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基石

2024-01-1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首先，从发生学角度看，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孕育、生成、初创时期，就是与其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没有后者，唯物史观是无法确立的。学界公认在该书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已经完全确立和成熟。

首先，从发生学角度看，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孕育、生成、初创时期，就是与其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没有后者，唯物史观是无法确立的。

早在1842～1843年，而不是1845年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思想就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了历史观念朝着唯物主义的初步转向。这种初步转向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写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清楚的回顾：“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外，马克思还感到，他自己当时“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因而对听到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肤浅言论虽然并不赞同，但还没有能力“妄加评判”[1]。正是“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显然，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就是初步的唯物史观。关于这一点，另一个更为切近的证据是马克思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学界公认在该书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已经完全确立和成熟。但是，马克思自己同样回顾并明确肯定了自己开始批判、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转向唯物史观是在1843年前后，他说：“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3]马克思这里用明白无误、不容曲解的语言声明，正是这1843年的“两篇文章”（而不是以后的著作）“已”“指出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

恰恰就是在同一个时期，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得到了全面、深入的理论展开，而且，通过对资本主义异化、非人化的现实关系的深刻批判，和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逻辑及历史必然性的严密论证，而为唯物史观的孕育和形成奠定了基础，实际上同唯物史观融为一体。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简称《导言》）认为，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批判只是第一步，而且，“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4]，由此提出了当前哲学的新历史任务：“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5]。也就是说，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批判转化为对构成德国当时法和政治意识的现实基础和社会关系的物质的、实践的批判。《导言》惊世骇俗地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又说：“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显而易见，马克思在此不但明确肯定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人道（本）主义的命题，而且引申、改造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绝对命令”——推翻一切异化的、非人的资本主义现实关系。可以与此相印证的是，在发表于1844年初《德法年鉴》上的通信中，马克思同样从“以人为本”的观念出发，深刻揭露封建专制“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8]。由此可见，正是从“以人为本”出发，马克思关注的目光不但超越了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批判，而且也已开始从对国家、政治、法的上层建筑的批判转移到它们的物质基础、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上来了。

更重要的，马克思从以人为本的根本理念出发，通过对德国市民社会阶级关系的深度分析，第一次找到了彻底解放德国的现实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9]在此，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不但与“以人为本”的理念毫无矛盾，而且，正是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力地论证了只有无产阶级处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的历史处境和地位，从而实际上提出了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思想。他说道：“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10]据此，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此时的人道主义思想实际上已经超越传统的、一般的人道主义，而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高度，正如他所说，“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11]。通过共产主义现实运动，否定私有财产，把人从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的个人这种异化的“非类存在物”，提升为社会性的“真正的类存在”，即“真正的人”[12]。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在分析了北美许多州的“政治解放”以政治方式（国家）宣布私有财产无效的情况后，深刻地指出：“尽管如此，从政治上宣布私有财产无效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13]；当国家以“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时，实际上“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14]。“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处于同样的对立之中，它用以克服后者的方式也同宗教克服尘世局限性的方式相同，即它同样不得不重新承认市民社会，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15]这里，首先，马克思肯定了政治国家以私有财产、以社会等级等各种实际差别为前提，就是说，与私有财产等相比，国家等政治形态不是前提、基础；相反，私有财产等经济、物质因素才是国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这种私有财产等经济、物质因素构成的人的现实的、尘世的、利己的物质生活，其“一切前提”“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而“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换言之，市民社会的经济的、物质的生活才是构成政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最终只能是国家承认和服从市民社会。这实际上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关于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初步唯物史观的更加明确和深刻的重申。

其次，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孕育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仍然是通过以人为本的观念来展开论证的。他批判道：“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这种利己生活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然而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存在的。”[16]此处马克思显然是把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国家看成是与人的基础的、物质的生活（即市民社会）相异化、相对立的，其理论出发点是市民社会的“利己的人”。马克思进一步批判这种所谓的“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成为被异化了的抽象的“类生活”成员，指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7]。这里，一是提出将抽象公民“复归于自身”即经验的、物质生活中“现实的个人”，也就是从抽象的政治生活（上层建筑）复归于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二是这样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即人类的解放的共产主义目标。

关于这个时期马克思思想演变所发生的重大转折，列宁作出了明确论断，他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中说：“1842年，马克思在《莱茵报》（科隆）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844年在巴黎出版了马克思和阿尔诺德·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上述的转变在这里彻底完成。”[18]列宁还指出：“马克思在这个杂志（指《德法年鉴》——引者）所发表的论文中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19]。列宁这里告诉我们：其一，这两个“转变”从1842年开始，而在1843年底的上述两篇文章中已经“彻底”完成；其二，这两个“转变”是紧密联系、同时实现的，其中转向唯物主义，显然已经不是一般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是历史唯物主义了。当然，如果说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在1843年前后已经“彻底完成”，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是说他正在孕育、形成唯物史观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了。

综上所述，马克思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但与他孕育、形成唯物史观不存在任何对立，而且恰恰成为他建构唯物史观的基本动机和出发点，为他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造成人的异化和阶级分化的现实关系，揭示用对人的本质全面占有和回复自身、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性，提供了“解放全人类”的鲜明价值倾向和内在逻辑。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0~26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www.chuimin.cn)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