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过程建构主义的核心是关系,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趋向与核心假定都是围绕关系性展开的。由于三大体系理论都忽视了关系这个中国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要素,所以我们首先在体系层次的理论谱系里面补足这个概念,以此确定过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可能占据的地位,然后再对其理论取向加以解释和说明。所以,结构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向是社会性结构理论。......
2024-01-10
如果说理论是系统化的思想,是成体系的知识,那么,理论建构也就是建构思想体系的过程。无论是美国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还是英国学派,都需要对其思想进行系统化梳理,都要对其知识进行系统化整合。康德曾经对“体系”(或是称为“系统”)做出过颇有影响的定义,这个定义之所以很有意义,因为它表明为什么我们需要将理论视为一种思想的体系和知识的系统。
我通过建筑术理解了体系的艺术。由于具有系统性的整体是使得普通认知成为科学的首要因素,也就是说,它可以使一些仅仅是叠加起来的东西形成一个体系,所以,建筑术是一种理论,是一般性认知中的科学成分,所以它必然属于科学理论。
在理性的统治之下,我们的认知绝不可能成为一首诗歌,而必须成为一种体系。只有在这种体系之中,认知才能够支撑和促进实现其最终的目标。不过,我理解的体系,是许多认知归拢在一个理念之下的统合。只要这些诸多认知的领域以及诸多部分的相对位置都是事先设定的,它就是整体形态的合理概念。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这个理念就需要一个图式。也就是说,本质上的多样性和有序性需要一个预先设定的目的性原则。[28]
在这里,康德区别了叠加的思想(an aggregation of ideas)和系统化的思想(a system of ideas)。他认为,他对两者的区分就是对理论的界定。他的“一个理念”就是一种系统化的思想,亦即一种“图式”(schema),一种理论,一种统摄性的观念,其中包含了诸多的组成部分,并且是以符合逻辑的、理性的方式排列组合的。根据这种论述,我们可以将理论视为一个包含了组成部分的系统,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理论的内核与理论的边缘部分。理论内核是理论体系的灵魂,理论内核的形成、扩展、生长和辐射形成了理论的系统。水分子必须有一个内核才能聚合分子,形成液体状态的水。一个社会也是一个系统,由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个人或是核心家庭开始,无论是成为四世同堂还是成为社会组织,都是由初始的最小单位发展和扩展而成的。所以,系统的内核是决定系统是否能够成立和延续的根本。
可能正是这种思想启迪了拉卡托斯的灵感,因为他对理论的界定恰恰也是这样一个类似的系统。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一书中将一组理论称为一个研究纲领,这与元理论或是“范式”的概念是一致的。他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具备系统的重要特征:理论硬核(hard core)和保护带(protective belt),各自发挥不同的功能,但作用都是要使一个理论成立并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其中与我们在这里的讨论最相关的可能是拉卡托斯对理论硬核的界定。他认为任何科学研究纲领都具有一个硬核,这是一个研究纲领区别于其他研究纲领的根本。比如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等等。与牛顿理论相似,相对论、量子理论等自然科学理论,以及许多社会科学研究纲领也都有自己的理论硬核和保护带。独特的理论硬核构成了理论的基本思想,灵活的保护带在许多条件下保护硬核不受损害或是不被侵蚀。[29]拉卡托斯虽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了波普尔的理论,但是他不赞成波普尔关键性实验(critical experiment)的观点。波普尔在提出证伪理论之后,认为只要有一个关键性的实验就可以否证一个理论,比如只要有一只黑天鹅就可以用“一只天鹅是黑的”这一单称陈述否证“天鹅是白的”这一全称陈述。但是,拉卡托斯并不这样认为,他强调,一个研究纲领,除非其理论硬核崩溃,否则就不能认为已经被证否。[30]
正因为如此,硬核是理论的生命,也是理论的身份。理论的硬核使得一种理论不同于另外一种理论。一旦形成了一个理论硬核,一种新的理论也就即将诞生。虽然拉卡托斯没有深入讨论理论硬核的形成过程,但是,他的研究纲领是从一个初始“雏形”(model)而来的。这个初始雏形逐渐生长,经过多种测试和验证,发展成为研究纲领。这一过程可以称为“成核”过程(nucleation),也就是一种理论核心思想或是硬核的形成。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我们在讨论理论的时候,就需要针对任何一种理论或是“系统化的思想”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理论的硬核是什么?在自然科学中,这个问题不是很难回答。比如,万有引力这个思想是牛顿理论的一个坚实硬核,由此可以判断一个苹果会落到地上而不是飞到天上。这里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因果关系,地球的引力是原因,苹果落到地上是结果。同理,它的实用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飞船要飞向太空则必须克服这种引力。由于原因结果十分明确,理论硬核也就十分坚实。但是在社会科学之中,事情则会复杂得多。
社会科学是与人直接相关的。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被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也都是社会中的人。正因为如此,社会科学的价值无涉就是不可能的。一元论理论观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将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与自然科学相类比,将自然科学的物质性、客观性、确定性照搬到社会科学之中。实际上,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的一种重要区别是理论内核的构成有着重要区别。我以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硬核包含了两个成分,一个是形而下或者说物质性的成分,一个是形而上或是理念性的成分。形而下的成分就像温特提出的第一层面问题(first-order questions)框架一样,是与物质世界相关的,比如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或是国家在地缘政治或是全球战略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形而上成分是第二层面问题(second-order questions),是与理念世界相关的,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比如人的或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或是推理逻辑等。[31]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与社会科学理论不一样,是因为自然科学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大致相似,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异,而社会科学的形而上成分却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对自我与他者、对人际关系、对整个社会世界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对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进行比较详细的阐述。(www.chuimin.cn)
虽然理论硬核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成分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但是为了分析方便,我们不妨先将其拆分开来讨论。根据这样的概念化方式,理论硬核的形而下成分可以衍生出理论的实质性核心假定(substantive core assumptions)以及与“那在”世界直接相关的假设(relevant hypotheses);而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产生理论的世界观之本,其中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内涵。硬核中的形而下成分对物质世界的反映是基于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经验的,需要经过经验证实或是经验证否。硬核部分的形而上成分却是不受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经验检验的。从定义上讲,形而上成分不是来自一时一事的现象和经验。尽管这种成分与经验和事实相关,但并非直接产生于即时的经验和事实。形而上成分是在一个人群的文化环境和生活语境中长期积淀和发酵的结果,包括他们共有的知识传统、世界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等。同时,理念、世界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要素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东西不是一个时间点和空间点可以确定的,而是在连续不断的实践过程之中、在时间的磨砺下、在历史的永不间断的长河中逐渐塑造起来的,所以说,形而上成分是文化的积淀,是一个文化共同体长期实践的产物。[32]同时,这也是某种表象体系的基础和根本。通过这种表象体系,第一等级问题得到过滤,将一个形而下的具体事件或经历呈现为一个问题意识(problematic),进入形而上境域,并受到形而上成分的处理。
一元论理论观的基本观点之一是,理论不考虑历史和空间的差异,在任何时空内理论都是能够得以证实和证否的东西,所以才具有普适性。万有引力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都是一个道理,所以美国、俄罗斯、中国的飞船都必须克服地球引力才可能进入太空。而二元论理论观则不是如此。它认为社会理论必须考虑时空概念,必须考虑历史的路径依赖,也必须考虑不同文化对理论形成的影响。如果我们将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定义为文化的积淀和产物,也就意味着我们将文化视为理论建构初始时期的重要资源。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者都是生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都是在某种文化中浸泡成长的。他们的语言、习得、社会化也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完成的。研究人员与他们的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与他们生长的文化体共同实践。比如,卡拉汉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大理念是“民主和平”,实际上,在更加抽象的层面,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大理念是包含很深的“民主和平”以及其他信念的理性自由主义,而民主和平论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分。现实主义被欧洲学者植入美国之后,在冷战的大环境中得到了20年的主导地位,但是,从长远来看,美国根深蒂固的东西仍然是理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无论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还是奥巴马的多边主义转向,都反映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这个无处不在的形而上硬核成分的辐射作用。[33]近30年发展起来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特建构主义,都明确无疑地显示了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自由主义的世界观。[34]
理论硬核的这两种成分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旦现实世界出现了某个具体的问题,形而下成分被激活,将这个问题表现为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当问题被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势必要经过形而上成分的过滤,以便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对其作出诠释,并且以这种建构起来的事实为依据提出解决方案。如果这两个成分协调配合,相辅相成,就可能产生一个相关的理论。我们说一个理论是原创性理论,可能有着两层含义。一是说由形而下部分引发的理论问题是原创性的、是前人没有提出的或是没有经历的;二是说形而上成分提供的、对这个问题自身的认识和对这个问题解决方案的理解是原创的,既不同于其他时间和空间内的认识和理解,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理论的独特视角。虽然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创立新的理论,但是第二个方面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形而上成分所包含的思维方式和诠释角度实际上构成了理论建构的基石,因之也就成了理论的灵魂。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关于理论和理论建构的著述很多,但却往往忽视了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也没有这方面的讨论。这种现象的存在可能是因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不必讨论和没有争议的问题。也可能是他们具有相似的第二层面的思维定势,这就是在古希腊、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理性思维模式。卡拉汉(Callahan)曾经比较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并写成题为“国际理论的国家化:英国学派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的论文。[35]他认为,任何带有国家印记的理论必然包含一个“大理念”(big idea)。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大理念是“和平民主”,英国学派的大理念是“国际社会”,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大理念是“大同”(the Datong,universal great harmony)。虽然卡拉汉要说明的是,英国学派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都是要颠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霸权,但是他的论述更重要的一点是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大的理念定义大的理论。[36]但是,卡拉汉没有讨论的是为什么不同的民族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和中国,会有不同的大的理念,且这样的大理念为什么会与国家或是民族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样的大理念决不仅仅是来自于当下的现实和在场,它的产生来自于通过独特的文化视镜、独特的表象系统对实际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是形而上成分作用于形而下问题的产物,是某种世界观对国际体系或是国际社会的反思和反映。
正因为如此,大理念必然和一个理论的大问题(problematique)联系在一起。我在一篇论文中曾经就此做过讨论,并将这样的问题称为“理论的核心问题”。我以为,如果有一个与现实世界密切相关的理论性的大问题,就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理论硬核,并导致一种创新理论的诞生。[37]我们可以看看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38]在美国,类似元理论或是范式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三种,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另外还有一些中阶理论,比如,霸权稳定理论、权力转移理论、长周期理论、国际机制理论等等,似乎都与一个实际世界中的问题相关,这就是如何维护二战以后美国的霸权地位和霸权体系。[39]无论是强调硬实力、软实力还是巧实力,[40]无论是霸权国家实力地位的护持还是整个霸权体系的维护,也无论是讨论安全领域还是经济领域[41],美国在战后一直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构成了这些理论硬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理论硬核中形而下的成分。对于英国来说,二战以后出现了不同的核心问题。虽然许多研究项目也讨论类似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问题,比如说战略平衡、战略威慑、国际体系等等,但是,英国二战以后的核心问题更像是如何思考和看待在欧洲发展起来的、由国家组成的、具有高度社会内含的团体或者说共同体。这个问题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英国学派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性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卡拉汉所说的“大理念”——“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因之成为英国学派的“品牌”性符号,也在世界的国际关系学界成为有别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独特标识。[42]而中国在其崛起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大问题”与美国和英国都不相似。中国面临的大问题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问题。1840年之前,中国是东亚朝贡体系中的主导国家,中国在当时的东亚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是明确的。[43]当中国遭遇西方之后,出现了千年变局,中国在对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屡屡失败,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也土崩瓦解。中国的失败和东亚朝贡体系的解体导致了一个严重的事实: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成了百年无解的问题,并且是一个直接与中国和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这一问题而言,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思考和解决,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性转变。但这仍然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仍然需要时间和实践的考验。这既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实践过程,也是中国当下面临的、非常实际的“大问题”。
但凡“大理念”都会产生于一个国家或是非国家国际行为体在实践互动中遇到的“大问题”。但是,无论在卡拉汉的文章中还是在我以前的论述中,似乎都强调了理论硬核的形而下成分。这样一来,研究问题,无论大小,都是具体的、实际的、现实的、在场的。这些问题对于决策者和理论家来说,都十分重要,都需要提出解决方案。正如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所说的那样:“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为某些目的服务的。”[44]根据这种说法,理论只不过是一种工具,一种解决行为体所面临的难题的工具。[45]我当时的文章和卡拉汉的论述都没有意识到另外一个要素,那就是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这个成分的“被”不在场使得具体问题无法上升到抽象层面去认识、去理解、去诠释。现实层面同样的“大问题”,可能会有着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当一个现实问题呈现出来并进入行动者认知系统之后,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受到了一个文化体中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的影响。比如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前提是美国坚信并一再声明,伊拉克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向基地组织扩散的可能。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还就此专门在联合国做过听证。后来,尽管调查组一直没有发现伊拉克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仍然坚持认为伊拉克藏匿或销毁了这些武器。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理性自由主义的“大理念”发生了作用。美国认为萨达姆政权是反民主的集权政府,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美国人坚信,萨达姆政权在两伊战争中、在镇压库尔德人的行动中,都曾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推导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讲究工具理性,认为人可以通过理性提供基本的解决方案。但是,理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表现。比如,前美国总统卡特认为,派遣直升机和使用武装人员解救人质是理性的做法,而中国人更有可能通过找到关键人物,认为打通关键关系是更为理性的解决方法。理性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表现。比如,将战俘视为非人,让他们做奴隶、做角斗士供别人消遣,这曾经被认为是非常合理的事情,但现在却是荒唐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死刑曾经是被大多数国家视为高度理性的做法,而现在则受到极大质疑,认为这样做不人道,因此也就没有理性可言。中国在朝贡体系中的主导和治理方法,不但与罗马帝国的治理之道有着很大的差异,与战后和冷战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和治理方法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尽管它们面临的“大问题”是非常相似的,这就是如何维护体系自身以及自己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46]
对呈现出来的问题的理解、反思和表象是要通过人的思维和社会的意义系统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对问题的判断和理解的不同。在某种表象体系中,一种方案是可能的,另一种方案则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能进入行动者思维范畴的。表象体系与文化高度相关,也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性。所有这一切,都涉及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或是第二层面成分,也是形而上成分发挥作用的关键。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决定了理论不仅仅是工具,不仅仅是为了某种目的,理论还是文化的反映,带有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实践的印记。无论是理解还是改变“那在”的世界,无论是对某个呈现出来的问题做出性质判断还是提供解决方案,都反映了一组社会人的世界观、一个文化体的集体思维。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因之是理论的灵魂,它带有文化烙印、承载生活方式、锻炼思维理路、成形于生命实践。社会理论的形而上成分定义了一个理论,使之具有独特的身份,因之也就区别于其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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