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自然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理论建构就意味着将某种思想或是某种知识系统化。后一种目的是自然科学所没有的,因而也就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独特的品质。持二元论观点的人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可能无国别之分,但社会科学理论可以有国别之分。无论是直接碰到的还是继承下来的,都与一个国家的地缘文化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为以国别表示的社会科学理论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2024-01-10
为了清楚地发现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缺失,我们需要对现有西方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做一个简单的表述和分析。如上所述,过去四十年里发展起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的元理论或曰范式主要是三种体系层次的理论,即: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4]我们说三十年,起始时间点设定在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在1979年的出版,也是国际关系学者第一次有意识地在国际体系层面建立系统的国际政治理论。之后,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继出现,成为与结构现实主义竞争的两种主流理论。这些理论试图在国际体系层面构建理论体系,讨论国际体系因素如何影响国家行为。这些理论的抽象程度也已经很高,对于所研究的要素做了深入细致的概念化表述和理论化处理。
首先来看结构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华尔兹明确地将自己的理论定义为国际体系层次的理论。实际上,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问世标志着华尔兹从《人、国家与战争》时期蜕变后的一个重要转向,我将其称为“层次转向”,亦即研究重点由多层次集中到一个特定层次。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华尔兹认为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构成了国际政治学的三个研究层次,每个层析都存在重要的原因因素,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都可以成为战争的原因。在1979年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华尔兹放弃了个人和国家两个层次,将理论建构集中在国际体系层次。华尔兹认为,如果要建构国际政治理论,就必须以最直接的方式,取最关键的要素,形成最简约的理论。所以,华尔兹认为,他的理论不是要研究国际关系的所有问题,而是要建构一种类似物理学理论或是经济学理论那样的国际政治理论,而这种理论只能在体系层次建构,其他层次都是还原主义的做法,都不能称为“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层次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不是国家层面的因素。[5]将其定名为“层次转向”,是想强调说明这一转向不仅是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改变,而是一种理论建构的重要导向。自《国际政治理论》之后,国际关系学界在二十年里出现了三个大的理论,都是在体系层次上进行理论建构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层次转向引发了一场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革命,为元理论建构奠定了基础。
将理论建构设定在体系层面,然后再寻求结构层面最关键的原因性要素,以用来解释体系内国家行为体的行为。这就是体系层次理论的基本思路,因此,体系层次的这个原因要素也就成为体系理论的核心要素。对于华尔兹来说,这个关键要素就是体系结构。他认为,体系结构是体系层面的要素,只有抓住这个要素,才能将体系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6]华尔兹对结构的定义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体系结构的特征性要素。第二,国家是国际体系结构的构成单位。同时,他也将行为体视为“理性”行为体,视为“经济人”(economic man)。第三,国际体系结构的核心是实力的分布。这样,华尔兹一方面设定了一个可以明确界定的体系结构,另一方面设定了一个可以理性推断其行为的国家行为体,同时也设定了作为层次要素的结构通过行为体的理性来决定行为体行为的假设,“结构-行动者”的简约模式就突显出来。[7]在体系层次,结构现实主义注重的是物质实力的分布,将国际体系视为无政府体系;在这种体系结构中,行为体被认定为各自独立的理性单位(主权国家)。这样就预设了一种原子论假定,即单位是构成体系的最小成分,单位之间的互动依靠外来力量的推动。这也就是弹子球比喻:每一个国家都是球台上的一个球,当球杆打出之后,球与球之间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物理性互动,并因之产生某种结果。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国际体系又呈现单极、两极或多极格局,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行为。对于结构现实主义来说,物质力量分布的状态足以决定国际体系的整体稳定以及主要国家在体系中的行为模式。[8]
其后出现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基欧汉1984年的专著《霸权之后》是这一理论的代表性著作。虽然基欧汉强调了国际体系中的一个不同原因要素,但是他的理论化逻辑显然受到华尔兹的重要影响。我将华尔兹理论总结为“层次转向”和“理性行为体假定”,正是为了说明这一著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对于国际关系学界和后来理论化努力的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华尔兹的重要影响决不仅仅是其简约的“结构选择”论断和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他更重要的影响在于设定了一种国际政治理论的理论化方式,一种其他人相继效仿的建构宏理论的路径。从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1979)开始,相继出现了罗伯特·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亚历山大·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基欧汉的重要著作《霸权之后》无疑在实质内容和主要变量上面做出了重要的创新,因而创立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并且被普遍认为是华尔兹理论的主要竞争对手。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行为选择。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家可以选择合作而不选择冲突,可以寻求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9]这无疑是重要的理论创新,而且所讨论的关键问题是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没有解决的“合作”问题,将其作为重要的实质问题加以理论化。不过,在第二个要素上,即“理性行为体”假定,基欧汉必然接受华尔兹或者说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假定,即行为体是“理性”行为体。因为只有理性行为体才会权衡制度环境和计算在这种环境中的获益,才能在这种权衡之后做出合作或是不合作的决定。所以,作为体系层次要素的制度和作为个体属性的理性成为基欧汉理论的“结构-行动者”模型,即:国际制度通过理性决定行为体的行为。这与华尔兹的国际体系结构决定行为体行为在逻辑推理上是一样的。从理论化方式上面,基欧汉一方面受到华尔兹的层次转向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像华尔兹一样坚持了个体理性的假定。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创新在于对现实主义实质性变量的质疑和改变。在重新审视了国际体系与单位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之后,基欧汉认为,如果依照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推理,国际体系的物质权力分布不变,国家的战争/和平、冲突/合作行为也不会发生变化。但在实际的国际体系中,在国际体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家行为却在发生变化。比如冷战两极体系中的苏联和美国是冲突的两种势力,但是即便在最敏感的核军备竞赛方面,这两个敌人也会出现合作的情况。在其他低政治、低敏感度领域里,国家之间的合作就更多了。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使得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被削弱,使得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可以进行合作?基欧汉发现,是国际制度在发生作用,由此提出新自由制度主义。[10]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制度选择”取代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选择”,认为国际制度影响国家行为、促成国际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是体系层次理论,因为它关注的是国家之间的互动,是国际制度如何影响这种互动和国家的合作行为。互动至少是两个以上行为体的行动,所以,对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来说,这种互动就是过程。国家之间互动所产生的作用是不能还原到单位层次去寻找因果关系的,而最重要的因素是影响互动的有形的国际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自由制度主义学者认为他们是注重过程的。[11]但是,自由制度主义的过程实际上是不重要的,至多是一种表层的、肤浅的过程,因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起点是国际制度,即便国际制度是体系因素和单位行为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已经是过程结束的事情。所以,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框架中,这种过程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形成的结果,亦即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有形的、稳定的物化因素,这种物化的国际制度被视为既定的原因因素,而结果因素则是在这种制度影响之下的国家行为。
结构建构主义也是体系层面的理论。在温特提出行动者——结构问题的时候,他试图强调行为体和结构之间的互构关系,所以借鉴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双向互构也成为早期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基本标志。[12]这似乎改变了华尔兹的结构优先的假定,把行动者的能动性和结构的允容性或是制约性联系起来考虑。同时,这样做也部分地改变了体系层次变量是原因性变量的假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结构和行动者相互建构或是互为因果的状态。但是,这种方式在建构体系层次元理论方面受到极大制约,因为这样的双向互动导致理论简约化的困难,使无论是华尔兹还是基欧汉那种清晰的变量关系模式变得模糊起来。虽然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双向互构是更加真实的,但真实便意味着复杂,对于理论建构而言,困难显然无限增大。可能部分地是由于这个原因,温特后来为了发展一种体系层次的元理论,借鉴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路,采用了结构理论的推理逻辑,其理论体系的完善也标志着结构建构主义的形成,亦即体系层面的观念结构(文化)成为温特建构主义中的核心因素,观念结构影响了单位行为体的身份构建,并因之影响了它们的行为方式。温特建构主义的核心被称为“文化选择”,以有别于华尔兹的“结构选择”和基欧汉的“制度选择”。
1999年《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问世,标志着结构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成,也使温特理论成为实质意义上的单向建构理论。正因为如此,温特理论的“文化选择”模式才得以成立,因为文化选择的含义就是作为国际体系层面的文化(亦即观念结构)对国际体系单位国家的身份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意义。由于国际体系文化是体系层次因素,在理论建构上,温特仍然受到华尔兹体系转向的重要影响。温特在其著作中明确表示自己的理论是体系层次的理论。[13]但在另一个方面,温特却比较淡化“理性”,而更加强调“社会性”。换言之,国际体系“文化”这一社会性要素塑造了国家行为体的基本行为。比如,霍布斯文化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生死竞争,洛克文化则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而康德文化则会使国家之间友好相处。[14]但是,理性作为一种西方文化中的核心概念,对温特建构主义或是后来的建构主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多蒂认为,温特为了符合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要求,假定了一种自生的行为体,而实际上任何行为体都是社会建构的,是社会实践的结果。[15]史密斯在批评了温特对科学实在论的坚持之后,认为温特眼中的世界与理性主义者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温特没有质疑行动者身份的形成,认可行为体具有外生和前社会本体,这些与理性主义理论是一致的。[16]后来建构主义对规范研究的大量实证性论述也表现出很强的理性主义色彩。这些研究重点在于讨论国际体系层次的观念结构是如何影响国家行为体的,并且这种观念结构更多地用“规范”来表现。所以,在主流建构主义的研究议程中,多是国际规范是如何传播、如何建构行为体身份和影响行为体行为的。无论规范传播也好,还是建构身份也好,行为体的理性选择意识仍然是很强的。[17]总体上说,温特从双向建构转向单向建构说明美国的体系理论学者很难摆脱线性思维的束缚,一旦开始考虑元理论,便开始了从一点到另外一点的因果推理。(www.chuimin.cn)
应该说,这三种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都具有解释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范式为主导的理论建构和研究都会是“片面深刻”,也就是说,元理论都从某一个侧面强调了国际体系中某种因素的重要意义。在它所强调的要素上,该理论鞭辟入里地予以阐释和分析,但对于它不强调的要素,则视为无关紧要,可以使用并且必须使用“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进行必要的删减和忽略,亦即遵循“简约律”(law of parsimony)。如果我们审视三大主流理论,就会发现它们在各自强调的要素上面下足了功夫。权力分布之于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制度之于新自由制度主义、文化理念之于建构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是,三大主流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它们都努力设定一种清晰的因果关系链,并将原因要素设定在国际体系层面。由于因果关系要求原因的先在性和确定性,所以,无论是结构、制度,还是文化,就都变成了物化之后的确定性要素,成为先在或是预设的已知变量。这就是国际关系主流理论静态化的根本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理性时代和现代性的实践,即寻求确定性,寻求简约,寻求明晰的因果要素。但是,这种做法的根本问题在于,它要求将一切动态的现实和实践设定为静态,然后寻求静态中的必然因果关系。结构、制度、文化无一不是确定的原因因素,从这三种体系原因因素出发,去发现国家行为这样的结果因素。根据这种推理,霍布斯文化必然产生敌对行为。
过程是动态的,静态理论是难以研究过程的。所以,当遇到一种正在发生重大转型的国际政治场景,似乎三大理论的原因变量就难以找到,或者是难以清晰地界定。如果再仔细思考,则会发现,这三大理论都缺少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国际体系中的社会要素——关系。可以说,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虽然将学科定名为国际关系学,但却没有形成真正讨论“关系”的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对关系性的重视程度最低,对过程基本不予讨论:在弹子球桌上,每一个球都是独立的,都是在没有关系的条件下独立存在的。它们只有在外力作用下才会出现冲撞性互动,才有了短暂的联系。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自己重视过程,实际上仅仅将过程视为一种背景,视为一种行为体活动的场所,它最终强调的是制度,是过程的一种物化形式。一旦国际制度形成,国际制度与行为体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成为核心研究议程,国际制度可以直接作用于国家,而过程则成为几乎完全不在研究范围之内的黑匣子。[18]新自由制度主义从一开始就将制度视为既定要素,对于制度形成的过程基本不加讨论。结构建构主义也讨论过程。尤其是在温特早期的论述中,施动者与结构的互动被视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施动者和结构本应没有孰先孰后的问题,它们在互构中产生和互生。但是,到了温特全面构建结构建构主义理论的时候,结构被物化,结构成为解释施动者身份和认同的原因,过程再次成为一种背景、一种场所或是一个舞台:虽然过程不可或缺,但不是分析的主要对象,而是不能脱离施动者和结构的依附性因素。[19]正因为如此,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直接提出了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文化,而对三种文化的产生和进化动力均没有理论上的阐释和事实上的叙述,使得三种被物化的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实际上,过程,或曰社会互动过程,是中国经验和思想中的重要元素。费孝通对比了中国与西方社会关系的不同,认为西方是个人主义社会,西方社会中的个人如一捆捆竖立在田地里的稻秸,相互独立,由社会契约和组织将他们维系在一起;中国的社会结构则好像水面上一圈一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社会关系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了联系,每个圈子和每个波纹都是通过某种关系联系在一起。[20]其实,波纹之间的不间断就是过程,条条波纹恰恰是关系的链条。个体与这些波纹环环相连,在无数的过程中影响和受到影响。它的实质是在不断地流动之中,而不是像稻秸捆一样自立不动。何友晖也曾指出,在中国文化里,自我不是一个一个的自我,单独的自我对自己存在、独特性、方向感、目标和意愿均没有很强的自觉。自我与非自我间的界限不清,人我的疆界不明。[21]所以:
中国人的自我可称为“关系性自我”。它对其他人的存在具有高度的觉察能力。别人在自己现象世界的出现与自我的浮现,已经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自我与他人同体,并在现象世界中分化开来,形成“在他人关系中的自我”。[22]
如果将社会过程这个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作为一个核心要素,将关系性作为过程中的核心内容并确立关系本位的假定,那么会呈现一种什么理论取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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