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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论对话和改造的问题

【摘要】:董文认为,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存在较大甚或是根本性的对立”,实践存在论吸收海德格尔的结果是“海德格尔借马克思的外衣取得其合法性之后,马克思主义随即被完全淹没在存在主义的汪洋之中”。处于不同的历史和思想语境中的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所面临、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并不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这种不同并不构成马克思主义拒绝与海德格尔对话并批判地改造、吸收的理由。

董文认为,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存在较大甚或是根本性的对立”,实践存在论吸收海德格尔的结果是“海德格尔借马克思的外衣取得其合法性之后,马克思主义随即被完全淹没在存在主义汪洋之中”。姑且毋论其对笔者的误解和曲解,单说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根本性的对立”,借“马克思的外衣”获得“合法性”这样一些判词轻易地否定被公认为20世纪西方最深刻的哲学家之一的海德格尔,无疑是太过武断和轻率了。

处于不同的历史和思想语境中的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所面临、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并不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这种不同并不构成马克思主义拒绝与海德格尔对话并批判地改造、吸收的理由。恐怕没有人会否认黑格尔、费尔巴哈之于马克思的影响,抑或认为他们之间不存在对立吧。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正是在批判地改造和吸收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吗?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来自它对一切既有的和未来的思想的开放性,“对立”不是拒绝的理由,关键是批判地改造、吸收的根基何在。尽管我们并不赞同董文对海德格尔的理解,但根本的分歧却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在董文看来,存在论只属于海德格尔,而笔者认为存在论(ontology)是贯穿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不仅进入了这一论域,而且引发了革命性的变革;董文认为马克思的ontology是“物质本体论”,“实践”仅仅是物质和精神、人和自然、主观和客观的“中介”;而笔者则认为在ontology更为源初和根本的含义——对“存在”的追问——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乃是“一切存在物的存在(和不存在)”的根据,也即“实践存在论”。正由于此,董文对实践存在论对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批判视而不见,却坚持认为实践存在论是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改造”马克思的实践观,并着力论述了两者的异质性。其实在董文那里,作为“中介”的“实践”是认识论的,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是“存在论”(本体论)的,用认识论范畴去比较本体论范畴,其有效性岂不值得怀疑?正确的方法只能是用马克思的与实践观结合为一体的存在论去批判地扬弃海氏“此在在世”的基础存在论。这正是笔者这些年努力尝试和探索的工作。而在董先生的立场上处于海氏对立面的却是抽象的“物质本体论”,而非“实践观”。有趣的是,董先生同样认为“实践是人和社会存在的基础”,这岂非是对“实践”的存在论地位的认同?

实践存在论的“新的哲学根基”不是海德格尔的而是马克思的存在论,所以说是“新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们是在“对‘本原’的存在物”的追问的意义上理解ontology的,但ontology更为根本的含义却是对“存在”的追问。前者遮蔽了马克思“实践”的存在论维度,实践存在论是在“追问一切存在物的存在的根据”这一“新的”ontology的基础上展开的。海德格尔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哲学之于“存在”的遗忘,而笔者对此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他,所以强调海氏之于实践存在论的启发,这是重要原因之一。(www.chuimin.cn)

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西方现当代哲学家美学家之于存在、美、艺术等等的思考是我们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不能也无可回避的理论资源。唯其如此,才能更为深入和准确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武断地用“主义”之别得出“根本对立”的结论,并由此轻率地否认吸收和借鉴的可能,无疑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的方法论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