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的统一与现代美学革命

2024-01-1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关于如何在发展、演进中把握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和统一性，是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美学思想的原则问题。笔者认为，这两点都直接涉及对马克思思想乃至马克思主义的评价的原则性问题，不能不明辨是非。再次，董文关于用马克思成熟期思想统一早期思想的观点也值得商榷。

关于如何在发展、演进中把握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和统一性，是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美学思想的原则问题。董文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用成熟期思想统一早期思想的观点：“马克思早期的美学思想，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思想，当然可以成为建设马克思主义新美学的理论资源。但是，对这种资源的开掘和利用，只有纳入成熟期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轨道，才能是科学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这不是制造‘两个马克思’的神话，恰恰是尊重经典作家思想发展的历史事实。譬如，19世纪50年代之后，马克思基本上已经告别了资产阶级哲学和美学的问题性和提问方式，在他的思考中也很少再使用‘实践’、‘存在’这类古典哲学概念。”这段话问题很多，需要细致辨析。

首先，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前期和成熟期究竟如何划分，学界虽然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意见，但一般都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简称《提纲》）标志着马克思的思想开始走向成熟，恩格斯就明确指出《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从董文看多数也是这么分期的，但上面这段话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一是将这个分期推后到了19世纪50年代，也就是说，一直到40年代末，马克思的思想都还不成熟。二是分期推后主要理由是“50年代之后，马克思基本上已经告别了资产阶级哲学和美学的问题性和提问方式”，也即董文认为沿用还是告别“资产阶级哲学和美学的问题性和提问方式”是划分马克思思想是否成熟的标准。

笔者认为，这两点都直接涉及对马克思思想乃至马克思主义的评价的原则性问题，不能不明辨是非。分期在时间上的推后，抹杀了40年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以及对欧洲工人运动现实指导的伟大作用和实践意义；后一点则意味着马克思在40年代中后期仍然基本上保持或沿用了“资产阶级哲学和美学的问题性和提问方式”，直到50年代才“告别”。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如果40年代的马克思还停留于此，那他还能够代表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吗？他的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吗？哪怕就是被董文判定为不成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不也自始至终贯穿着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和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深刻批判吗？你能够从中找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资产阶级哲学和美学的问题性和提问方式”吗？而且，这一判断实质上把从《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40年代的伟大著作一股脑儿打入“不成熟”乃至仍然保持着“资产阶级哲学和美学的问题性和提问方式”的“另类”中。我们不想随便扣政治帽子，但这确实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其次，这个标准清楚地表明董文以19世纪50年代为界，制造“两个马克思”，而且是两个截然对立（保持着与告别了“资产阶级哲学和美学的问题性和提问方式”）的马克思的神话。这两个马克思之间，不是从不成熟逐步走向、发展到成熟，而是理论上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突变和飞跃，用这种阶级的对立和鸿沟来区分和概括马克思的前后期思想是极为荒唐、完全错误的。关于董文制造“两个马克思”的神话，笔者另有专文讨论[2]，此处不赘。

再次，董文关于用马克思成熟期思想统一早期思想的观点也值得商榷。马克思1845年以前的早期思想固然不完全成熟，但却并非没有价值，特别是《手稿》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孕育和形成是极其重要、不可跳过的环节，而且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建设有着尤其重大、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在马克思理论发展过程中，随着现实语境和革命斗争任务、环境、策略等等的变化，研究重心和关注点也在不断变化，他只能在某个时期、某个阶段出于某些考虑重点发展前期的某些思想，而不可能同时全面发展其早期的全部思想。这样，其早期的许多思想，包括某些重要思想，在成熟期就不可避免地会被边缘化甚至极少提及。比如，马克思曾经计划撰写一部《美学》专著，但是后来此计划未能实现。因此，从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成熟期著作中发掘思想遗产并加以引申、发展，同样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不能仅仅局限于马克思成熟期的思想，更不能像董文所说的那样“只有”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纳入成熟期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轨道，“才能是科学的”，其他都是不科学的。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已经包含着或孕育着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素和萌芽，他成熟期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正是从早期孕育、积累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能把这两个时期的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用成熟期思想来贬低和吞没早期思想。比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忆自己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1843年底至1844年1月）时说道：“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3]接下来，他做出了迄今为止对唯物史观最经典的表述。显而易见，马克思在此自己已经清晰地勾勒了他唯物史观从早期的孕育到后期的成熟这样一个一脉相承（而非前后断裂）的思想历程。我们应该做的，只能是细致考察马克思从早期唯物史观的孕育如何一步步发展、积累而走向成熟，关注其前后期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和继承性，而非割裂两个时期或贬低前期思想而一定要将前期思想“纳入”到后期思想中。如果前期某些思想并不能完全为后期思想“纳入”或包括怎么办？弃之不顾么？比如《手稿》中与人学、美学理论直接相关的论述非常多、非常集中，而成熟期著作中这方面论述相对分散，那么，是否仅仅像董文所说的那样，必须“纳入”成熟期思想的阐释轨道才是“科学”的呢？有许多论述成熟期没有能够集中地展开，是否就必须丢弃或置之不理呢？而且，董文此处同样隐含着把《手稿》等早期著作贬低为非唯物史观的、人本主义的著作，仍是“两个马克思”神话的重演。果真如此，《手稿》也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基本理论资源了。

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将马克思早期和成熟期的思想从历史发展和内在统一的高度加以辩证地把握，即着重从内在统一性上揭示马克思前后两个时期思想的继承性、连续性、一致性和不断的发展、深化，而决不能将两个时期的思想人为地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更不能简单地用前期思想去统一后期思想，或者用后期思想去统一前期思想，并冠以“科学”之名义。(www.chuimin.cn)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2] 参见朱立元、张瑜：《不应制造“两个马克思”的新神话》，《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期。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马克思思想的统一与现代美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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