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记忆：揭示广州古代楚庭之真相

陈旭楠[2]

广州市市民皆知在越秀山麓的中山纪念碑下有一个镌刻着“古之楚庭”的石牌坊，其始建于顺治元年（1644），同治六年（1867）重建。牌坊位于观音山顶附近，在此地可一览越秀山貌，“羊城八景”之一“越秀奇峰”的景点即指此处。清人根据“百粤服楚”的故事认为这里是古楚庭旧址而建牌坊于此。楚庭被认作是广州建城史的滥觞，但关于历史上是否存在楚庭一直有争议，目前有三种说法：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笔者试就此三种说法并结合其他方面展开初步的探讨。

西周说的根据是唐朝马总所撰的《通历》。《通历》中说道：“周夷王八年（前877），楚子熊渠伐扬粤（按，即越），自是南海事楚，有楚庭（亭）。”[3]春秋说的根据是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宫语》中说：“周惠王赐楚子熊恽胙，命之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于是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焉。”[4]此外，据黄佐《广东通志》称：“楚亭郢在番禺。”[5]仇巨川《羊城古钞》卷四称：“越时事楚，有楚亭郢。”[6]马总的说法是“楚庭”在文献上出现时间最早以及考证时间最早的记录。因此，我们必须考证广州周代是否在扬越和楚国境内，即可佐证西周说和春秋说。

（一）广州是否在扬越境内

司马迁的《史记·楚世家》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7]由上述文献资料可知熊渠这次征伐是在长江中游地区，显而易见广州地区不在扬越境内。另外，由此处我们可知庸、扬粤、鄂三个地方是毗邻的。《尚书·孔氏传》里称：“庸、濮在江汉之南。”[8]《读史方舆纪要·竹山县》载：“上庸城，县东四十里，本庸国。《书》所谓庸、蜀、羌、髳是也。”[9]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注释“鄂”说：“刘伯庄云：‘地名，在楚之西，后徙楚，今东鄂州是也。’《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10]可知鄂在今河南沁阳辖境及附近地区。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注释“扬粤”说：“有本作‘扬粤’，音吁，地名也。今音越。谯周亦作‘扬越’。”[11]阮元《广东通志》说：“据《记》文与注，则扬粤当在房、邓之间，乃江上楚蛮之地，未必是今之粤东也。”[12]房州辖境在今湖北房县辖境及附近地区。宋代《路史·国名记·四》载：“邓，仲康子国，楚之北境。史云阻之以邓林者，今之南阳。”[13]即今河南邓州一带。因此《史记》谈楚兵先攻打庸国，其次占领扬粤，最后消灭鄂国。由此可见，扬粤远离广州达数千里之遥，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等方面，马总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二）楚国是否曾统辖广州地区

楚国在文献上最早出现在商代，《诗经·商颂·殷武》中提到“维女荆楚，居国南乡”[14]。周成王分封熊绎在丹阳立楚国，“辟在荆山，草露兰萎以处草莽，跋砂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15]。从熊绎到楚武王所处年代的四百多年间，楚国疆域并不广阔，基本在汉水中下游和长江以北一带。“文王二年（前688），伐申过邓，邓人曰‘楚王易取’，邓侯不许也。六年（前684），伐蔡，虏蔡哀侯以归，已而释之。楚疆，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前679），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16]可知到楚文王时楚国才开始强大起来，此时据马总所述广州称为“楚庭”之时已隔近两百年。从此直到楚王负刍五年（前223）覆于秦时，楚国疆域“西北到武关（今陕西商县东），东南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北到今河南南阳，南到洞庭湖以南”。疆域最大时“占有今湖北全省，陕西、四川、河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的大部分或一部分地区”[17]，疆域范围并未到广州地区。因此马总所说的“南海事楚”“楚庭”等是不能成立的。

（三）《通历》是否为信史

中山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刘节在《中国史学史稿》中谈道：“马总《通历》，上起三古，下终隋代，开编年通史之先路。宋人如高似孙、晃公武、陈振孙、王应麟诸人，都早已提到这部书。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考异》，也曾经引用到这部书。”[18]但其同时也谈到另一个问题，“清代晚期曾有长沙叶氏刊本，很少见。现在唯南京图书馆藏有明抄本……《通历》一书，叶德辉有刻本，未见；《四部丛刊》三编原拟印入，也未成事实”[19]。这说明一个事实，即《通历》的存在毋庸置疑，但传世抄本极少，连刘节先生本人也是从南京图书馆馆藏明抄本上才抄到《通历》的文献资料。代已有学者谈到此事，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说：“《通历》世无是本，不可考矣。”[20]上溯到明代，钮树玉在明抄本《通历·跋》中说：“《通历》十五卷，首题曰史臣李焘著，即知其妄。今考《读书志》及《玉海》，知一卷至三卷，盖当时阙失，后人取他书补入。故三国首蜀而末无论略也。四卷至十卷，起西晋讫隋，有总按语，则为会元所撰无疑。其十一卷末，则孙氏所续也。”[21]故对其是否为信史存疑。另外，南宋学者王应麟在《玉海》称：“《通历》一书，大抵简略。首纪三皇，尤荒诞不经。”[22]由此可知，关于《通历》的信史地位是存在疑问的。

据《旧唐书·马总传》说，马总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兼御史中垂，充岭南都护、本管经略使。扼敦儒学，长于政术，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挠，夷撩便之。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23]。但《新唐书·马总传》中却记载其担任的并不是岭南都护而是安南都护。北宋的《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也印证了其担任的是安南都护。另外一条证据如前文所述，他任都护时在东汉马援所立铜柱之处特铸二柱。马援立铜柱的地点，《水经注》引《林邑志》提道：“建武十九年（43），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24]象林在今天的越南岘港辖境及附近地区。因此，马总是否曾为岭南都护是可疑的，若为安南都护，则其对于岭南广州地区的情况的熟悉确凿程度也是可疑的。

综上所述，西周说与春秋说都是可疑的。

战国说的根据有二。一是晋顾微在《广州记》中称：“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又作五谷囊，随羊悬之，云昔高固有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故图其像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25]本事又见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裴渊《广州记》，王氏考裴渊为“晋、宋间人”[26]。二是清人顾祖禹在所著《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又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萃于楚亭，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27]因此，我们须考证“五羊说”与“高固”其人是否可信。

（一）五羊说可信否

上述《广州记》中的“五羊衔谷说”即为五羊说最早见于文献的记载。唐郑熊《番禺杂记》：“广州昔有五仙骑五羊而至，遂名五羊。”[28]宋《南海百咏》称：“五仙观在郡治西，其先有五仙人，各执谷穗，一茎六出，乘羊而至，衣与羊各异色，如五色，既遗穗与州人，忽腾空而去，羊化为石，州人因其地为祠，石今尚存。”到了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五：“周夷王时，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骑羊亦各一色，来集楚庭。”[29]同书卷六：“晋吴修为广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骑五色羊负五谷来……称为五谷之神。”[30]由上可见，由周至清“五羊衔谷说”发生了周说与晋说相矛盾的史实。

另外，古代广州产羊的情况如何？《汉书·南粤传》载高后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31]。“秦末汉初，岭南的畜牧业十分落后，马、牛、羊也依赖北方输入。”[32]柳宗元在《河东先生龙城录·老史讲明种艺之言》中记：“在高乡（治今广东肇庆），有老吏率少年于路次讲明种艺。其言深耕浅种，时耘时籽；却牛羊之践履，去螟曦之残害，勤于朝夕，滋之粪土，而有秋之望，富有年炙。”[33]可见，至迟在唐代，岭南养羊才开始繁盛起来。因此“五羊说”是不成立的。

（二）高固其人可信否

前面《广州记》与《读史方舆纪要》在谈到“楚庭”时都提到“高固”，究竟高固为何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高固，南海人，周显王时，以才能归楚，为楚王相。”又说：“裴渊曰：南海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之祥。”屈大均也十分慎重，他不把五羊的事当为己言，而是引用了晋人裴渊的话。这段话是宋代的《太平御览》引载《广州记》的。裴渊的《广州记》已佚，《广东考古辑要》载：“《广州记》，晋裴渊撰，佚，见黄志。”[34]“黄志”即为明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香山人黄佐编撰的《广东通志》。《广州记》撰于晋代，离楚威王（前339—前329）的年代已有五六百年之久。且裴渊原撰本已佚，高固的可信度是可疑的。

另外，阮元在《广东通志》中谈道：“谨案《百越先贤志》云，高固齐高之族。考宋邓名世（古今姓氏辨证），高氏出姜姓，齐太公六世孙，文公赤生公子高，其孙傒为齐上卿，与管仲会诸侯有功。”[35]同时指出：“后人因此附会固为南海人，实无确据也。”[36]由此可见，高固为南海人及为楚相都是可疑的。

而且，楚国正式的官制并未有相而只有令尹，相为令尹的别称。据董说《七国考》：“春秋诸国，唯楚英贤最多，而为令尹执国政者，皆其公族。”[37]在楚国历史上，除吴起曾任楚悼王令尹一例外，从未有非公族或越人任过令尹。

综上所述，战国说也是可疑的。

《读史方舆纪要》中说道：“广州城始筑自越人公师隅，号曰南武。《吴越春秋》，阖闾子孙避越岭外，筑南武城，后楚灭越，越王子孙避人始兴，令师隅修吴故南武城是也。”[38]明郭棐《广东通志》卷七说：“开楚庭，曰南武。”[39]“可见楚庭是在南武城中，而南武城则在越城中。楚庭即为南武城中的官衙，也是越城的官衙。”[40]因此我们必须考证公师隅、南武城、吴越子孙的可信度。

（一）公师隅其人可信否

公师隅在文献中出现在《竹书纪年·魏襄王七年》：“魏襄王七年（前312）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焉。”[41]文中仅仅说到公师隅献物，并未提及其筑城一事。《羊城古钞》中提到，公师隅是周赧王时的“越人”[42]，他曾经“为越相度南海”[43]。并说其时此人本为越王无疆“于南海依山筑南武城”[44]，但“越王不果迁。其后，因越、魏通好，使公师隅复往南海，求犀角、象齿、珠玑以修好。隅久在峤外，得诸琛异，并吴江楼船、会稽竹箭献之。魏乃起师，送越王至荆，栖之沅湘，于是南武疆土为越贡奉邑”。这段文字与前文所述《竹书纪年》中的记载有所不同，例如《羊城古钞》中在物品上多了珠玑。很显然，两段文字在论述史实上的出入较大，《羊城古钞》有很明显的增删痕迹。另外，《羊城古钞》这段文字所论述的史实与前文《读史方舆纪要》中所说的“广州城始筑自越人公师隅，号曰南武”以及后文“又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萃于楚亭，遂增筑南武城”相比较，存在较大的出入。

楚灭越发生在周显王（前368—前321）时，《史记·勾践世家》称：“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45]据《史记·六国表》，周显王三十六年（即楚威王七年，前333）大事有楚围齐于徐州，因此楚灭越当指公元前333年。周赧王三年（即魏襄王七年，前312）距公师隅至魏已隔二十一年，又如何如《羊城古钞》所说是受已被楚威王所杀的越王无疆派遣使魏呢？更毋庸说“魏乃起师，送越王至荆”之事了。时间上的矛盾也使得公师隅其人并不可信。

（二）吴越子孙筑南武城可信否

前面《读史方舆纪要》中所述的吴越子孙筑南武城的文字前后出现了矛盾的现象，即前文说阖闾子孙筑南武城，后文即变为越王子孙令公师隅筑南武城。吴王阖闾之后的吴王夫差亦是一时之霸，为何要为子孙避难于岭南？此一点深为可疑。春秋战国之际，吴楚相争，吴越相争，最后越灭吴、秦灭越皆未发生在岭南地区。另外《吴越春秋》《越绝书》《史记》等书中皆未提及吴越子孙避难于岭南一事，更不用说令公师隅筑南武城了。由此可见，南武城筑城与否是可疑的。

（三）《汉书》《越绝书》中的南武城

据《汉书·地理志》所书：“会稽郡娄县有南武城，阖阎所起以候越。”[46]《越绝书·记吴地传》则有“娄北南武城，阖庐所以候外越也，去县三十里”[47]。吴国筑城抵挡东南面的越国，在地理上南武城不可能出现在越国西南方极远的岭南地区。

综上所述，广州地区的南武城是否曾被建造是可疑的，由此，楚庭亦是可证为不可信的。

杨式挺教授曾断言：“一言以蔽之，‘楚庭说’是缺乏根据的，不能成立的。”[48]广州早期建城史疑案重重，不仅包括楚庭，也包括南武城、越城等，作为被许多学者推论为广州建城滥觞的楚庭更是一直遭到质疑。从笔者的初步探讨以及历代学者的考证上来看，楚庭的存在可信度不高，至少从文献典籍资料上分析是站不住脚的。但古代复杂的历史仍给我们留下很多线索等待发掘，笔者的资历及能力有限，关于楚庭存在与否考证尚显不足，目前并不能草率定论，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深入分析，相信这对于研究岭南早期文明以及岭南文化的嬗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1]本文已发表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2]【作者简介】陈旭楠，福建建瓯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清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3]（唐）马总：《通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4]（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页。

[5]（明）黄佐：《广东通志》，明嘉靖刻本，第26页。

[6]（清）仇巨川：《羊城古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7]（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2页。

[8]王世舜：《尚书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9]（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7页。

[10]（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3页。(www.chuimin.cn)

[11]（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5页。

[12]（清）阮元监修，陈昌齐等总撰：道光《广东通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13]（宋）罗泌撰：《路史》，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四部备要》本1936年版，第56页。

[14]王秀梅注释：《诗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页。

[15]（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2页。

[16]（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2页。

[17]黄德馨：《楚疆域变迁考略》，《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18]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45页。

[19]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45、149页。

[20]（清）阮元监修，陈昌齐等总撰：道光《广东通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21]（唐）马总：《通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22]（宋）王应麟：《玉海》，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33页。

[2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页。

[24]（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

[25]（明）黄佐：《广东通志》，明嘉靖刻本，第26页。

[26]（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7页。

[2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165页。

[28]（清）梁廷楠等著，杨伟群校点：《南越五主传及其他七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页。

[29]（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页。

[30]（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页。

[31]（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页。

[32]冼剑民：《秦汉时期的岭南农业》，《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

[33]（唐）柳宗元：《河东先生集》，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4年版，第45页。

[34]（清）周广等：《广东考古辑要》，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版，第25页。

[35]（清）阮元监修，陈昌齐等总撰：道光《广东通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36]（清）阮元监修，陈昌齐等总撰：道光《广东通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37]（明）董说：《七国考》，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7页。

[38]（明）郭棐：《广东通志》，明万历三十年刻本，第25页。

[39]（明）郭棐：《广东通志》，明万历三十年刻本，第25页。

[40]曾昭璇、潘国璠：《宋代以前广州城历史地理》，《岭南文史》1984年第1期。

[41]（清）林春溥：《竹书纪年补正》，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第37页。

[42]（清）仇巨川：《羊城古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43]（清）仇巨川：《羊城古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44]（清）仇巨川：《羊城古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45]（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2页。

[46]（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页。

[47]张仲清校注：《越绝书校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48]杨式挺：《广州古城始建于何时》，《羊城今古》199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