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30年发展解析

2024-01-1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国文艺界和文艺理论、批评界纷纷回顾、总结、反思30年的文艺经验和理论发展道路。关于这一点，似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从30年我国的文学发展实践来看毫无疑问，30年来我国的文学创作取得了远远超过新中国前17年的伟大成就。（二）从30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来看与文学创作思潮的演进密切相关，30年来文艺理论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和发展。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国文艺界和文艺理论、批评界纷纷回顾、总结、反思30年的文艺经验和理论发展道路。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笔者看来，这对于未来我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的建设和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这种回顾、总结、反思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路加以展开。比如，就文艺理论而言，许多学者从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及其相互关系入手来探讨文学的本质。这固然不错，而且确实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但是，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思路，即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基础来阐述和揭示文学的本质的某些层次和方面呢？我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就“文学是人学”这一根本之点而论有可能更加切近文学的本质。关于这一点，似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从30年我国的文学发展实践来看

毫无疑问，30年来我国的文学创作取得了远远超过新中国前17年的伟大成就。20世纪80年代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文学思潮此起彼伏，文学观念多元展开，文学景观多姿多彩，优秀作品大量涌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90年代在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商品大潮不断涌动的大背景下，文学的整体格局出现了雅俗大分化，世俗化、通俗化、大众化迅速成为主流，但同时，引领时代潮流的高品位佳作仍然不时涌现，守望和维护着人文精神；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大趋势和信息、传媒、网络时代的到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文学中物质化、欲望化、日常化、娱乐化倾向愈益彰显，但相反的精神抗争和审美抵御也从未终止，创作群体“70前”和“80后”的分野越来越明显，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问题是，这30年中国文学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有没有始终不变的文学精神？我很赞同当代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雷达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他在回顾30年文学发展的历程后作出如下的概括：这30年的中国文学，“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就是贯穿性的主线”；“事实上，寻找‘人’和回答‘人是什么’是新时期文学最根本的一个精神向度”；他还进一步把这一人学主线具体化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1]。笔者以为，雷达先生的这一概括是准确、深刻的，完全符合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

无独有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回顾、总结自己30多年来学习东西文学经典、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经历时，也重点谈到了文学的人学本质。她将文学比喻为灯，认为“无论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我们的笔下是如何严酷的故事，文学最终还是应该去呼唤人类积极的美德”，“文学应该是有光亮的，如灯，照亮人性之美”；她还从普遍人性角度理解文学的本质，认为文学其实只需简单地分为两类，即“好的和不好的。而所有好的文学，不论是从一个岛，一座山，一个村子，一个小镇，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出发，它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历史、文化和时间而抵达人心。也因此，我对文学的本质持乐观的态度”。这就是说，一切好的文学都应该超越国家、“民族、地域、历史、文化和时间”而通向普遍的人心和人性；所以，她坚定地表示，要“保持对人生和世界的惊异之情，和对人类命脉永不疲倦的摸索，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去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心灵的真正高贵”[2]。这恰好是以作家个人亲身的创作体验呼应了雷达对新时期我国文学创作基本精神的人学概括。

上述两位作家、评论家的思想，我以为不谋而合地把文学（不仅仅是近30年的文学）的本质与人、人性、人心即与人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我想，这决不是巧合，而恰恰是从一个特定角度对文学的人学本质的有力揭示。

（二）从30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来看

与文学创作思潮的演进密切相关，30年来文艺理论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和发展。由于涉及的问题非常多，这里只就文学与人学的关系角度作一简要的回溯。(www.chuimin.cn)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民性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背景下，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文艺理论界对文学与政治关系、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批判性反思，逐渐摆脱政治工具论、从属论、服务论的偏颇和束缚，“人”的意识开始复苏和觉醒，长期以来属于理论“禁区”的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得到学界的广泛讨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件是钱谷融先生在50年代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重要命题得以重新确立。笔者认为，这是当时我国文艺理论最重要突破之一，是重新思考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并应用于批判否定人性、人道主义的极“左”思想，正确总结、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历史实践和经验教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3]。

90年代以后，在市场化、商品化大潮的奔涌和冲击下，文学的世俗化、欲望化、娱乐化进程加速从边缘走向中心，而其内含的人文精神却日趋萎缩、匮乏和空虚。于是，引发了一场围绕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主要涉及人文精神的理解、人文精神的种种危机征兆、人文精神重建的迫切性和具体途径、在重建人文精神的同时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文精神与终极关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讨论中尽管存在种种不同意见和分歧，包括对人文精神含义的不同理解，但总体上多数人基本上是将人文精神与人的生存及其价值联系起来考虑，或认为人文精神显示了人的终极价值，它是道德价值的基础和出发点，或认为人文精神主要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换言之，主要还是从人、人的价值、人的精神追求等人学视角来思考和理解人文精神的，也是在人学这个层面主张重建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说，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乃是80年代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深化？可以作为笔者这一观点旁证的是，将这一讨论的积极成果运用于文艺理论建设而构建起来的新理性精神文论。钱中文等先生倡导的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核心仍然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基本思路，把新人文精神视为自身的内涵和血肉，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进步的人道主义的观照下，弘扬人文精神，以新的人文精神充实人的精神，以批判的精神对抗人的生存的平庸与精神的堕落。

进入21世纪以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它不但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以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性，体现了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人本精神，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基本精神的自觉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目前，学界也开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出发，把以人为本作为文学艺术活动的出发点、落脚点和着眼点，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文学艺术的最终目标，亦即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来思考、研究和建设当代的文艺理论。本文拟遵循这个思路，尝试就若干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注释

[1] 雷达：《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精神》，《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

[2] 铁凝：《文学是灯》，《人民文学》2009年第1期。

[3] 详见朱立元：《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再阐释》，《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9期。

新时期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30年发展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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