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徐闻古港对外贸易：岭南记忆

申友良　申东宁[2]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定南越国后，在雷州半岛的南部设置合浦郡徐闻县，徐闻港也随之兴起，并成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从西汉开始，徐闻港一直延续了几百年的繁荣，在对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学术界仅仅关注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在哪里，而对于西汉时期徐闻古港的对外贸易和交流，却无人问津。本文就西汉时期徐闻古港的对外贸易的规模、形式、物品、物品的来源地、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作用和影响等问题做些初步的研究。

（一）繁盛的徐闻古港

唐朝宰相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追述汉代徐闻港商业交通的盛况时说：“雷州徐闻县，本汉旧县……汉置左右侯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由于徐闻港对外贸易交往频繁，西汉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徐闻，特地在此设置了左右侯官，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另外，汉使还会招募官府、商民、船工，一同远航出海外贸，可见海外贸易的队伍十分庞大。

宋代祝穆《方舆胜览》卷42雷州“事要·徐闻交易”条下引唐《元和郡县图志》（今本不载）：“谚曰：欲拔贫，诣徐闻。”宋代另外两部著名的地理志中，即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卷118雷州“风俗形势”条和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卷169雷州“土产”条，也有与《方舆胜览》上引《元和郡县图志》全部或部分相同的内容。[3]可见徐闻当时的繁荣在汉代有着相当大的流传范围和相当长的流传时间。在徐闻的汉墓中，往往有琥珀珠、玛瑙珠、水晶珠、紫晶珠、琉璃珠、银珠、檀香珠和玉石等舶来品，显然，汉代徐闻的对外贸易可能已达到一定的规模。

经济的繁荣会促进当地的社会发展，人口数量是一个重要的表现。西汉时期，徐闻县属合浦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合浦郡户数九千六百一十三，人口数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仅比当时比较发达的南海郡户数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三，人口数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三略少。[4]从人口的数量对比可以看出，随着徐闻港的兴盛，徐闻所属的合浦郡也基本达到较发达的水平了。

广东境内最早设县的有两个地区，其中一个就是建立于西汉元鼎六年（前111）的徐闻县，另一个是位于今广州市区丘陵、台地的南海郡番禺县。县的较早设置，也反映了徐闻在当时属广东境内比较发达的地区。

1983年、1990年先后在徐闻发现了大量汉代的绳纹板瓦、筒瓦，还有万岁瓦当。“万岁瓦当”非皇家建筑不能擅自使用，由此可推断当时徐闻已经有高官驻扎在此。其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又出土了方格戳印纹陶罐、陶盆等一批汉代文物，并发现铜质印章“臣固私印”。印章不是一般人都有的，虽然为私印，但其主人也应该是有一定地位的人。据已有资料，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大，有官衙管理贸易，也有很多人通过外贸获取大量的钱财成为有地位的人。

（二）庞大的港口群

钟绍益是两次参加三墩汉港文物挖掘的原湛江市博物馆的干部，据他介绍，整个三墩港湾呈“U”形，中间海面有300米至600米宽，海岸线长五六千米，沿岸都是港口码头，这与当地人传说的“十里港”是相符的。有学者也到三墩港湾丈量了一下，港口海岸线有6 000米长，水深达到8米。如此长的码头岸线，不要说千帆竞发，就是万帆云集也可以容得下。而且从三墩港向东的海岸上，还有十几个小型古港。这样一合计，汉唐时期徐闻开港的海岸线超过20千米。[5]有如此大的港口群，每天和每年的吞吐量之大是难以计数的，每天到此经商的人流也是不可估量的，可见西汉时期徐闻古港的对外贸易规模相当巨大。

（三）大型先进的船只

船只的规模，直接反映了当时外贸的规模。据《汉宫殿疏》记载：“豫章大船，可载万（千）人，船上起宫殿。”目前徐闻尚未发现西汉时期的造船遗址，但邻近的番禺（今广州）在1976年发现了秦汉时期的造船工场遗址，从中可以窥探出当时的船只规模。考古专家们经过对船台结构的考察和研究，认为广州秦汉时期的造船工场，可建造宽6～8米，长20～30米，载重数十吨的大型木船，若并台造船，则可以生产出装载容量更大的船只。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是一处能够成批生产内河和沿海船只的大规模造船基地。[6]

西汉时期的战舰称为楼船，楼船的构造是上有重楼，十桨一槽，航行速度较快。大多数楼船头低尾高，船尾有一大舱，船身左边连船舱共计可达十层。《史记·平准书》载：“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7]如此先进的船只，远超过了内河航行的配置需求，更适合远洋航行了。西汉时期造船业的飞速发展，也反映了当时的海外贸易规模之大。

由于没有找到西汉时期徐闻古港进出口量的数据，无法从数据中了解当时徐闻古港对外贸易规模。但从徐闻古港的繁盛、众多的港口群和大型先进的远洋船只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徐闻海外贸易的规模是非常大的。

西汉时期的对外贸易形式相对简单，只有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官方贸易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而民间贸易则追求利润。

（一）官方贸易

《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这是史籍中对我国古代海外交通航线的最早、最详尽的记载。当时的这种有组织的贸易交往，应该是官方贸易。黄门这个机构隶属于主管皇家事务的少府，专门为皇室生活消费服务，而黄门官员由宦官构成，相当于内务官。译长归黄门管理，是古代主持传译和奉使的职官。译长是受到黄门的派遣，携同“应募者”到海外去的。这时的海外贸易交通活动，得到沿途国家的友好接待，供给伙食，派船转送，进行得颇为顺利而且卓有成效。[8]《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黄支国献生犀。”这说明了当时的海外贸易主要由官方进行，并与各国交往融洽。

（二）民间贸易

吕思勉曾说过：“以海道论，《史记·货殖列传》谓南海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即后世西、南洋物也，则秦汉未并南越时，中国与西、南洋久相往来矣。是知民间之交通，必先于政府。”[9]其实，官方贸易是随着民间商业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在东南亚出土的一些汉代陶器和陶片，与广东沿海汉墓出土的陶器类型相似。这些都是南海民众进行海外贸易的文物证据。

此外，在徐闻发现了汉墓群。这些墓葬规模不大，多为平民墓，但往往有琥珀珠、玛瑙珠、水晶珠、紫晶珠、琉璃珠、银珠、檀香珠和玉石出土。[10]这些玉石珠宝是“舶来品”，价值很高，对于普通的平民家庭来说根本不敢奢望拥有，但为什么会普遍存在于平民汉墓呢？只能说明当时的民间也进行海外贸易，而且从事海外贸易的民众很多。

（一）出口商品

1. 丝绸、黄金

《汉书·地理志》在论述徐闻、合浦的对外贸易状况时，提到“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由此可见，黄金和杂缯是当时我国主要的出口商品，其中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当为丝织品。《三国志》卷30中记载，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

2. 珍珠

《汉书·王章传》云：“其家属皆完具，采珠致产数百万。”王章家属在9年期间靠采珠致产百万。徐闻在西汉是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当时采珠业和商业的繁荣可想而知。[11]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早在公元前111年的汉代，从合浦郡的徐闻县至合浦县濒临北部湾地区就盛产珍珠。当时徐闻县和合浦县均属合浦郡，因此两县生产的珍珠统称为“合浦珍珠”。《广东新语》中也提到“合浦珠名曰南珠”，“南珠自雷、廉至交趾，千里间六池”。徐闻是南珠的产地之一。由此看出，徐闻早已颇负盛名，其不但是珍珠产地，也成为珍珠集散地。

3. 陶器

在印度尼西亚西婆罗洲的三代，发现了汉代青釉龙柄魁，在莫得其利发现汉代双耳陶钵，在中爪哇发现汉代带盖陶罐。除此之外，《广州汉墓》也指出：“加里曼丹出土的一件印圆圈纹的陶魁，与广州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的同类器形极为相似。”[12]据1965年第6期《考古》刊登的安志敏《马来西亚柔佛州出土的古代陶片》一文载，马来西亚柔佛州曾出土过许多几何印纹陶片，纹饰有方格纹、曲尺纹、雷纹、编织纹、波浪纹等，陶片的制法、质地以及某些纹饰，均与我国华南地区的印纹陶非常相似。越南的清化东山、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也发现过和柔佛州相类似的雷纹陶片。[13]由此可以知道，早在汉代，中国陶器已经远销东南亚，东南亚的印纹陶风格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在徐闻的汉遗址中也采集到了大量印有方格纹、绳纹、戳印、弦纹等的砖瓦和陶片，证明西汉已有陶器在徐闻进行商贸。

（二）进口商品

《汉书·地理志》中提到“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说明国内珍品日渐稀少，促使官员从海外寻找奢侈品来满足皇室贵族的需要。

1. 宝石、珠玑

对于“明珠”“璧流离”“奇石”为何物，周家干先生认为：与海外商人交换的“明珠”并非“真珠”，《通典》一书中的“黄支”条于明珠之下加一“玉”字，乃玉类也。“璧流离”《梵书》作吠琉璃，以山为名，鞞头梨山出之宝石之类，即青色之宝石，也即绿宝石和青金石。“奇石”当属于宝石之类。[14]上文提到的徐闻古港汉代遗址的文物普查中，发现墓葬中往往有琥珀珠、玛瑙珠、水晶珠、紫晶珠、琉璃珠、银珠、檀香珠和玉石出土。当时我国还未能制作这些宝石珠饰，只能进口，故这些陪葬品就是徐闻古港的进口物品。

2. 玻璃

汉墓中出土的玻璃制品的常见种类有珠、管、耳珰、鼻塞、环、璧、杯、盘、碗等，其中玻璃珠数量最多。玻璃珠呈透明或不透明，色泽有青、淡青、绿、墨绿、淡蓝、天蓝、湖水蓝、白、月白、粉红、砖红、紫褐等，形状以算珠形为最多，也有椭圆形、菱形、橄榄形、网坠形、鱼形、瓜形、花篮形等。[15]

3. 香料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汉代已有苏合的进口，这大概是中国最早进口的一种香料。虽然没在徐闻遗址中找到香料，但既然从徐闻古港进口象牙、犀角等珍贵物品给皇室，自然也会根据皇室需求，顺道输入香料。而且香料的产地离徐闻古港近，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上，运输非常便利。

4. 其他

进口的商品还有犀角、象齿、玳瑁等。除了这些物品，海上丝绸之路还给徐闻古港引来许多的物种，如椰子、木棉、波罗蜜、刺桐、缅茄、芒果、杨桃、菠萝、香茅、甘蔗、橡胶、胡椒、番石榴等。[16]

（一）儋耳郡、珠崖郡、中原——丝绸

秦汉两朝政府都设置官营丝织作坊，民间丝织业也随即发展。元封元年（前110）输帛就达500万匹，估计需要原料茧2 500吨左右。海南岛的儋耳郡和珠崖郡都是两汉时期蚕织生产的主要地区。“儋耳、珠崖郡，男子耕农，种禾稻紵麻，女子桑蚕织绩。”蚕桑业和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对外出口的丝绸。[17]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引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说：“珠崖如囷廪大，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夕一日而至。”丝绸很可能从就近的儋耳郡、珠崖郡运到徐闻港进行海外贸易。

也有人认为汉代自徐闻出口的丝绸，主要来自中原地区。虽然西汉时岭南已经“女子桑蚕织绩”，但《汉书·地理志》列举岭南的出产物时，说这里“多犀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后汉书·贾琮传》提到交趾部“土多珍产”，列出“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均无一种是丝绸。并且，没有任何一种文献提到自岭南港口输出的丝绸来自当地。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丝绸经徐闻出口的可能性极小。[18]

（二）中原——黄金

有人认为这“黄金”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黄金”，而是黄铜一类的金属。现在徐闻尚未发现春秋战国年代的铜器和铁器，但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被大量发现，其中屡有铜器和铁器出土。徐闻出土的铁器和铜器的来源地暂时还没能考证，但离徐闻很近的合浦汉墓中，出土了一些铁器，在形制和花纹方面都与中原地区汉墓出土的器物相同，证明合浦的铁器是来自中原的。而当时在徐闻和合浦都由汉朝官方主持进行对外贸易，故从徐闻古港出海的黄金应该就是从中原而来。

（三）合浦——珍珠

从合浦郡的徐闻县至合浦县濒临北部湾处盛产珍珠。《广东新语》中也提到“合浦珠名曰南珠”，“南珠自雷、廉至交趾，千里间六池”。

（四）雷州半岛——陶器(www.chuimin.cn)

徐闻县建造大汉三墩旅游区时，仅仅平整了一下土地就收集到了成吨的陶片和瓦片。这陶片和瓦片，可能只是证明在徐闻古港存在陶器，并不能证明这里制造陶器。但在20世纪90年代，这里出土的“万岁瓦当”都是烧制出来的残品，还有其他一些变形的完整的陶器。如果陶器在其他地方生产而被搬运到徐闻古港，那出土的陶片应该是完整的正品或碰碎的残品，只有制陶工场才可能有变形的完整的次品，也就是证明了徐闻古港附近有制陶工场。据史料记载，雷州半岛是我国古代陶瓷基地之一，有八千年历史，而且在遂溪鲤鱼墩、雷州南渡河畔等地出土的文物中也有陶片。陶器易碎，不方便长途运输，西汉徐闻古港的陶器应该是就近生产，供出口外贸。

（五）黄支国——玻璃器、琥珀和玛瑙石

徐闻、合浦和广州出土的西汉中晚期文物种类相似，很可能当时海上丝绸之路使得这三个地方有联系，也就是三地的舶来品的来源地是相同的。在出土的玻璃珠中的一个西汉后期样品和三个东汉前期样品经过化验，只含微量或不含铅、钡成分，这与我国古代玻璃经由中外有关单位化验后判定的属于低温的铅钡玻璃系统截然不同，反而与西方的古代玻璃相类。广州所出土的玛瑙，正如琥珀制品一样，有可能就是从印度南部的黄支国输入的。[19]

（六）罗马——琉璃

罗马的琉璃制造业集中在亚历山大港、推罗和西顿，技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市场遍及亚洲地区。汉时琉璃与玉石、水晶同列为宝物，贩运琉璃所得利润丰厚。琉璃，《广志》云：“琉璃出黄支、大秦。”琉璃制品是汉朝官吏、富豪喜欢的物品，虽然当时中国亦能制造琉璃，但质量较西方差，故仍须从海外大量输入。[20]

（七）南洋和西亚——香料

早期输入我国的香料是在南洋和西亚生产的。

（八）东南亚、南亚——植物

由于徐闻处于热带地区，适合热带植物的生长，因此当时从海外引进的植物多能种植成功。秦汉时期引进的境外植物如下表所示：

秦汉时期海上丝路的境外植物引进表[21]

《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如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从上文提到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明确地知道西汉时期与徐闻古港有贸易来往的有下面这些国家和地区：

都元国：或以为系都昆、屈都昆、屈都乾之同名异译。故地有在马来西亚西部和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北部二说。《通典》卷188：“边斗国、都昆国、拘利国、比嵩国，并隋时闻焉，扶南渡金邻大湾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国。”

邑卢没国：一般认为邑卢没当为《新唐书·南蛮传》中的拘篓密。从在马来半岛东岸的都元国再乘船北行四月才到，就在现在的缅甸南部的海岸上。

谌离国：如由缅甸南部西行二十余日，仍未上陆，应为伊洛瓦底江东岸古国，为准备上陆地点。

夫甘都卢国：当在缅甸南部古都蒲甘。因这里陆程在五百里以上，和行程日数相合。南航黄支国亦合二月水程之数。这里是宝石买卖集中地点，汉皇家贸易使团不惜起陆赴此城贸易。

黄支国：一般认为即建支、建支补罗，即今东印度南部海岸的康契普腊姆（Conjevaram）。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帕塔比拉明（P.Z. Pattabiramin）在康契普腊姆附近的本地治里发现一个古罗马时代的海港遗址，也就是《厄里克里亚航海记》提到的印度东海岸商港波杜克（Podouke）。[22]按《通典》黄支“在南海日南之南三万里”的判断，则地点亦当在印度东面海岸上（沿海岸曲折计）。

皮宗：锡兰返航八月才到此地，估计应在马来半岛地区。由皮宗回日南、象林界为二月航程，则皮宗亦应在马来半岛区内东岸或岛上。《郑和海图》上的“毗宋屿”《通典》称为“比嵩”。地处当今之马六甲海峡东部皮散岛，为航路要冲。

象林：日南郡最南一县，在今越南岘港以南武嘉河之南。

已程不国：疑即今斯里兰卡国，按斯里兰卡古巴利文为“Sihadipa”，和已程不音相近。地理位置亦在黄支国之南，一般商业货运航线亦转运于此，其地亦为宝石集散地，故汉使应到，再由海道经马六甲海峡返国，但航路只到斯里兰卡。[23]

虽然贸易商品中提到大秦（今罗马），但在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与大秦还没有直接来往，是通过印度转运，到东汉大秦才首次来中国，故大秦不是当时海外贸易的国家。

“欲拔贫，诣徐闻。”以徐闻古港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中国古代王朝对外开放、友好交往的友谊之路。西汉时期的对外贸易，是一种互通有无的手段。中国的丝绸、珍珠、陶器等对外出口，换来了外国的奇珍异宝，既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又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此外，西汉徐闻的对外贸易，也促进了经济重心的南移、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化的融合，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打下良好的基础。

[1]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从马可波罗游记看元初商业经济”（GD13XLS03）；岭南师范学院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唐宋时期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研究”（WZW1403）；岭南师范学院南海丝绸之路协调创新中心项目。

[2]【作者简介】申友良，湖南邵东人，岭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博士后，从事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申东宁，广东湛江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3]吴松弟：《两汉时期徐闻港的重要地位和崛起原因——从岭南的早期开发与历史地理角度探讨》，《岭南文史》2002年第2期，第24页。

[4]吴均：《徐闻古港兴衰初探》，《中国水运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32页。

[5]刘佐泉、岑元冯：《大徐闻大港口——徐闻古港辉煌的历史》，http://www.gdzjdaily.com.cn/topic/node_2082/2010-06/04/content_1213218.htm。

[6]廖国一：《中国古代最早开展远洋贸易的地区——环北部湾沿岸》，《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第94页。

[7]廖国一：《中国古代最早开展远洋贸易的地区——环北部湾沿岸》，《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第94页。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湛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湛江文史资料》（第二辑），内部发行，1984年，第143页。

[9]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30页。

[10]赖琼：《历史时期雷州半岛主要港口兴衰原因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第103页。

[11]张荣芳、周永卫：《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12]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13]王戈：《北海古窑址与“海上丝瓷之路”的研究》，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页。

[14]周家干：《合浦乾体古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探源》，《广西地方志》2002年第5期，第73页。

[15]史景峰：《秦汉航海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16]老杨：《徐闻，已知与未知的汉港》，《商业文化》2009年第2期，第29页。

[17]周敬阳：《论秦汉时期岭南海上丝绸之路的三大始发港》，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18]吴松弟：《两汉时期徐闻港的重要地位和崛起原因——从岭南的早期开发与历史地理角度探讨》，《岭南文史》2002年第2期，第25页。

[19]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20]史景峰：《秦汉航海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21]杜棣芬等：《海上丝路与境外植物引进初探》，《岭南文史》2002年增刊，第327页。

[22]李庆新：《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的岭南与南海交通》，《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第13页。

[23]曾昭璇：《岭南史地与民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