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开端与美学革命

2024-01-1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该书写作时间离1843年仅仅两三年，在马克思应该是记忆犹新。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对自己思想发展历程的总结和判断是符合实际的话，那么，怎么能说晚于这两篇文章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连唯物史观的“萌芽”还够不上呢？！

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了自己孕育、建立唯物史观的思想历程：“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外，马克思还感到，他自己当时“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因而对听到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肤浅言论虽然并不赞同，但还没有能力“妄加评判”[1]。正是“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2]。这一段思想历程的回顾非常重要，它至少告诉我们：第一，1842-1843年，马克思思想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第一次面对一系列物质利益和实际事务问题，“促使”他的研究重点从哲学一般原理转向实际经济问题，进而转向经济学研究。第二，这不仅仅是问题域和研究学科的转向，而且开始了历史观念的初步转向，这种初步转向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写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一书中，该书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撇开市民社会的物质基础，仅仅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法的关系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而首次“得出”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即市民社会的新观点，这就为唯物史观的创建开拓了全新的思路。第三，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重新阐释，引导马克思在历史观上转向唯物主义。第四，为了进一步解剖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巴黎手稿》就是这种研究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它促使马克思初步形成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思路。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自己的回顾和总结来判断他形成唯物史观的思想历程，而不是自以为是想当然地推迟马克思思想的伟大转折期。

如果说上文引述的马克思的自我回顾时间上晚了十几年（其实并不晚，因为他明确举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发表时间和刊物，说明记忆非常清晰，如在眼前），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到更加有力的证据。马克思批判圣麦克斯即“施蒂纳”“企图依靠对宗教这一独立领域进行的陈腐不堪的批判来捞一把”，他“所反对的不是物质关系的现实形式，甚至也不是作为实际上拘泥于现代世界的人们对这些物质关系所怀的世俗幻想，而是这些世俗关系的天国精炼品，即上帝的宾词、神的流出、天使”；他同时也批判“靠神学糊口的圣布鲁诺在其反对实体的‘严重的生死搏斗’中，pro aris et focis也同样试图作为一个神学家超出神学的范围。他的‘实体’只不过是概括成一个名称的上帝的各个宾词；……这些宾词仍然不过是人们关于其一定经验关系的观念的天国化了的名称”。之后，马克思首先指出，“当然，依靠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理论武器，是不能理解这些人的经验的物质的行为的”。同时，他还特别指出费尔巴哈批判宗教异化的局限性：“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紧接着，马克思又一次回顾了他自己在1843年开始超越费尔巴哈走向唯物史观的思想历程，他说，“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3]。这一段话，是在人们普遍认可系统地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该书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但这一部分显然是马克思写的。该书写作时间离1843年仅仅两三年，在马克思应该是记忆犹新。马克思明明白白地说，他的两篇文章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虽然在用语上还残留着某些费尔巴哈的痕迹。马克思嘲笑了那些“德国理论家”没能正确地理解他的“真实的思想过程”，反而误以为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可悲的是，我们今天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竟然也置马克思自己明确肯定的他在1843年的两篇文章中已经“开辟了通向唯物史观的道路”的真实思想过程于不顾，却用马克思在《手稿》中有时还沿用费尔巴哈的某些术语而断言他在1844年历史观上仍然没有超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水平。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对自己思想发展历程的总结和判断（即1843年的两篇文章开始了走向唯物史观的道路）是符合实际的话，那么，怎么能说晚于这两篇文章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连唯物史观的“萌芽”还够不上呢？！这无论在历史和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

还有一个重要旁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上述引文之后，又谈到恩格斯以另一种方式获得唯物史观结论的情况：“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4]。这段话不但告诉我们马克思与恩格斯首次合作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而且首先指出恩格斯写于1843年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接着指出恩格斯写于1844-1845年初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从另一条道路”即通过实际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的调查研究“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即“得出”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即市民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新观点。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他与恩格斯实际上在1843-1844年合作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就已经通过不同方式先后得出了唯物史观的初步结果。

综上所述，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论断：1843年至少是马克思孕育、建立唯物史观的真正起点。《手稿》乃是由此出发，通过经济学研究，在建构、形成唯物史观道路上的重大推进和关键所在。

注释(www.chuimin.cn)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0~26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4页。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开端与美学革命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