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革命：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

笔者与董文最主要的分歧之一在于，董文依据上述反对用“存在论”“替换”“本体论”的理由，实际上把马克思极为深刻、丰富的存在论思想“替换”为“物质实体论”、“物质一元论”或“物质本体论”。董文认为笔者没有“守住唯物主义的底线”，而是“突破‘唯物’和‘唯心’的界线”，陷入了否定“物质第一性”的唯心主义泥潭。董文一方面批评“实践一元论”，认为世界和人类社会依据“实践”而存在，“实践”是世界的本原和本体，从而就以“实践一元论”代替“物质一元论”，取消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另一方面明确主张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其出发点还是应当”“回到物质本体论的维度中来”，因为据说本体论或存在论里的“存在”，“应指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客观存在”。

笔者首先要声明：我们从来没有怀疑“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没有怀疑物质（自然界）先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相对于人的主观意识，物质（自然界）的先在性、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这是在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即认识论范围内提出的问题，而非存在论的提问范围和方式。实际上，董文一开始就把“存在论”问题偷换成“认识论”问题，即把“存在问题”首先看成世界与人的认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把相对于人的意识而言的物质世界在时间上的先在性看成是“存在论”的核心问题，而实际上恰恰把一切存在者（包括自然界和人）的存在（问题）遮蔽了。换言之，在还没有弄明白“存在论”究竟追问什么问题的时候，就想当然地判之为“唯心主义”。董文引用了恩格斯如下一段话来批评笔者的所谓的“唯心主义”观点：

自然界用了亿万年的时间才产生了具有意识的生物，而现在这些具有意识的生物用几千年的时间就能够有意识地组织共同的活动：不仅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行动，而且也意识到自己作为群众的行动，共同活动，一起去争取实现预定的目标。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达到这样的程度了。观察这个过程，眼看我们星球的历史上还没有过的情况日益临近实现，对我来说，这是值得认真观察的景象，而且我过去的全部经历也使我不能把视线从这里移开[1]。

这一方面是文不对题，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否认自然界先于人的意识而产生；另一方面，从第二句起，该段文字恰恰强调了人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创造了“我们星球的历史上还没有过的”、与原先没有人的自然界完全不同的“人的世界”，实际上已经通过“实践”把问题从认识论引向了存在论，并且强调要“认真观察”这个“人的世界”的“景象”。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不仅是认识论范畴，更主要、更基本是存在论范畴。

下面，让我们看看马克思是怎样从“关系”角度论述人与自然界、人与世界的存在论关系的：

首先，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是人有“关系”，动物没有。他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2]。可见，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人也是“关系”的动物，人一旦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就有了“关系”——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人与人等等关系——这些关系也就是人之为人、人高于和超越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刚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之际，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自然界作为人的对立面，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成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没有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和确证，“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3]。当然，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和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恩格斯指出，“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4]。在社会中，人的物质实践的集中体现——工业——推动着这种关系的不断改变，“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5]。

其次，马克思根据上述“关系”说的思想全面论述人与自然界的存在论关系。第一，他指出，“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即人的感性活动（实践）“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质”[6]。显然，马克思不把人和自然界看成现成的、互相分离、孤立不变的存在物，而是看成通过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互相作用、互相生成的社会关系。这里，自然界与人的存在是互为前提的，脱离了人的自然界和脱离了自然界的人在存在论上都是不可能和不存在的。第二，马克思认为，由于人直接是自然的存在物，“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8]；而“社会”的含义又紧密联系着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说，“我”即使作为个人，“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9]。所以，马克思又在这个意义上把社会（活动）看成人与自然的统一的存在论根据：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10]。

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只有在人类社会和社会的人的实践中，自然界才真正作为属人的自然界而进入人的现实生活，“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如果离开了社会的人和人类社会，自然界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自然界了，而只能成为无意义的存在物。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更清楚的表述是，“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即看成人的实践活动成果的显现，“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界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11]。这里马克思特别强调的，一是把相对于人而言的自然界看成有一个从无到有的“形成”或“生成”过程，而非在人以前就已经“存在”的“现成存在物”；二是把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纳入到人类社会的历史中，而把人类历史看成“自然史”，即“自然界成为人的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2]。这样，这个自然界就是人的自然界或“人类学的自然界”，是在人类社会中生成的自然界。离开了人或人的实践活动，这个自然界就不复存在。第三，据此，马克思以实践为中心和出发点，对人与自然的存在论关系，得出了极为清楚而深刻的生成论结论，强调指出，无论人还是自然界，源初都非二分或对立的现成存在物，而都是通过劳动实践历史地生成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13]可见，人与自然界都不是现成的、固定不变的存在物，它们的现实存在都是通过实践而历史地生成的。在此，马克思贯穿生成性思维的存在论思想正是通过其实践观得以展开和呈现的。马克思也正是借助生成论超越了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达到了实践观与存在论的有机结合。

再次，马克思将这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存在论思路贯彻到对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14]就是说，在原初意义上，人与世界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人不能须臾离开世界，只能在世界中存在，没有世界就没有人；同样，世界也离不开人，世界只对人有意义，没有人也无所谓世界；同世界不是与人无关、离开人而独立自在、永恒不变的现成存在物一样，人也从来不是离开世界和他人的、固定不变的现成存在者，而是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存在和发展的。正是人的“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即实践，将人与世界建构成不可分割的一体，也构成了人在世界中的现实存在。所以，马克思的“人就是人的世界”的概括，典型地体现了现代的存在论思想。可是，董文在引用了笔者以前文章中同样内容的一段话后说，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观点。笔者在说明人与世界原初的一体关系时确实说过，“譬如，人和世界的关系：没有人的时候，有没有自然界都值得怀疑，没有人，自然界充其量只是一种存在而已；有了人才有自然界，人和自然界是同时存在的，当周遭世界都成为人存在的环境、大地时，对人而言，世界才有意义。人与世界在原初存在论上不能分开，确信无疑的存在就是人在世界中存在，然后才能考虑其他问题”。然而，这段话中的一个前提是“没有人的时候”亦即人类形成或产生以前，比如在2.5亿年前的恐龙时代，现在被我们称之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存在物都只不过存在着而已，它们不是作为人的生存环境或作为相对于人而言、与人相互作用和相互生成的对象世界而存在的，更非现在意义上的人的（人类学的）自然界（世界）。正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没有人，也就没有相对于人而言的世界（自然界），它们存在着，也只是存在着而已，但是否真正作为与人相关的世界（自然界）而存在的，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现实的、人（生活、实践于其中）的世界（自然界）。这丝毫不涉及世界相对于人的意识而言的先在性、客观性问题，因为在人还没有的时候，哪里来人的意识？没有人的（主观）意识，又哪来什么“客观存在”？所以，董文所谓“典型的唯心主义”的指责不但毫无道理，而且恰恰暴露出他们主张的物质本体论是游离于人和人的社会实践的抽象的自然主义的本体论。对此，下文还要论述。

董文还把马克思“人就是人的世界”的命题与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世界中此在”的命题等量齐观，实际上贬低了这个存在论命题的深刻性。人与世界是不可分的，一方面，人就存在于世界之中，而不在“世界之外”，这似乎与海氏的“此在在世”基本一样；但另一方面，“人就是人的世界”就在三点上高于海德格尔：第一，世界只有一个，就是“人的世界”，没有人以外的世界，自然界只有进入人的社会实践，才成为“人的世界”。第二，“人就是人的世界”中的人和世界都不是孤立的、现成的存在物，人乃是实践着的现实的人，世界是人通过实践活动不断改变着的、同时又不断确证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属人的对象（自然界），是人与对象通过实践互动共生的、不断生成着的世界。在马克思看来，现存的“人的世界”——人类生活的对象世界、现实的感性世界——“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15]。第三，“人的世界”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世界，它是由工业等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创造、建构起来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6]。这清楚地说明，人的（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是劳动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整个“人的世界”，包括人和自然界的如此这般的存在，才显现出来。倘若劳动实践一旦中断，整个“人的世界”包括每个个人都将不复存在。可见，劳动实践是人和世界存在的前提，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都不是自在、自明的。笔者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维度的核心内涵。

董文在“人的世界”问题上指责笔者否定了物质第一性（统一性和客观性），实际上恰恰犯了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的错误。诚然，马克思肯定了相对于人的“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存着”（物质第一性），但他紧接着强调，“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这就是说，这种外部世界的优先性只有在人已经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把自然界作为自己的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时才有意义。如果自然界还没有作为与人发生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对象时，这种优先性就毫无意义。在人类产生之前，这种优先性（客观性）更加无从谈起，因为它的前提都不存在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17]马克思也是从这一实践观和存在论一体化的思路出发，深刻地批评费尔巴哈在“人的世界”问题上的直观的、自然的唯物主义，他批评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18]；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这是一些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19]。马克思说得何等深刻啊，在某种意义上就好像直接针对董文说的。“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或“物质”，与人无关，不属于“人的世界”，因为人还没有产生，所以不存在对人的“优先地位”问题，就存在论而言，不存在唯物、唯心的问题。

综观几篇董文，他们主张“回到”的“物质本体论”中的“物质”，是脱离了人和人的实践活动的抽象的“物质”。这种抽象的“物质本体论”曾遭到马克思的批评。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物（die Sache）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praktisch）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20]这一从人的实践出发进行的批评，指出物质如果不“按人的方式”即实践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或者说，人以外或人产生以前的、从未进入人的实践活动（或视野）的物质，根本无所谓先在性、客观性，因而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不能成为“本体”。马克思实际上否定了那种视人和人的实践无关的抽象的“物质本体论”。可与此相印证的是，马克思还批评了自然科学研究中存在的“抽象物质的（abstract materielle）”观点，认为该物质观就其实质而言，“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因为这种抽象的物质观拒绝“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不承认“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界的本质”，一句话，否认物质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否认自然界与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关系，否认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是“一门科学”[21]，实质上否认一般唯物主义和历史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唯心主义。正如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时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2]可见，同费尔巴哈一样，董文用抽象的物质本体论即一般唯物主义对实践存在论美学所做的批判中“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这不但不符合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且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降低、倒退到了费尔巴哈直观的、自然的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水平。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人民出版社，前揭第6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前揭第8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前揭第81页。

[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前揭第81页，第76~77页。(www.chuimin.cn)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前揭第11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前揭第9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前揭第13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前揭第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前揭第7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前揭第178页。

[18] 《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2页。

[19] 《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前揭第124页注2。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前揭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