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革命》揭示二分解读法不符文学审美

2024-01-1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对这种“二分解读法”刘文还举了若干例子加以说明：“荷马笔下的那条狗阿尔戈斯，托尔斯泰笔下的那匹马，骆宾王笔下的那只鹅，马致远笔下的枯藤、老树、昏鸦，无不给人留下难以释怀的记忆，我们能说这不是文学对大自然的描写吗？”是的，这些作品都写到了自然（物），但是没有一个例子能够证明这种“二分解读法”是正确的。这可以说是作者实践“二分解读法”最清楚、明白的说明。《狂人日记》不但不能证明“二分解读法

对这种“二分解读法”刘文还举了若干例子加以说明：“荷马笔下的那条狗阿尔戈斯（《奥德赛》），托尔斯泰笔下的那匹马（《马的故事》），骆宾王笔下的那只鹅（《咏鹅》），马致远笔下的枯藤、老树、昏鸦（《天净沙·秋思》），无不给人留下难以释怀的记忆，我们能说这不是文学对大自然的描写吗？”是的，这些作品都写到了自然（物），但是没有一个例子能够证明这种“二分解读法”是正确的。

刘文所举《奥德赛》中的阿尔戈斯，出现在第17卷。离家20年的奥德修斯假装乞丐回家暗中探访，与阿尔戈斯重逢，他见到“它也无人照管，躺卧于堆积在院门外的一大堆秽土上”，“遍体生满虫虱”，但是，当“它一认出站在近旁的奥德修斯，便不断摆动尾巴，垂下两只耳朵，只是无力走到自己主人的身边”，当年，人们都“惊叹它的勇猛和迅捷。即使是高大幽深的树林里的野兽也难以逃脫它的追踪，因为它善于寻踪觅迹。现在它身受不幸，主人客死他乡，心地粗疏的女奴们对它不加照管”。然而，就在此刻，“阿尔戈斯立即被黑色的死亡带走，在时隔二十年，重见奥德修斯之后”[1]。这段描写，固然正面描写了阿尔戈斯这条狗（自然物），但是，第一，它是两个人（牧猪奴欧迈奥斯与奥德修斯），也是荷马眼中的义犬形象，而不是“心地粗疏的女奴们”不屑一顾的野狗，不是可以与人相分离的独立的动物形象。第二，它在与主人分离20年之后的重逢时悄然死去，不仅衬托主人的伟大和魅力，而且反衬了许多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人”的可恶和可悲——人不如狗，反衬了他们人性的堕落。这恰恰是自然在文学中仍然属于“人学”范围的有力例证。

再看骆宾王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表面上看，纯然是写鹅（自然物），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笔力虽略显稚嫩却无比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儿童眼中的鹅，一个具有敏锐的色彩感受能力的孩子所看到的在水中欢快嬉戏的色彩斑斓的鹅，他把鹅的啼鸣想象成人化的“向天歌”。在此，我们难道能将《咏鹅》中的鹅纯粹作为自然物赋予作品的而脱离小诗人的性情来孤立看待吗？显然不能。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亦然。“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似乎纯然写物，然而，这两句其实只是罗列出数个景象或意象。按刘文“二分解读法”一个一个意象去读，恐怕什么文学性都没有，更不可能领会它们所蕴含的情感意绪；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连在一起，并一气呵成读至末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透过这些联翩而来的自然景物，层层深入、细细品味，我们将会感受、体悟、把握到那位飘泊天涯的羁旅之人流离失所的苦楚，行行复行行的忧伤和前路茫茫的悲怆。可见，它所写到的所有自然物，都是作者“断肠”情绪、心境的对象化、外化，或者如前所说，是自然物的人化、人性化、人情化。

唐代大诗人李白专写动物（自然物）的《大鹏赋》云北溟有鱼名曰鲲：

化成大鹏，质凝胚浑。脱鬐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燀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

乃蹶厚地，揭太清。亘层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背嶪太山之崔嵬，翼举长云之纵横。左回右旋，倏阴忽明。历汗漫以夭矫，羾阊阂之峥嵘。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搏，雄无所争。固可想象其势，仿佛其形[2]。

初看起来，纯写大鹏体形之巨、力量之大、气势之伟，转斗动天、撼山倒海；但实际上，却是写人，写李白自己的豪情雄心，写他胸中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和昂扬无畏的斗志。这首“以讴歌生命为主的诗”是“对自然——自我的外化——的热爱”，“李白一再讴歌自己的抱负和巨大的才能，为自己的抱负不能实现而悲愤……他在自己诗中的形象是一个孤傲的形象。这种形象在屈原的作品里就出现过，但李白的自我形象却更富于冲击力”[3]。《大鹏赋》中的大鹏形象，实际上就是极富冲击力的李白自我形象的化身，是在特定意义上完成了人性化、人格化、人情化的自然物。李白写大鹏的至少还有《上李邕》和《临路歌》两首。依然是夫子自道，但由于写于不同时期、不同心境，大鹏形象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尚保留了《大鹏赋》的气势（已经小了不少）和傲骨；到《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已见力不从心、无可奈何的悲哀。如果按刘文的“二分解读法”，把大鹏当作置入作品中自然物形式，与李白的人格精神相分离，那就根本无法理解这“一赋二诗”所体现的李白自身的“大鹏精神”（姑妄称之）了。

刘文还将这种“二分解读法”用于分析鲁迅的《狂人日记》，说其中“作家赋予作品的形式是一段文言的楔子和13则白话的日记，物理的自然之物赐予作品的形式是狗眼的怪异、月华的皎好等。人的心灵的自然赐予作品的形式是精神抑郁症患者的特殊心理。物理的自然为文本的叙述设置了场景和空间，它应该隶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心灵的自然为文本的叙述提供了人的心理运作的规律，它应该隶属于‘人学’，而且是‘人学’之中的生理学、心理学的范围”。这可以说是作者实践“二分解读法”最清楚、明白的说明。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分析同样不能成立。作者将“狗眼的怪异、月华的皎好等”看成外在于人的纯“物理的自然之物赐予作品的形式”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它们并非“为文本的叙述设置了场景和空间”，而是始终离不开作为“精神抑郁症患者”的狂人的特殊眼光和特殊心理：当看到“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时，他小心翼翼，怀疑“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而“今天全没月光”时他又产生“我知道不妙”的感觉；又一天，“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他却敏感地听到“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并且产生“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的恐惧猜度；后面还由吃死肉的“海乙那”联想到狼，而“狼是狗的本家”，又联想到“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写到月亮和狗的地方，读者根本看不到它们“物理自然”的形式特征，而全部是狂人眼中、心中变异了的自然物，即“狂人化”的月亮和狗。《狂人日记》不但不能证明“二分解读法”的有效性，反而证明在文学中任何自然物都不能离开人，离开人性、人情、人格、人的心灵而独立地存在。(www.chuimin.cn)

无独有偶，鲁迅《野草》中写动物（狗）的《狗的驳诘》，直接写梦中的“我”与一条拟人化的狗的相遇和对话，开始“我傲慢地回顾，叱咤”“我”以为的“这势利的狗”，但是，当狗承认“愧不如人”，而所惭愧的是“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还不知道……”时，却是作为人的“我逃走了”[4]。鲁迅的命意十分清楚：表达一个先知者的“罪过”感和自责。此篇表达知识者的自我反思和惭愧之心，愧疚人甚至不如狗（虽然是拟人化的狗）来得明白。不言而喻，这里的狗已经完全人化了，不再是自然物了，不属于“物理自然”了。

综上所述，文学的描写的不管是大自然还是人，都是人化的、人的心灵化的自然（自然与人类社会），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物质自然的人化；自然界中无论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事物，一旦进入文学，都必定已经是人化、人性化、人情化、人格化、心灵化的自然了，或者如康德所说的“像似”的“另一自然”[5]，打上了人的思想、性格、情感、心灵的烙印。因此，刘文的“二分解读法”显然是不符合文学创作和欣赏的审美特征、审美规律的。

注释

[1] 荷马：《奧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322页。

[2] 《李白集校注》（第一册），瞿蜕园、朱金城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3]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68、469页。

[4] 鲁迅：《野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5] 康德：《判断力批判》，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0页。

《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革命》揭示二分解读法不符文学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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