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完整内涵在西方思想史背景下的考察

2024-01-1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概念的“实践”当然毫无疑问地与整个西方思想史上“实践”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其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如前所述，董文完全切断了马克思“实践”概念与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整个西方哲学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之间在语义上的血脉联系。在此背景下，让我们再来看看西方实践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其演变情况。这是我们不可不识的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传统依据和前提。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或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董文对这一提法语义上的批评，早已被哲学界经过反复、充分的论证所否定，此处不论）主要是在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基础上形成的；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在一定意义上它还是对古希腊以降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批判性改造的伟大成果。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就是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概念的“实践”当然毫无疑问地与整个西方思想史上“实践”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其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对“实践”的使用在语义上与西方思想史上对该词的使用完全不同、另起炉灶、毫无关系，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如前所述，董文完全切断了马克思“实践”概念与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之间在语义上的血脉联系。董文在另一处还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初步阐述了‘实践’观念。他区分了‘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似乎这种区分是从马克思开始的。这句话一方面暴露出作者想要割断马克思“实践”概念与西方传统间的联系的企图，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对于西方传统思想中实践观念的演变缺乏基本的了解。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大量证据充分证明这种联系的客观存在，它根本不可能也不允许割断。

最早开始“区分了‘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不是马克思，而恰恰是被董文“抛弃”的2000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六）中，他将科学划分为三类：（1）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第一哲学）；（2）实践的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修辞学）；（3）创造的科学（创制学、诗学）。从科学分类角度区分了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这一传统一直延伸到18世纪欧洲的理性派，如被称为“美学之父”的鲍姆嘉登就在其《美学》一书中提出“我们的美学像它的大姐逻辑学一样，可以作如下的划分：（Ⅰ）理论美学。它阐述和提供一般的规则（第一部分）……（Ⅱ）实践美学。研究在个别情况下如何运用的问题（第二部分）”[1]。可见，理论与实践的区分不仅仅体现在哲学/逻辑学学科的划分上，而且同样应用于美学这门新学科的划分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仍然继续了这个划分。康德从认识论和伦理学角度把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而且突出了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纯粹思辨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结合在一个认识中时，如果这种结合并不是偶然的、任意的，而是先天地建立在理性自身上的，并因而是必然的；那么，后者就占了优先地位。”[2]这两种理性的区分背后，体现出康德认为人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实践高于单纯认知的理论，贯彻了其整个哲学的主体性取向。费希特不仅继承了康德的这一区分，并明确地从主客体之间的作用角度区分这两种活动，他把客体作用于主体称为理论活动，而把主体作用于客体或创造客体称为实践活动，突出了实践活动的主体能动性。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明确设定了一个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再到艺术哲学的逻辑过程。黑格尔则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同样继承了区分理论与实践这两个领域的传统思路，如在《逻辑学》中，他把“真的理念”（理论）和“善的理念”（实践）作为通向绝对精神的两上环节。再如在《美学》中，黑格尔谈到人认识自己、为自己有两种基本方式：“人以两种方式获得这种对自己的意识：第一是以认识的方式”即理论的方式；“其次，人还通过实践的活动来达到为自己（认识自己）”[3]。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亦复如是，他说过，“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4]；当然，他这里并没有真正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可见，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的区分，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一以贯之的，特别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更是统领全局的一组对立、对等的重要范畴。处于黑格尔、费尔巴哈巨大影响和思想氛围中的青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的区分正是西方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延续。看不到或者不知道这一点，却十分轻率地切断马克思的实践观与西方思想传统的血脉联系，是过于粗暴了；董文认为是马克思开始区分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这不但完全歪曲了历史，而且虽然其表面上似乎抬高了马克思，实际上却把马克思从西方思想传统中隔离和割裂出来，切断了它的根，恰恰贬低了马克思。

西方传统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区分，实际上就是思与行的区分。它提示我们，实践概念的原初本义乃是区别于理论认识的做、制作（创制）、行为、行动的意思以及后来扩展的“活动”的意思。而且，正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开始，奠定了西方近代将理论与实践看成是一种应用关系（后者是对前者之应用）的理论雏形。在此背景下，让我们再来看看西方实践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其演变情况。这是我们不可不识的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传统依据和前提。

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哲学思辨中，主要用“energeia”（通常译为“实现”或“现实”，它是个合成词，直译为“在活动中”）来表示“实践”。苗力田先生说：“energeia是亚里士多德首先为哲学创制的一个流行百代、普及到现代生活的词语。它由en（在内）和ergon（业绩）两词合并而成，即是在业绩之中，把业绩造成。”[5]这是比较广义的实践概念。有学者考证：“亚里士多德曾在多种意义上使用过‘实践’一词。在最广义上，是人存在表现的全部形式的总称。人的整个生活都为‘实践’，即与自己目的相一致的活动，包括了理论科学、工艺技术与狭义的‘行为’”，而狭义的“‘实践’（praxis）主要指追求伦理德性与政治公正的行为，涉及人与人的关系，通过掌握‘实践智慧’（Phronesis）达到‘正确行为’（Eupragia）的境界。”[6]另有学者指出，作为表示“实践”的最主要术语的“energeia”，“其含义在不同的著作里也有所不同。在《形而上学》中，‘energeia’表示自身就是目的的行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energeia’的用法则比较多样。它既可以表示有别于理论思辨活动和技艺创制活动的具有直接的价值意蕴的行为（按：主意指道德、政治活动），即前述三类活动中的实践活动，也可以用来表示同时包含着前述三类活动的人的总体上的活动”[7]。《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译者廖申白指出，在energeia之外，《形而上学》也出现了表达“实践”的另一个概念πραξιζ（priaxis），“πραξιζ：实践或行为，是对于可因我们（作为人）的努力而改变的事物的、基于某种善的目的所进行的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中，实践区别于制作，是道德的或政治的。道德的实践与行为表达着逻各斯（理性），表达着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品质）”[8]。

从以上资料可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

狭义的指人的道德、政治的行为。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实践的事务主要是与伦理的政治的目的性的行为和活动相关的事务”；“我们是怎样的就取决于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9]还有一个旁证，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也说，“实践（“有为”）就是幸福，义人和执礼的人所以能够实现其善德，主要就在于他们的行为”[10]。很明显，这里的实践主要是道德、政治的行为。

广义的如苗力田先生所说的“在业绩之中，把业绩造成”的活动，指与自己目的相一致的人的整个生活活动，主要包括道德、政治活动，工艺制作（创制）活动等，也包括理论活动在内。

在西方思想史上前一种狭义的实践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更为深远；但是，近代以后，广义的实践概念得到更为广泛的虽然是不十分明显的认同，这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下面来看康德的实践概念。康德将实践分为“遵循（或译“按照”）自由概念的实践”和“遵循（或译“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即“道德地实践”和“技术地实践”[11]。按康德的规定，这两种实践存在着根本差异，不能混淆：“按照（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只涉及现象领域和认识论，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自然规律，表现为改造自然的活动；“按照（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则属于物自体领域和本体论，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行为规范。体现为依循和运用道德法则处理人类自身关系的实践活动。康德说：“如果规定这原因性的概念是一个自然概念，那么这些原则就是技术上实践的；但如果它是一个自由概念，那么这些原则就是道德上实践的。”[12]康德的意思是说，真正属于本体意义的实践，作为理性存在者的基本方式的实践，乃是“按照（遵循）自由概念”的道德实践，而不是“按照（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他用“法则”和“准则”来区分这两种实践，认为“按照（遵循）自由概念”意味着实践的因是自由因，即理性自已立法，实践的果是自由果，即个体凭自由意志自觉执行道德“法则”，而不是技术性“准则”。康德指出：“如果我们假定纯粹理性在自身中包含着一个实践的、即足以规定意志的根据，那么就有实践的法则；但如果不是这样，则一切实践原则就会是准则而已。”[13]所以，“按照（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那只能算作技术上的生产，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人作为自然存在者的基本方式。它的因果性只不过是自然的因果必然性，那就只有技术性“准则”。显然，康德心目中真正的实践就是属于本体意义的、“按照（遵循）自由概念”的道德实践，而认为承认“按照（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乃是对实践概念的流俗理解和误解。他明确指出，流俗把上述两种实践不加区分，混为一谈：“迄今为止，在以这些术语划分不同的原则，又以这些原则来划分哲学方面，流行着一种很大的误用：即人们把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和按照自由要领的实践等同起来。”[14]由此可见，康德是坚持“按照（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即道德实践为真正的实践的观点，从而批评了把“按照（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也当作真正实践的流俗见解。但这里也透露出另外一个信息，即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推动，把实践主要理解为物质性的技术生产的看法已经相当普遍，成为“流俗”见解，以至于需要康德来纠正。就是说，康德的时代，实践概念比之于亚里士多德时代在含义上已经扩大了，物质生产活动已经被纳入实践范围之中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概念的广义理解已经被广泛接受，其影响已经取代狭义理解而上升到主导地位了。

再看黑格尔。黑格尔的实践概念首先是从绝对精神推演出来的。在他那里，实践追根究底乃是善的理念。他说：“善（实践）趋向于决定当前的世界，使其符合于自己的目的。”又说：“这种包含于概念中的，相等于概念的，把对个别的、外在的现实之要求包括在自身之内的规定性，就是善。”[15]这里既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把“善”（道德、政治活动）视为实践、康德把“按照（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看作真正的实践的传统，又扩大到认识论的范围，把康德所谓的“按照（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也纳入实践范围之中，认为实践即是主体的要求向外在现实的转化过程，是个别性和概念的普遍性的辩证统一过程。在论述这一过程时，黑格尔提出，人的能动性不仅表现在人的认识可以由现象到本质深化，而且表现在人能按照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进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其中，黑格尔特别重视工具。列宁引用黑格尔下面这段话并给予高度评价：“手段是比外在的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锄头比由锄头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却是暂时的，并会遗忘的。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然而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他都是服从自然界的。”[16]同时，主观的目的必须通过劳动工具才能转化为客观现实，人通过劳动工具才能支配自然界。在此，黑格尔更重视被康德所忽视的、视为“流俗”见解的那种人利用工具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实践。不过，黑格尔对实践的理解比较宽泛，他有时把实践理解为包括吃喝在内的人的比较低级的感性欲望活动。他曾经把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分为三种：实践的、认识的和审美的。其中，实践的关系是指“对外在世界起欲望”的比较低级的感性活动，即以感性个别事物的身份消灭（吃或使用）掉外界个别事物的具体感性存在，以满足感官的自然、生存的需求[17]。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并不贬低这种比较低级的实践，他承认人类与周围世界之间首先发生的是“自然需要”或“感性需要”，即“饥，渴，倦，吃，喝，饱，睡眠”，肯定这种感性实践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延续，是人类追求自由的第一步，但是也指出这种感性实践还是不自由的，“这种满足在内容上还是有限的、狭窄的”[18]。黑格尔还对实践范畴从人的对象化的角度作了初步论述（这一点在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中得到了更加充分、深刻的论述）。黑格尔在谈到人复现自己、认识自己“实践方式”时指出：“因为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他自己的性格在这些事物中复现了。人这样做，目的在于要以自由人的身份，去消除外在世界的那种顽强的疏远性，在事物的形状中他欣赏的只是他自己的外在现实。”[19]在这里，实践就是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就是人的对象化或对象的人化，也就是实现自由的活动。这里的实践就不仅仅局限于生产劳动，而是比较广义的人的对象化和自由的获得，特别是包括了艺术和审美活动。黑格尔在上引这段话后面紧接着说：“这种需要贯穿在各种各样的现象里，一直到艺术作品里的那种式样的在外在事物中进行自我创造（或创造自己）”[20]此外，黑格尔在论述主体（人）与他的外在自然有两种协调一致的统一方式时还指出，第一种是人不作用于自然的“单纯的自在的统一”；第二种是人通过实践，把自身对象化的活动，他明确指出，这种实践“是明显地由人的活动和技能产生的，因为人利用外界事物来满足他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和满足的范围是无限繁复广大的，自然事物则更是无限繁复的；只有在人把他的心灵的定性纳入自然事物里，把他的意志贯彻到外在世界里的时候，自然事物才达到一种较大的单整性。因此，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只有通过这种实现了的活动，人在他的环境里才成为对自己是现实的，才觉得那环境是他可以安居的家”[21]。马克思《巴黎手稿》中关于广义实践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的思想，与黑格尔这一“环境的人化”的观点显然有着内在的、直接的影响关系。

黑格尔还有一段话虽然没有直接标明是讲实践概念的，但实际上是对人的全部实践、生存活动范围的极为深刻的概括性描述，与他上述对实践的理解完全一致，兹引录如下：

只要检阅一下人类生存的全部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出在我们的日常意识里种种兴趣和它们的满足有极大的复杂性。首先是广大系统的身体方面的需要，规模巨大组织繁复的经济网，例如商业、航业和工艺之类，都是为着满足这些需要而服务的。比这较高一层的就是权利，法律，家庭生活，等级划分，以及整个的庞大国家机构。接着就是宗教的需要，这是每个人心里都感觉到而从教会生活中得到满足的。最后就是分得很细的科学活动，包罗万象的知识系统。艺术活动，对美的兴趣，以及美的艺术形象所给的精神满足也是属于这个范围的。……按照科学的要求，我们就得深入研究它们（按：指上述各种需要和活动）的本质上的内在联系和彼此之间的必然性。因为它们不只是借效用就能联系在一起，而是相辅相成，这个范围的活动要高于那个范围的活动；因此，较低范围的活动努力要超出本范围，只有通过较广兴趣的较深满足，原先在较低范围里不能实现的到此才得到完满的解决。这才是它们的内在联系的必然性[22]。

联系黑格尔其他的相关论述来看这段话，可以发现，他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需要及相应的活动（实践）分为由低到高的三个方面或层面：首先，是物质、经济的感性、自然的需要和相应的商业、航业、工艺等活动；其次，是家庭、法律、国家等较高层次的需要和相应的社会活动；再次，是科学、文化、宗教、艺术方面的精神需要和相应的精神活动。而且他力图揭示这三个层面的需要和活动之间既“相辅相成”，又由低到高不断超越本范围向较高范围发展的“内在联系的必然性”。黑格尔这些描述和猜想，明显突破了他自己那绝对精神自运动和只看到精神劳动而忽视物质劳动的基本思想，而具有了某些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当然，这在他的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只是偶尔爆发的几朵耀眼的火花而已，根本不占主流；而且这些看法不是出现在《逻辑学》中，而是出现在《美学》中，也是耐人寻味的。

笔者之所以大段引用黑格尔的论述，只是想表明，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就范围而言，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基本具备了；马克思没有也不需要另起炉灶，赋予实践概念以全新的、与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再到黑格尔全然不同、毫无联系的语义。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伟大发展和创新在于，他把康德视为“流俗”见解、而黑格尔只是偶尔承认为人类基本需要和活动的物质生产、劳动，看成人类实践中最基础、最根本的部分。

费尔巴哈人类学新哲学的实践观与黑格尔相比，反而有所倒退。他心目中的实践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看法不尽相同，并不是指对象化的劳动或道德行为等社会实践，而只是指人的实际的、现实的、自然的生活，如他说自己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内容是病理学或生理学的，但“它的目的却是一种治疗或实践的”[23]，便是实例。而且这种实践主要包含人的两种“类”的活动，一是人与人之间日常琐碎、平庸的交往，小商人的贩卖、牟利活动等等，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意见一致；二是与黑格尔所谓满足感性欲望的低级实践相类似的吃喝之类。他说，“吃和喝是普通的、日常的活动，因而无数的人都不费精神、不费心思地去做”，“吃和喝是一件大家喜爱的必要工作”[24]。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吃和喝还具有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延续的基础性地位，他天才地猜测到人首先要吃喝、生存，然后才有可能从事各种各样的精神活动，包括艺术和审美，因而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因素；而费尔巴哈的吃和喝只不过是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生理活动而已。所以，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唯物主义，他“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25]。

上述大量思想资料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与西方思想传统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完全割断、毫无联系的，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想象成从零开始、从头做起，本身就是毫无根据的。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实践观，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理论传统和背景下，吸收和改造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实践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此作为建构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起点的。

注释

[1] 鲍姆嘉登：《美学》，简明、王旭晓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2]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24页。

[3]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9页。

[4]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8页。(www.chuimin.cn)

[5] 苗力田：《亚里士多德与<尼各马可伦理学>札记》，《中华读书报》1998年7月8日。

[6] 鲍永玲：《一个蔽而未明的“实践（Praxis）”问题》，《学术界》2007年第2期。

[7] 曹小荣：《对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哲学中的“实践”概念的诠释和比较》，《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8]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注3。

[9]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9、37页。

[1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49页。

[11] 俞吾金：《一个被遮蔽了的“康德问题”》，《复旦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