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的文化胎记及其关系与过程

社会理论具有文化胎记。也就是说社会理论从一开始就有着文化特征和印记，就是从一种特殊的实践和话语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是因为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是在文化共同体中形成的。这个共同体有着共同的实践活动，经过积淀积累而形成了它的历史，因之也就形成了它的知识历史和话语形式。这个观点是与多元文明文化的观点相一致的，也是与二元论的理论观相一致的。因此，它必然反对一元论的理论观。

一元论理论观坚持反对理论的文化内涵，认为文化对于理论不应该产生有意义的作用。克劳福德在总结一元论观点的时候指出：

到目前为止的共识是，国际关系学只在具体问题和学科名称上是国际的，而实际上却主要是一门北美的学科，一门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主导的学科。……人们认为，在评判任何科学事业的健康与活力的时候，根本不应该考虑国家的标识。正如人们在与疾病斗争的任何时刻，都不会考虑病理学理论是来自保加利亚还是芬兰还是坦桑尼亚。……国别、文化、地理，以及其他诸多个人和团体身份的构成性因素，都不会提供预防性的保障，都不会保证人们不受艾滋病侵袭、不受高血压困扰、不被放射性坠尘所污染。[47]

这段话非常形象地总结了一元论理论观的基本思想。如果将国际关系学视为一门像物理学或是病理学同样的科学，那么，它自然不能有文化的标示，它自然只能有一种形态，它自然要“科学”，要具有完全的普适性。[48]但是国际关系学是社会科学，它与人是直接相关的，与人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是密不可分的。从上一节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一个群体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使其理论化过程必然包含与文化相关的价值因素。为什么所谓的“大问题”和“大理念”会有差异，因为不同群体的实践和文化具有差异。即便是以刚性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在推动普适性理论的时候，也“很少质疑国际关系学的主流理念自身就是在特殊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经历和环境中形成的价值、态度、气质的一种反映”[49]。这样做的结果就只能是形成以一种知识话语为主导的局面，将特殊视为一般，将其他特殊视为他者，然后用建构起来的一般作为标准衡量“他者”理论。这样一来，理论建构的过程就完全封闭起来，而封闭的体系或是通往话语霸权或是走向衰亡死灭，从根本上说是阻碍学术思想发展和创新的。

讨论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必然涉及文化；讨论文化，则必然涉及世界观问题。如果我们说世界观是对世界的总体看法，那么，这种总体看法应该指一个文化体的总体看法和共有知识，而不是整个世界。世界上的文明和文化呈多元状态，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共识。即便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首先将世界分为不同的文明，然后才确定这些文明各自的特征、分析这些文明之间的关系。所以，他首先要承认世界是由多元文明构成的。[50]由于一元论根深蒂固的影响，坚持刚性实证主义的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很少讨论世界观问题，实际上美国的学者将这个问题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因此也就不会意识到世界观是一个问题，而且是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文化与世界观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观是文化的产物。一个文化体语言、历史和实践活动既有与其他文化体相同的地方，也有与其他文化体相异的地方，这就造成了不同文化体的人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既有相同的认识，也有不同的认识。刚性实证主义确立了一个刚性的理论标准，认为只有达到这一标准才能称得上“理论”。从根本上说，这实际上是只承认一种认识世界的途径，只认可一种理论建构的原则，只赞成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如阿什利对新现实主义所批评的那样：“新现实主义理论属于实证主义，由实证主义所创造，并为实证主义服务。……新现实主义问世后很快得到认可，是因为它仅仅把长期深藏于实证主义习惯思维的某种形而上学信念，在简明易懂的理论中集中体现出来。它让我们看到了深藏于我们思维方式中的尝试之物。”[51]正因为如此，阿什利认为，新现实主义是一种贫困的理论。

阿什利的批判中指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形而上的成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实证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它也是一种世界观。它是深植于西方文化的，并且得以深刻内化的。正因为其内化程度极深，所以，在西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进行理论建构的过程之中，根本不将其视为一个问题，也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我们将世界视为一个因果总和，我们就会将理论建构的努力集中在发现可能发现的一切因果机制，也会将某种因素视为“因”，某种与之相对的因素视为“果”，进而将某种因素视为“目的”，将另外一些因素视为“手段”。结果就是一种“分离式”的二元对立。但是，如果我们将世界视为一个关系复合体，那么，我们就会试图发现这些关系和管理这些关系，试图发现什么方式是理顺关系的适当方式，因之也就会产生一种“互系”式思维。我们讨论因果思维和互系思维，并不是说哪一种思维更加优越，因为两种思维方式完全可能是互补的。我们提出这一问题，是说这两种思维分别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而将这两种思维方式梳理起来，就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论。思维方式与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世界观是文化的产物，所以，世界观对于理论建构是重要的。

承认文化对于理论的重要影响，亦即承认了世界观对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影响，也接受了理论建构的开放体系。这就是说，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世界观可能导致不同理论的创立。比如，冯友兰在论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答。他认为，中国没有科学，主要不是因为地理、气候、经济条件等物质性因素，而是“因为按照她［中国］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52]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对于西方人的认识和思维而言，认识和控制物质世界是最重要的东西；而对于中国人的认识和思维而言，认识和控制人的心灵是最为重要的东西。如果说西方的基本思想和实践是在物质世界中寻找幸福，“现代欧洲正在力求，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但是，中国在力求认识在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在心内寻求永久的和平”[53]。既然中国人是思考和践行“心”的学问，那么，笛卡尔或是培根等寻求确定性的基本要求，就不会进入中国人的思域，因为中国思想从心出发。如果是“对付自己的心，首先就无需确实”[54]，理性所追求的确定性也就因之失去了意义。中国的世界观最终落实到人的“心”，因此，内修，以及对自己的心的教养，成为和谐人与人关系的根本，也因之成为社会和天下秩序的根本。“内圣外王”、“存天理、灭人欲”等都是强调了自我控制心念的道理。冯友兰讨论的是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问题，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他也指出了人的实践活动和意识思维是文化的产物，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对世界、对自己的理解也就有了明显的差异。(www.chuimin.cn)

理论在建构的初始阶段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塑造，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是包含话语、思维和实践在内的文化的反映和体现。这里有三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文化，一个是话语，一个是实践。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是一个共同体实践和话语的辩证关系过程。实践本体论可能认为，实践是第一位的，话语是第二位的，实践产生话语。话语本体论可能认为，话语是第一位的，文化就是话语，文明也是话语。[55]虽然两者都反对物质本体论或是实体本体论，但是，“一切来自实践”或是“一切来自话语”都是过于极端的说法。我这里试图使用中国辩证法的中庸原理，将这两个概念视为辩证互动的两种要素，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形成了文化。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进化的过程，一旦产生自身的过程动力，又会反过来影响实践和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是一种延续的、生成性的过程，社会事实、历史事件、社会存在都是通过文化的经纬网络获得意义的。社会理论是研究社会事实、事件和人的学问，社会理论因此也就必然有着文化的胎记。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在开始建构社会理论的时候，本身和本初就受到文化的浸淫，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依照自身文化的方式去思维和行为。理论硬核的两种成分都与文化相关，但最为密切相关的是形而上成分。形而上成分是在实践和话语的辩证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也就是在文化境域中形成的。形而上成分的文化胎记意味着社会理论也会具有文化胎记。

如果理论硬核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种成分的观点可以成立，那就可以说理论形成的初始时期有着两种促成因素。第一个是形而下成分的形成。波普尔曾经指出，研究始于问题。一旦现实世界的问题（issue）作用于人的思维，就产生了考克斯所说的那种问题意识（problematic），亦即现实世界的问题对人的思维形成压力，使这一问题得到了关注，或者说产生了问题意识。比如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开始空中打击，这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事件，因为这个事件作用于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必然要考虑如何应对这个问题，这就使得俄罗斯和中国产生了问题意识。类似的问题出现，比如叙利亚问题，也会产生联想式的类似思维。第二个是形而上成分的形成。形而上成分是一个特定文化共同体共有的知识或是智识过程所造就的。正因为如此，形而上成分从定义上讲就是依赖于文化的，是依文化而生、与文化共存，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思维方式。文化承载了对于“我们”，也就是对于文化共同体成员的意义和价值，同时，这样的意义和价值又是可以被“他者”理解和解读的。一个理论在某种文化域境中产生，其意义被所谓的“他者”诠释解读，这个理论就具有了“跨文化”或是“文化间”意义，有的时候也就有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性价值的理论。

现在，我们分别考察一下两种理论硬核的成分。首先是形而下成分，或者说第一层面要素。波普尔曾经讨论过“问题”（question），他反驳了逻辑经验论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始于问题、终于问题。当研究人员发现现有理论与观察到的事实之间有着不吻合现象的时候，研究问题就被提出来了。进而，波普尔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讨论问题，当然与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这一目的相关。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社会世界，总是有着无数的问题，总是有着现有理论无法解决的十分重要的问题。一旦这样的问题被发现，新的理论也就有可能出现。[56]比如，在国际关系领域，人们发现美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对伊拉克两次使用武力，而对朝鲜则一直没有使用武力。如果使用理想主义的理论，这一现象是难以解释的，因为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对朝鲜的态度可能比伊拉克更加具有敌意。还有，冷战结束是苏联单方面退出冷战，是对峙双方中的一方决定自我放弃，这又是现实主义难以解释的现象。再比如，同样是国际规范，东盟会接受“共同安全”规范，而不接受“人道主义干预”规范，这也是建构主义单向规范传播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如此说来，波普尔是将一个理论的问题（question）与一个在现实中需要解决的问题（problem）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理论起始于问题，这个问题既包含理论问题的意思，也包含现实问题的意思。

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方面，“问题意识”（problematic）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波普尔的观点相近，只不过波普尔讨论的是自然世界的问题，而国际关系理论界讨论的更多的是社会世界的问题。实际上，“problematic”这一概念在考克斯那里得到了更加详尽的讨论。考克斯认为，理论始于“problematic”。他进而指出，首先，理论是一种视角，这样的视角来自时空（尤其是社会世界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某种位置。[57]这种视角被称为“初始视角”。我以为，这恰恰是理论硬核的某种初始成分。一种比较完善、比较成熟的理论可能会超越这种初始视角，甚至人们后来难以清楚地表述这种初始视角是什么，但是，任何理论自始至终都包含了初始视角的印记，也永远不会完全与之相分离。我们在看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那种产生于启蒙文化的初始视角是难以磨灭的；而我们在看依附理论的时候，那种殖民地生活实践和话语体系的初始视角也是一目了然的。[58]每个初始视角都会有一个与之共生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考克斯使用了“problematic”这个词，认为它涉及理论建构者跟他试图理解和诠释的真实世界之间的初始对话（the initial dialogue）。问题意识是以历史为条件的、对现实问题产生的意识。[59]理论始于这个问题意识，并被这个问题意识所建构。[60]

考克斯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论点。首先，理论具有某种视角（perspective）；其次，这种视角是与问题意识（problematic）相关的；第三，问题意识又是对特定时空语境中的具体问题（problems and issues）的感知。如果我们认为考克斯的论点是有道理的，并且据此再向前思考，就会提出一个观点：任何社会领域的理论都必然起始于特定的文化境域，不存在完全脱离时空支点的所谓纯粹理论，[61]这恰恰与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一致的。考克斯之所以提出“视角”和“初始问题意识”的概念，是因为他意识到理论和实际的分离现象。但是，考克斯所说的还毕竟只是理论硬核的部分要素，主要还是对于第一层面问题的思考和处理，亦即主要是对具体问题的意识与反思，因为考克斯的主要观点是现实作用于思维。[62]这样产生的理论必然是“为某些人和为某种目的”的理论。换言之，这是经由硬核的形而下成分发展起来的理论，这种理论与行为体意识现实世界中的当下的问题直接相关。如果初始问题意识不同，则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理论，而不同的理论可能恰恰是新的理论。比如说英国学派。英国学派虽然与美国主流理论最明显的差异似乎是方法论差异，但实际上，英国学派的问题意识与美国主流学派大相径庭，这才出现了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重视国际体系，英国学派重视国际社会；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注重体系制度，英国学派注重社会规范。由于英国学派与美国主流理论的问题意识不同，才使得英国学派从“国际社会”这个所谓的大理念开始，发展出一整套理论体系。

以上的讨论已经指向了第二层面或是形而上成分。形而下成分的确十分重要，也可以导致新的社会理论的产生。但是，仅仅有着形而下成分对问题的感知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个充分条件，这就是，经由形而下成分产生的问题意识需要经过形而上成分的反思之后，才能提供某种答案。恰恰是在这里，文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形而上成分的作用，没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结合和共同作用，也就没有理论的成形。如果理论的形而上成分在本质上是相似的或是一致的，那么，由不同形而下成分开始而发展起来的理论，乍看起来似乎不一样，但最终会汇合统一，因为它们从根子上是相近的。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两种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现实主义从体系层面提出了一种高度结构性的理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成为这一理论最直接的原因变量，既决定了体系自身的稳定与否，又决定了体系单位之间的合作或是冲突。[63]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出现，提出了另外一种体系层面理论，认为国际制度才是决定国家之间合作与冲突的体系性原因变量。[64]虽然这两种理论提出了不同的原因变量，对国际体系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它们在形而上层面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所以，韦沃尔（Waever）后来提出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是“新新合成”（neo-neo synthesis）的观点。[65]换言之，“新新合成”指出的问题就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在具体的、形而下问题上面有着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基本的因变量还是对合作困境的解决，都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但是，它们的形而上成分是一致的，这就是“理性”这个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形而下成分使具体问题表象化，形而上成分使问题经反思后得以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形而下成分感知问题，形而上成分思考问题；形而下成分规整问题，形而上成分解读问题；形而下成分呈现问题，形而上成分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同文化境域中的人可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同样是处理主导和治理这个问题，朝贡体系中的中国皇帝可能会更多地使用软实力，或是用柔性方式使用硬实力，而罗马帝国的皇帝则会更多地使用硬实力或是以硬性的方式使用硬实力。这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形而上的层面，中国皇帝与罗马皇帝是有着明显差异的。从这个方面出发，则可能产生真正不同的社会理论。换言之，真正不同的社会理论需要在形而上层面、需要在“思”的层面有着实质性的差异。

因此，我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理论硬核中的形而上成分是行动者对自身和外在世界关系的反思性成分。具体地说，行动者是一个具有反思能力的自我，但是这种反思能力是与文化环境高度相关的，也就是说，行动者对自我、他者、外在世界、自我与外界世界关系的理解和诠释是受到自我成长起来并深嵌其中的文化影响的。所谓“那在”（out there）的具体问题都要通过这种形而上的视镜得以过滤和分析，通过形而上的视镜来得到认识、解读，所有对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必然要通过这种视镜来提出和确定。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自我、他者、世界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不同于西方对这些问题的认知，中国人的世界观就与西方的世界观在形而上成分上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是在实践历史中形成的包括自我在内的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看法和理解方面的差异。我们在上文中曾经讨论过，社会理论归根到底是在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必然有着文化的胎记。不同文化塑造不同的世界观，不同世界观塑造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导致不同的形而上反思，也就可能导致真正不同的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