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正史记载的这条“傩礼”史料,沿袭汉代旧籍,说明宋人对“傩礼”源流态度的审慎及尊汉崇礼的历史观。应该说,宋人的这种学术精神是可以肯定的,但对于《周礼》中的“方相氏”所率百隶而时傩的礼制,却视而不见,至少说明宋人疑惑或取舍的学术态度。......
2023-08-11
讨论学术问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一个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学风,而在笔者看来,这一点恰恰是董文所缺乏的。
首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则下,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进行不同的解读,这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必由之路。以“权威”的姿态和口吻,将自己缺乏具体论证的理解当作唯一正确的理解,将与其不同的理解都轻率地指责为错误的、唯心主义的,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后者在董文中却随处可见,比如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理解,董文未作任何论证就武断地宣称:
马克思所讲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
这一论断,特别是后一句没有任何论证和说明,就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同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西方哲学史传统的血缘联系粗暴地一刀切断。没有人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直接就是或等同于这两位思想前驱的实践概念,但两者之间的承继、改造、发展的关系是不容轻易否定的(关于这个问题,下面将详细讨论)。在另外一处,董文进一步声称马克思主义应当是“抛弃了亚里士多德、康德以来的所谓‘道德实践’、‘审美自由’、‘超验存在’等的静态的唯心的美学观”。且不说把“道德实践”也作为“美学观”,与“审美自由”并列这种逻辑上的极度混乱,就说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抛弃”亚里士多德、康德以来的“道德实践”概念呢?“道德实践”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被判定为“静态的唯心的美学观”呢?董文同样没有任何论证,哪怕是简单的说明。这样一种对马克思主义主观武断却又自以为是唯一正确的权威解释的态度,难道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学风吗?笔者认为,这种居高临下的似乎不容置疑的论断和对别人的指责,除了显示自己的浅薄以外,什么也不能证明。
其次,学术的发展需要批评,需要争鸣。笔者真诚地欢迎平等的、讲道理的批评,在此前提下,更欢迎那些尖锐的学术批评,因为唯有这样的批评才能真正地推动学术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然而,董文不仅以“权威”自居,其行文称作“尖锐”已嫌其轻,简直是在“棒杀”了。比如,对于笔者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观,董文一开始就排除在马克思主义范围之外,公然宣布“如果说此前‘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尚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范围内的对话,那么,有关‘实践存在论’的探讨,就已经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之间的奇异结合”(对于这一结论性的评判,笔者将另文反批评,此不赘述)。套用董先生的句法,“如果说”这里还是有些学术讨论的意味的话(毕竟那个非马克思主义不得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后面的文字就“大大超过了这个范围”:“‘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对个体的‘人的存在’的极度张扬,实际上已经走向了精神本体论和审美唯心论,走向了某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外表的遮掩之下,通过反对主客二元对立和寻求个体生存为幌子,完成的则是对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瓦解”。接下去还有更让人吃惊的“帽子”:“在所谓‘存在论转向’的意图之下,‘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完成的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论的解构与颠覆”,以至于他们担心(实际上是指责)“完成了这种‘突破’和‘转移’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会不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基本原理也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呢?”如此的判断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极端个人主义”、“遮掩”、“幌子”……在这些似曾相识的词汇的描述中,笔者似乎已经不仅是远离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了,而且是“反对”甚至“瓦解”、“解构”和“颠覆”马克思主义的罪人了。这样的“上纲上线”还是学术批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批评吗?以“政治棍子”棒杀学术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笔者希望能够以学术争鸣的原则和态度,同董文进行学理的商榷,至于这些莫名其妙、在根本没有理解甚至拒绝理解作为学术批评的对象——“实践存在论”究竟是什么的情况下,仅凭着“想当然”就扣上一顶顶大帽子,这实在不敢让人领受。
再次,讨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所有的学术问题,都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教导来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应当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地任意诠释,因为后者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然而,董文恰恰是这样做的。试举一例:董文非常自信地宣称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明确主张‘劳动创造了美’”。但果真如此么?的确,此话确实出自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是董文断章取义的“成果”。请看马克思说这句话的前后文:
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
这里明明白白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异化的深刻批判,怎么能够把其中一句话断章取义地抽出来,说成是马克思的美学主张呢?这种断章取义的结果是,取消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把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美化成美的产生的一般规律,岂非咄咄怪事?!如果说以前在“左”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影响下出现这种再明显不过的误读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号称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董先生来说,恐怕就另有所图了吧。(www.chuimin.cn)
这种断章取义的手法同样表现在对被批评者论著的批判上。比如,董文蓄意掐断前后文的联系,单单抽取和引用了笔者如下两句话:“人在世界中存在,就意味着在世界中实践;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实践与存在都是对人生在世的本体论(存在论)陈述”;“虽然仍然以实践作为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但是却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转移到了存在论的新的哲学根基上了”,之后,便严厉指责实践存在论的“‘哲学根基’已经‘转移’,从‘旧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变成‘新的’存在主义的存在论”(即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并且声称“持论者的态度亦相当明确的,即承认其理论‘转移到了存在论的新的哲学根基上了’”,进而责问道:“问题是这样‘转移’之后,确立的‘新的哲学根基’还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基吗?”这种断章取义手段之拙劣,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实际的情况是,以上董文所引的两句话出自拙著《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第五章第二节“实践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2]。就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即专门从几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实践观与存在论的一体关系,即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基础和他的存在论的实践论本质,提出“实践是人在世的基本方式”的观点。第五章第一节“实践存在论美学提出的根据”,明确论述了其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海德格尔)的哲学根据:第一,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实践概念与存在概念有一种本体论上的共属性和同一性,两者揭示和陈述着同一个本体领域;第二,实践与存在揭示着人存在于世的本体论含义,是对近代以来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重要超越,并明确指出,“人生在世”,并不是海德格尔的发明,实际上马克思早已经发现并作过明确的表述,马克思高于和超越海德格尔之处在于用“实践”范畴来揭示此在在世(人生在世)的基本在世方式。在此基础上,才有280页论述“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来阐述和改造‘人生在世’的观点”、强调实践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的那一段话和“转移到了存在论的新的哲学根基上了”这句话;而且,紧接其后的一段话是:“在人类思想史上真正科学地解决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的,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哲学。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革命性意义首先表现在,它对传统形而上学作了彻底的颠覆。”[3]在这里,笔者明明白白表述和论证的是马克思的实践论与马克思的存在论的有机结合,而不是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结合;“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转移到了存在论的新的哲学根基上了”,明明是指马克思哲学内在包含的存在论根基,而不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董文却无视笔者全书的整体意图和反复论述,把实践存在论所依托的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根基,硬说成是海德格尔的,而且把这种无中生有的颠倒强加于笔者,说是笔者“承认”的。这种批评的方式恐怕已经不是“断章取义”所能概括的了。
关于马克思实践论的存在论维度和根基问题,笔者将另文详细探讨。这里只想指出,以这样一种方式和态度来讨论学术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本身就是远离马克思主义的。再如,董文指责实践存在论美学“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且不说这句话本身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既然“狭隘化”,怎么又“泛化”了呢?)只说其刻意歪曲。这种歪曲在董文的另一处说得更加明白:“在‘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狭隘的,仅仅停留于物质生产方面,而没有把‘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来看待。”这实在是故意编造、强加于人。无论在笔者的相关论文还是在《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一书中,笔者明确批评的是李泽厚先生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狭隘理解,即仅仅理解为单纯的物质生产,而全力证明的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乃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同时还包括人的其他的感性活动,特别是艺术和审美活动,并由此论证马克思的实践论与其存在论的一致性和一体性。董文却将笔者对李泽厚的批评说成是对马克思的批评,把笔者全力论证的马克思的观点指责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种张冠李戴的捏造比断章取义更为恶劣,也更为拙劣。
以上三点,笔者认为是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和争鸣最起码的前提、规则和要求,希望董、陈两位今后亦能遵守。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2] 朱立元:《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页。
[3] 朱立元:《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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