，那么，理解世界就是要理解这种关系性。但是，社会世界中的关系是复杂的、多样的、交织的、流动的、无限的，除了操作层面的实证研究之外，任何理论都无法也没有必要对每一种具体的关系做出一个具体的判断。不过，在这些错综纷繁的关系中有一对关系是最核心的、最抽象、最具代表性的关系，这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阴阳对偶关系，所有其他的对偶关系都是这一基本关系的衍生、伸展与演绎。把握了这对关系的实质，也就能够把握其关系性的实质。正因为如此，我将这对关系称为元关系。

认识元关系的基本方式是中国的辩证法。元关系中包含的对偶两极的关系呈现什么性质？这是过程建构主义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我们说对元关系最贴切的认识和解读是中国的辩证法，因为中国辩证法是中国人几千年实践活动的结晶，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基本解读。如果黑格尔认为“辩证法是科学认识的灵魂”的话，[2]那么中国的辩证法可以类比为中国人认识世界万物的一种主要方法。正因为中国的辩证法是对元关系的基本认识，因此也就可以为关系性做出一个根本的诠释，或者说是对社会世界乃至包括自然世界在内的宇宙中关系的一种基本的认识。

元关系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是和谐。我将中国辩证法称为中庸辩证法，这与成中英先生提出的和谐化辩证法的观点基本一致。认识和理解“中”的含义，也就认识了和谐的基本途径和实现方式。中庸辩证法之所以与西方哲学所熟知的二分法有着根本的不同，是因为它以和谐而不是以冲突为核心的。“‘中’是天下绝对正确的东西的终极实现，而‘庸’则是天下绝对转化的东西的全面渗透。”[3]根据这种解释，“和”必然是中庸的要素。杜维明对此做出了以下的描述：

严格地讲，“中”是指一种本体论状态，而非一种沉寂的精神状态。因而，“中”这个字只能够恰当地运用于“喜怒哀乐之未发”的内在自我。另一方面，“和”则标志着“发而皆中节”时人所取得的现实成就。这样设想的“和”就必然是“中”的一面镜子。我们可以把“中”设想为存有的终极依据，即“天下之大本”，而把“和”设想为它的自我表达的展现过程，即“天下之达道”。[4](www.chuimin.cn)

“和谐”是通过变通发生的。如果说世界万物都处于一个“致中和”的过程之中，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旨在在具体的人间事务中实现宇宙之‘中’，是万物之间能够达到‘和’的状态，则最高理想便是天地之间的‘同步性’以及不同存在方式之间的‘共生性’”[5]。不同存在方式表现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社会之中。不同存在方式可以在自我不消失、自我发生积极作用的前提下实现共生、共存和融合。

我们说过程建构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是关系和过程。关系和过程是一对不可分割、互为定义的因素，因为过程是以关系界定的，关系则是以互动性实践界定的。在上一章里，我还特别强调关系的流动性，正是这种流动的关系构成了社会过程、形成了过程动力，也构成了过程建构主义动态理论的基础。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会在一定时间和空间点上呈现出相对的稳定，但总体上是变动不居的，所以，关系性这个核心概念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变通。变通恰恰也是中国辩证法的一个最具意义的核心概念，它既包含变化的内容，也具有通达的意思。经由变化达到通达，变化的方式是中庸。中庸辩证法是观察流动关系的认识论，它的中庸是积极进取的融合，它对元关系的基本解读是和谐化过程，这就是中国辩证法的和谐真谛，也是中国辩证法乐观的认知取向。上一章说到过程建构主义的进化性质，其根本在于中国辩证法在根本上是融合的、乐观的、进化的。

本章结合国际关系的实际，对过程建构的理论中的认识论加以阐释，并将其用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讨论，目的是通过这一讨论揭示中国辩证法作为认识论和世界观对世界政治的理会和解读。为了使这一讨论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我首先设立三个基本的定义。其一，国际社会被视为一种以关系定义的过程。包括自然和社会两者在内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无数纵横交错、纷繁纠结、互联互系、变动不居的关系组成的。[6]这主要是从认识论角度提出的，也反映了一种基本的、不同于结构式研究的思路。其二，阴阳两极对偶关系被界定为元关系。认识论是思考如何去获取知识、如何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这无疑是一个关于学问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它更是一个关于实践的重要问题，因为世界观既是一种历史和平行实践活动的归结，也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将世间万物和纷繁关系归原到阴阳两个对偶要素的关系，也就是说，元关系是一种高度的抽象和统合，是所有关系的基本，是任何关系的原初。如何认识这对最基本、最原初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其他各种派生出来的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第三，元关系的根本性质是和谐。正如上面所说，中庸辩证法认为元关系包含的对偶之间的基本特点是互动互补互生。这对关系就像孕育生命的两性和创造万物的两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互容、互为生命，是作为实质的和谐和作为表象的竞争。这一对偶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则是流水行云、无限互动：两种互为生命和互予意义的要素时刻在变动，在构成某种组合，在相辅相成，在生产和建构新的内容。

将国际社会定义为复杂的关系过程，将中庸辩证法作为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和认识论，就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些复杂关系的运动和互动。通过对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这一对偶的认识，通过对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这一百年困惑的解释，[7]提出一个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背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的认识论体系，目的是说明国际社会的过程特征和关系动力。应当说，将中国辩证法作为基本的认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讨论的世界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多元性，不同文化的人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当他们看到同一事物的时候，他们就有不同的解读。在国际关系领域，从诸多主流理论可以看出，西方的思维方式更多地建立在黑格尔冲突辩证法的基础之上。而中国虽然经过了与西方互动的动荡过程，但中国人基本的思维方式依然更多地建立在中庸辩证法的基础之上。我的论述不是哲学研究，提出的概念是要用于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而不是做深层的哲学辨析。所以，在本章里面，我试图用中国的辩证法去看待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尤其是看待国际社会这个中国正在融入的复杂体系，可能会与西方对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解读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国际社会概念是英国学派的基本概念和最具学术意义和实际意义的发明，本章的讨论以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为具体讨论问题，讨论主线是在与英国学派对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这一重大问题的辩论中展开的。

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关系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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