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其与美学革命的结合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批判是建构唯物史观的基础，而异化劳动理论就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在改造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深入解剖了市民社会内部的物质、经济关系，成为经济学批判与人道主义伦理学、政治学批判的结合点。这一点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中。

如上所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两篇重要文章中，马克思首次“得出”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即市民社会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新思路，“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1]。这就是马克思写作《手稿》的直接原因和背景。显然，第一，《手稿》是马克思首次尝试研究政治经济学；第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目的是要“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解剖”；第三，《手稿》论证的基本理路是，从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立场出发，用新创立的异化劳动理论来批判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解剖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关系；第四，通过这种解剖，论证、展开和确立唯物主义的新历史观。从《手稿》文本的具体展开来看，马克思的这些主要目的是完全达到了。下面，拟从五方面做简要说明。

首先，从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维护非人化私有财产的批判切入。

马克思指出，总体上说，“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2]。在这一总的评价的基础上，马克思从以人为本的观念出发，严厉批判“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因此，它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这实际上是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因此，“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归根结底，“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3]。其结果是“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4]。应该说，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肯定和维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把人降低为动物的实质的批判是入木三分的。可以说，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是直接针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

在写于《手稿》同时期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虽然尚未正式提出异化劳动理论，但是他借用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中介”的概念，一针见血地分析了“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属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而揭示出其中包含的人和人的活动（劳动）的异化、非人化性质：“既然人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外化，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非人化的人而活动；物的相互关系本身、人用物进行的活动变成某种在人之外的、在人之上的本质所进行的活动。由于这种异己的中介——人本身不再是人的中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因为中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因此，这个中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人的生产与人的生产之间的外化的中介作用，是人的外化的类活动。因此，凡是人的这种类生产活动的属性，都可以转移给这个中介。因此，这个中介越富有，作为人的人，即同这个中介相脱离的人也就越贫穷。”[5]这实际上已经具备异化劳动理论的雏形，因为异化劳动理论就是根据此处从货币的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人用物进行的活动异化为物统治人——人的外化的类活动产生私有财产这一逻辑思路进一步展开的。

其次，让我们看看《手稿》中异化劳动理论出场的路径。马克思明确指出，从经济学角度提出异化劳动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6]。为此目的，就必须把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经济学剖析与人道主义的伦理学批判紧密结合起来。马克思强调，这一批判首先必须“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比例生产的。”[7]异化劳动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经济事实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是：“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于是，“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8]。

《手稿》剖析并论述了异化劳动的基本规定性，探讨了它与私有财产的关系，着重揭示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背后隐藏着的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的阶级对抗关系。马克思通过大量无可辩驳的经济学材料揭示出，在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度下，工人的异化劳动有三个重要规定：一是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二是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劳动）相异化，三是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并由此推论出第四个更重要的规定——人和人（即人的社会关系）相异化。他说：“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9]。紧接着，马克思特别强调说：“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0]这句话极为重要却常常被人们忽视，甚至有人认为《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没有上升到社会关系的高度。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因而是错误的。上面这句话清楚地表明，马克思认为，前面三种人和自身异化的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即人们的社会关系（如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等）“才得到实现和表现”，才成为现实的异化关系。马克思还指出：“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化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11]这里，马克思把异化劳动不仅仅看作一种人的自我异化，更看作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异化和对立，而且强调了这种异化不是精神的、心灵的，而是实践的、现实的，从而深刻地揭露了现实的市民社会中劳动者（工人）与剥削者（资本家）的阶级对抗关系。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在借用异化劳动剖析市民社会的现实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基础上，得出了与国民经济学把异化劳动看成是私有财产运动的结果这一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12]，揭示出其中的“秘密”是“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3]。这里，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异化劳动的剖析直接揭示出私有制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原因，这就为进一步阐明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提供了重要路径，与建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达到了高度统一。所以，马克思说，他关于异化劳动的“这些论述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14]，使被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掩盖、遮蔽的市民社会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得到了明确的解答。

上述关于异化劳动造成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敌对的阶级关系的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在该书中，马克思把全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概括为私有制和劳动，他说：“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15]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16]的分裂日益尖锐，但“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存在”[17]。这显然就是异化劳动的另一种说法，即劳动者与他们自己的生产（能）力之间产生了分裂和对立，“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18]。在这种异化劳动的现实中，“他们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19]；因此，异化劳动的实质是将人的劳动本身从目的降低为手段，“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看到，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20]。这些话语同《手稿》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一脉相承，都是从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被摧残这一人道主义角度加以揭露的。

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已经完全抛弃了异化劳动理论。其实，这是一个肤浅的皮相之见。在《资本论》及其几个手稿中，马克思虽然较少使用“异化”或“异化劳动”概念，但是他在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剩余价值——的同时，实际上仍然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深刻揭露、无情抨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者被“物化”、异化、片面化的真相。马克思在论述了剩余价值本质和它的各种具体形式后总结道：“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式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物化。资本自行增值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21]这里，无酬劳动时间被“物化”的主体是工人，他们作为出卖自己劳动力所付出的劳动只有一小部分获得工资（报酬），而大部分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物化的产品）是没有报酬的，这种“无酬劳动时间”创造的就是剩余价值；表面上资本家靠自己掌握的资本使资本自行增值，实际上这种增值并不来自资本，而是来自资本通过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获得对工人“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这样，工人的劳动就反过来被他自己的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产品、财富所支配。换言之，工人实际上不是为自己而存在，而是成为为资本增值即创造剩余价值而存在的奴隶，“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的增值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22]。其结果就是：“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領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表面上看，这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但实际上一旦“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23]。这种尖锐的阶级分化和对立，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自由、平等外衣下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必然产生的后果。与此同时，马克思还从人自身的本质力量被异化、片面化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出“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的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24]。马克思这一系列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对剩余价值秘密的揭露，是何等深刻啊！不过，显而易见，这种批判和揭露，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延续了异化劳动的思路。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了《资本论》的伟大成就，他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正是马克思“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25]。《手稿》的异化理论虽然没有达到《资本论》这样一个科学的高度，但在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和劳动的异化关系这一点上，无疑是开辟了一条正确、开放的理论思路的。

又次，《手稿》第一次把劳动实践看作人与动物相区分的根本标志，特别把世界的历史看成是将异化劳动作为自身必然环节的人类劳动即工业的历史。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就是劳动，“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的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6]。由此出发，《手稿》提出了劳动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的观点：“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7]上述观点与稍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观点完全一致，只是后者的表述更加准确、科学。请看：“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28]；“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按：指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种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29]。两者相比，不用多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一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在《手稿》中已经基本形成，并得到了虽然初步却十分明确的表述。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看成是人类扬弃、消除异化的必然环节和过渡。《手稿》用异化劳动理论对上述劳动创造人、创造人化的自然界、创造世界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度阐释。马克思把人类的劳动概括为“工业”，“因为全部人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指出“工业的历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30]。而在马克思看来，实际上，迄今为止人类大部分的劳动都是不同程度的异化劳动，“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31]。在论及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极大地促进工业的发展时，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对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32]这里，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表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劳动（工业）的历史就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史，而人类劳动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异化的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发展到最发达、最普遍、最野蛮的程度，是这个阶段即将终结的最后时期。他指出：“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33]因此，“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34]。

但是，马克思并不把异化劳动看成永恒的，而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将促使整个异化劳动的终结和扬弃。他在稍后于《手稿》的1845年3月所写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指出，由于异化劳动造成了与工业相对立、相异化的力量，即“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这里的“人”不是个体的人，而是全人类，人的生存也就是人类的解放：“对工业的这种估价同时也就是承认废除工业的时刻已到了，或者说，消除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能力的那种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西提供与应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的基础。”[35]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此以“人的发展”而不是资本利益的尺度，对“工业”的本质作了新的界定，其核心就是强调当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发展到顶点时，消除和扬弃异化劳动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时刻已经到了”。

上述一系列通过劳动包括异化劳动（工业）的历史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论述，其重要性决不能低估。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36]。笔者认为，这一点完全适合于评价《手稿》的异化理论。于是，唯物史观在这里具备了以人为本的理论出发点和追求人类解放的鲜明价值取向。

再次，《手稿》在用异化理论解剖市民社会阶级关系的基础上，明确论述了共产主义是从根本上扬弃、消除一切异化的唯一、根本的途径，阐明了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实践的现实性。一方面它把1843年两篇文章已经从政治上提出的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唯一阶级力量的观点从经济学上加以肯定和论证，指出：“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阶级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阶级的解放，因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37]这里的思维逻辑是：从异化劳动推出私有财产即私有制，推出整个市民社会的阶级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发展到顶点，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关系，再进一步推出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的伟大而现实的结论。这样，唯物史观找到了现实的、经济学的根基。另一方面，马克思从扬弃劳动异化角度给共产主义定性：“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38]马克思又从人道主义角度对共产主义扬弃异化的主张的现实性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它主张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通过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即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39]上面这两段话是互补的，但基本理路和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要通过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来现实地、实践地、积极地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劳动异化，“归还真正人的生命”，使“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实际上否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以，马克思进而强调，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对异化劳动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体现出“私有财产的历史必然性”[40]，也就是体现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将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显然，这是运用异化劳动理论对揭示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唯物史观的有力论证。

最后，《手稿》在1843年两篇文章初步提出市民社会最终决定政治国家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路的基础上，又从经济学角度延伸和发展了这个思路，把物质生产劳动看作基础和最一般的生产，认为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包括艺术等意识形态）的生产最终都是受物质生产（生产一般）普遍规律的决定和支配：“宗教、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41]这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另一种表述，比起前面两篇文章的表述，又有所推进。需要强调的是，对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仍然是通过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加以论述的。他从总体上指出，共产主义的现实“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因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这就是说，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只有在生产和消费的现实经济运动中才能找到。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对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42]此处有两点应该特别注意：第一，人的异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宗教、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属于人的意识、内心、精神领域的异化，另一个是发生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经济的异化，是人的现实的社会的存在；第二，因此，扬弃异化也包括扬弃意识的异化和扬弃经济的异化两个方面，但是，这两个方面不是并列、对等的，而是扬弃经济异化为主，扬弃意识异化为次，后者服从前者，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显然，这里人的社会存在即人的现实的经济存在（经济异化及其扬弃），“回归”即意识异化的扬弃向经济异化的扬弃回归。在此，意识最终由经济决定的唯物史观原理在异化理论的框架下得到了独特的表述和论证。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5页。

[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165页。

[6]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7]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2页。

[8]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98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10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页。(www.chuimin.cn)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4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1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9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注1。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3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2页。

[3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3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3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7~258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

[38]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39]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4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

[4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