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岭南记忆：增城挂绿荔枝的起源与演变

赵飞　倪根金　章家恩[2]

荔枝是我国华南地区独具特色的美味水果，也是热带珍贵果树之一。荔枝在世界其他地方栽培甚少，且品质也较差，只有我国才有数千年的栽培历史，优良品种也甚多。地处珠江三角洲地区东北部的增城种植荔枝历史悠久，一直是广东省的重要荔枝产地。元大德《南海志》便称荔枝“今佳品多出增城”[3]。增城种植荔枝迄今所见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北宋《太平寰宇记》：“（增城）县北又有搜山，有荔树，高八丈，相去五丈而连理。”[4]北宋张宗闵所著《增城荔枝谱》记载的增城荔枝品种有100多个，可见当时增城荔枝的栽培盛况。增城挂绿荔枝是享誉国内外的荔枝名种，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有关挂绿荔枝的历史，王一洲[5][6]、陈镜泉[7]、杨宝霖[8]、彭世奖[9]、罗兆荣等[10]都进行过有益的探讨，主要涉及挂绿荔枝的起源方面，但尚存一些争议，且对清朝中叶以后挂绿的历史缺乏较为系统的总结介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深入挖掘和现代文献的广泛搜集，对增城挂绿荔枝的起源与演变做一个历史考察。

综合相关研究，有关增城挂绿荔枝的起源，影响较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绿罗即挂绿：12世纪以前已有挂绿

康熙二十二年（1683）来粤的江苏诗人吴绮在其所著的《岭南风物记》中说，挂绿“亦名绿罗袍”[11]。之后的吴应逵《岭南荔枝谱》也提出“绿萝即指挂绿”，并在引用南宋杨万里《诚斋集》诗注中所记的“五羊荔子，上上者为绿罗包”时将“包”字去掉[12]。一些学者据此推断挂绿荔枝在宋代已有文献记载。受这些历史记载的影响，如《广东荔枝志》[13]、余国扬等《广州农业土特产发展简史》[14]、罗兆荣等《增城挂绿荔枝史考》、《农区生物多样性编目》[15]、马冀主编《中国名城历代贡品录》[16]等大量文献都认为增城挂绿在“12世纪以前已有栽培”。《广东省志·农业志》则称“11世纪以前已有栽培”[17]。

王一洲、彭世奖等先生则认为，南宋杨万里《诚斋集》诗注所讲的“绿罗包”是另一荔枝品种，而非挂绿[18]。究其原因，挂绿在明代以前的多版本荔枝谱中未有记录，也鲜见文献记载，如早有此佳种，岂不引人关注？此外，清初“岭南三大家”之首的屈大均曾贩卖过荔枝，对岭南荔枝品种甚为熟悉，有多篇“挂绿”诗作，但同时也有“绿罗袍”诗，诗注也说明“绿罗袍，荔枝名”[19]。

（二）起源新塘：尚书怀的变异种

康熙三十九年（1700）任东莞知县的钱以垲所著《岭海见闻》对增城挂绿之由来有准确的记载：“新塘去莞四十里，地隶增城，湛甘泉先生所居乡也。有湛氏居傍山麓，林木丛翳。康熙八年偶产一树，以为杂木欲除之，及花，乃荔枝也。其实大于常荔，坚莹似玉，脆如霜梨，津液内敛，剥而怀之，三日不变。其色微红带绿，故名挂绿。味之香美，冠于群荔，不由人间凡种而得，岂物之美者出现亦有因缘时节耶？”[20]该文献记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可推断挂绿荔枝是偶然得之的变异种，而非人工培育而成。

曾任明朝吏、礼、兵部尚书的湛若水，从福建著名的荔枝之乡枫亭怀荔枝核而归，培育出广东荔枝名种“尚书怀”。康熙初年，尚书怀荔枝在增城已成为名种，且具有一定规模，屈大均有诗云：“六月增城百品佳，居人只贩尚书怀。”[21]湛氏故乡在新塘沙贝，屈大均就曾赞叹过这里“所产多荔枝异种”[22]，湛氏故居所生的此棵挂绿就极有可能为尚书怀的变异种。以广东农业史研究见长的杨宝霖、彭世奖都持这种观点，笔者亦赞同。

（三）起源福建：湛若水引种

清乾隆年间檀萃所著《楚庭稗珠录》有“挂绿乃湛文简移其种于闽者”的记述[23]，《中国名胜词典》等当代文献也称增城挂绿“据传系明朝兵部尚书湛甘泉，引种自福建仙游”[24]。这种说法，显然是把尚书怀引种自福建的故事嫁接到了挂绿身上，不足为信。

（四）西园挂绿或最早：传说故事多种

目前尚存之挂绿母树仅西园一株，现位于增城市区挂绿广场，以致有学者认为西园挂绿是增城挂绿荔枝的最早起源。当代人有关西园挂绿的起源又有多种说法，目前尚未有定论。有价值的历史记载未见，大都是传说与神话故事。

1918年6月28日，就职于岭南学校的美国园艺学家高鲁甫、教员郭华秀等五人实地考察了西园挂绿。郭华秀在《增城挂绿荔枝》一文中提及西园庵缘空和尚时如此说：“此树原为山枝[25]，某年该处逢大风，田崩围缺，谷积树基，及谷腐，树吸之作肥料，遂变佳种，后人号为挂绿。”[26]此外，另有一种说法影响较大，与郭华秀所载大同小异，但不是“田崩围缺”，而是因西园庵附近粮仓被烧，人们把残留的谷米搬填于此[27]。综合这两种观点，西园挂绿是因山枝吸收粮食之滋养而变异成佳荔。《广东新语》有云：“自挂绿至状元红，皆火山之属也。火山善变，滋味百出，随其土为高下。”[28]可见山枝易变，此种传说有一定可信度。

有关西园挂绿之由来，还有多种神话故事。《增城挂绿荔枝》也记述了西园庵缘空和尚所讲述的挂绿荔枝由来的另一版本。摘录如下：

正挂绿已种几千年，云是神人所植。缘空大师云，昔时西庵甚穷，独一和尚在此。一日有一位神人访之，扮作同门，来此宿食，而谓主持曰，此处甚佳乎？主持曰：佳，惜粮粒不佳耳。略时主持极穷，粮绝乃往别家，借米以款来客。翌早该僧不去，仍食一餐，主持又无米，复出外再借。来僧悯其穷苦，而又羡其忠厚，临行时谓主持曰：该庵不忧无钱，下年必佳。主持曰：一物皆空，何佳之有。僧于是挟主持出庵外园中，拾被水冲下、挂于林中之荔枝秧一株，曰：此挂枝种于此，他年必多人息，但不可平沽，遂去。该主持莫明其故，翌年该树结果。买客到购，僧取价亦较昂，谓仙人所植，其味又甚佳，于是附近之人，以其树结果之速、又佳，名遂著于世，后人称之曰挂绿。[29]

此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何仙姑与挂绿的传说（已被列为第三批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迄今所见，此传说最早见于《黎明》杂志1926年第42期，作者称是一个广州人给她讲的故事，云：“不知多少年代以前，何仙姑坐在这株荔枝树下做女红，恰巧这时晚上要凑起‘八仙’来，她闻听得群仙在云端呼叫的声音，忙着要赶回天宫去，把一根绿丝线随便挂搭在这树上，所以后来所结的果实皮上便永远有一根绿色线纹了。”[30]之后，民国多则文献亦有提及类似的传说。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7月12日的《南方日报》上王一洲所撰《挂绿荔枝的来历》也提及与之类似的传说[31]。王一洲后来解释说只是“为了增加情趣”，编造了这样一个优美的传说而已，并询问本地人有无听闻此传说，答案为否[32]。但现在看来，之前并非没有，只是绿痕产生的方式略有不同罢了。

（一）挂绿美名传天下

有关挂绿最早的文献记载，迄今所见有确切时间记载的应为屈大均于康熙九年（1670）所作的两则作品。该年夏天，屈大均所作的著名悼念亡妻之作《以荔子荐华姜文》提及：“奈何，汝口福之薄，命之穷，而不能待之数月，见其离离之圆丹耶。今者，左有增城之挂绿、凝冰子，右有东莞之黑叶、小华山，盛之以赤玉之盘，沃之以丹井之水，皆荔枝之最珍者也。”[33]此外，该年屈大均所作《广州荔枝词》亦有云：“一树增城名挂绿，冰融雪沃少人知。”并自注“挂绿”句云：“挂绿最珍，出乎其族，通体茜红，微托片绿。脆如沙梨，芬如金栗。生只数株，采不盈掬，优钵昙花，非世所属。”[34]由此可见，在“挂绿荔枝”诞生的第二年，屈大均已有途径获取挂绿，且挂绿也被其看作荔枝中上佳的品种之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屈大均所用的修饰词是“一树”，应当就是指当时在湛若水旧居发现的那一株挂绿荔枝。诗注内容提及挂绿有“数株”似乎证明挂绿在当时并非一株，屈大均所指或应是湛氏后人于康熙八年（1669）开始通过驳枝等手段种植的几株。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发现挂绿荔枝的时间比钱以垲所载的“康熙八年”要早。那么屈大均能够获取只此一株的挂绿所产果实，是有何人帮助呢？这个人应该就是他的挚友——清初著名诗人陈恭尹。且在时间上，陈恭尹也是于康熙七年（1668）由顺德迁居增城新塘岳父家居住。前文已提及陈恭尹外家湛氏便是挂绿荔枝最早的主人，他将新塘家中发现的罕见品种——挂绿赠予多年不见且酷爱荔枝的好友屈大均是完全符合逻辑的。陈恭尹亦有多篇挂绿诗作传世，如《南乡子》中有云：“晚熟是增城，小核新州亦得名，不及凝冰和挂绿。”[35]现在看来，屈大均对挂绿荔枝的评价是权威性的，大量的方志、丛书都有转引，对后人评价挂绿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在陈恭尹、屈大均等广东名士的影响下，挂绿荔枝很快为当时清朝高官、名士所知。清初著名诗人、浙江人朱彝尊便对挂绿荔枝相当推崇，可谓将挂绿推向全国的第一人。康熙十一年（1672）、三十七年（1698），朱彝尊先后两次到福建，曾多次品尝包括福州、莆田枫亭等地的福建荔枝佳品。朱彝尊两次到福州均曾前往长庆寺品荔。其文《题福州长庆寺壁》是他第一次到福州时所作，其中有云：“世之品荔枝者不一，或谓闽为上，蜀次之，粤又次之。或谓粤次于闽，蜀最下。以予论之，粤中所产挂绿，斯其最矣。而蔡君谟谱乃云，广南州郡所出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是亦乡曲之论也。书之壁用质之知味者。”[36]朱彝尊作为当时国内颇具影响力的诗人，在福州的长庆寺留下此言论，并对北宋福建人蔡襄《荔枝谱》提出的有关“福建荔枝最佳”的观点提出异议，甚至将其看作“乡曲之论”，可见其对岭南荔枝，特别是增城挂绿的推崇。[37]之后，《广东新语》等大量文献都有转引朱彝尊有关挂绿的评价。可见，增城挂绿荔枝“诞生”之后较短的时间内，便一举挑战了福建佳荔的传统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国人自宋以来形成的“福建荔枝最佳”之定论。

康熙十二年（1673）《增城县志》有载：“（增城）多荔枝，名有数种，小华山、尚书怀、挂绿最佳。”[38]康熙年间吴震方所著的《岭南杂记》记述了清初广东的风土人情，其中有载：“新兴荔较美于闽之状元红，官其地者亦不可多得。尚逆在藩时，荔将熟，差官封守之，熟则索夫进送，故多伐去之。增城荔亦美，挂绿为最，黑叶次之。”[39]“尚逆”指尚可喜，顺治六年（1649）被封平南王，康熙十五年（1676）逝。这两个文献虽然提及挂绿，但由于挂绿荔枝出现时间还较短，影响较小，平南王指定要新兴香荔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陈恭尹、屈大均、朱彝尊等名士的影响下，挂绿荔枝很快享誉国内。吴绮在《岭南风物记》中说：“荔枝至上品者名挂绿。”[40]康熙二十四年（1685），著名诗人王士祯奉命来粤祭祀海神。停留期间，陈恭尹曾送荔枝给他品尝。王士祯在粤停留时间为农历二、三、四月，不可能吃到迟熟的挂绿。受陈、屈等好友的影响，他也因品尝不到挂绿荔枝感到遗憾。“南海荔枝，以挂绿为第一。无从致之。”[41]康熙年间任吏部侍郎的浙江学者彭孙遹诗作《荔枝行》自注有云：“以增城挂绿为上，新兴次之，黑叶又次之。”[42]乾隆年间，增城挂绿的价格已非常昂贵，甚至“凡摘挂绿者必唱歌，盖防其偷啖也，他荔则不然”[43]。檀萃所著《楚庭稗珠录》载，挂绿“新出者每斤银一两二钱”。乾隆年间进士、曾在恩平任职的著名学者李南磵《食荔枝》诗云：“增城挂绿久闻名，欲辍馋涎竟未得；佳荔原从挚签得，天教小邑接新兴。”[44]挂绿当时不仅百姓不得食，就连很多官员也只是闻其名，垂涎而不得，此诗可为佐证。

挂绿荔枝的地位也很快被官方史志给予肯定。《增城县志》之后，最早记载挂绿的地方志便是清康熙年间宋广业所纂辑的《罗浮山志会编》。其中有云，广东“荔有多种，产增城者尤佳，曰挂绿，曰犀角子，曰状元红，曰尚书怀诸品，挂绿为上”[45]。雍正九年（1731）《广东通志》[46]、乾隆二十四年（1759）《广州府志》[47]转载了该志内容。乾隆十九年（1754）《增城县志》中引用了屈氏和朱氏的评价，并附有增城县令管一清所著的《挂绿赋》。此赋有挂绿生长繁盛之情形的描述：“与维冈四望，维时三伏，厥根斯繁，厥实斯熟。火齐离离，翠翘簇簇。”称赞挂绿之形态与美味：“逸态横陈，芳容新沐。雪乳甘鲜，云英醲郁。润迫酪奴，酽如醽醁。齿软咀芝，津寒咽玉。”并称挂绿“艳彼当垆，黛娥半蹙。聘此倾城，明珠十斛”[48]。道光二年（1822）《广东通志》也引用了朱氏的评价，称广东“山枝以挂绿为上……粤中荔枝挂绿为最，福州佳者尚未敌”[49]。

挂绿荔枝出现时间较短，缘何得到“荔枝中第一品”的高度评价？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归因于挂绿独有的品性，具体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挂绿外观独特。《广东新语》有载：“挂绿者，红中有绿，或在于眉，或在于腹。绿十之四，红十之六。”[50]《岭南荔枝谱》称挂绿“蒂旁一边突起稍高，谓之龙头；一边突起稍低，谓之凤尾。熟时红紫相间，一绿线直贯到底”[51]。其次，干且脆，美味。屈氏形容挂绿为“爽脆如梨。浆液不见。去壳怀之，三日不变”[52]。再次，稀少且不易繁殖。屈大均称挂绿“生只数十百株，易地即变”[53]。《岭海见闻》载：“挂绿自湛家始博接其本得十余株，惟新塘土宜为佳，若移植他处则味变矣。”[54]康熙年间任惠州知府的王煐所撰《忆雪楼诗集》称挂绿“他处不能移植，诚仙品也”[55]。《岭南荔枝谱》亦有云：“（挂绿）接树成实者，香味或同，龙头凤尾亦同，而绿线则无矣。”[56]最后，属晚熟佳种。荔枝“佳种由来最晚熟”[57]，屈大均称挂绿“以阳精深固，至秋而熟”[58]，其《食荔罢柬族叔友》自注亦云：“新塘多美种荔枝，最迟熟者挂绿。”[59]第二，清代广东对外交流活跃、文化繁荣，高官名士纷纷来粤，并开始关注诞生自湛若水旧居的挂绿荔枝。这是让增城挂绿荔枝扬名天下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第三，福建佳荔不存，挂绿后来居上。福建佳荔众多，如陈紫被蔡襄《荔枝谱》赞为“天下第一”。但到了明末清初，福建佳荔已式微。乾隆年间曾任兵部右侍郎的广东学者温汝适《携雪斋诗钞》注有云：“同一美种，树老尤胜。蔡谱上品，今多无有，则树老不存之故。……至六月之黑叶，及新兴香荔，增城挂绿，则人人皆知其美。”[60]钱以垲对蔡氏“荔枝之美于闽尽之”的观点也予以否定，认为新塘挂绿等广东上品“皆与闽之上者相伯仲”[61]。

（二）官吏勒扰遭厄运

正是由于挂绿荔枝声名鹊起，且数量甚少，其一直为权贵所追逐。《广东新语》载：“好事者当未熟时，先以兼金购之，乃得。”[62]到了乾隆、嘉庆年间，由于社会需求远大于供给数量，以至于“挂绿以名著多赝”[63]。在当时腐朽的封建统治下，与新兴香荔相仿，挂绿荔枝不可避免地遭受厄运。

嘉庆、道光年间，因权贵之勒扰，百姓不堪重负而砍光挂绿荔枝。有关这段历史官方史志不见记载。只有嘉庆十五年（1810）崔弼《珍帚编诗集》和道光六年（1826）黄景治《定湖笔谈》有零星记述。《珍帚编诗集》中载：“（挂绿）增城大塾沙贝诸村所在多有。花时，长吏使标志之。岁畏其扰，斧之，无遗类矣。”[64]《定湖笔谈》中一小文《新塘挂绿》则有精彩的描述，称在权贵“孔方兄”的欺压下，连树主都不得食挂绿荔枝。录全文如下：

粤东荔枝，种类甚多。断以增城新塘挂绿为最。实大色红紫，绿一线绕膊若色丝。红绿分明可爱。土人畏差役之扰，斩伐一空。余不得见者四十年矣。增城湛司铎称其故交刘某家，仅存一株。种溷厕之侧最深处。予喜曰，熟时可分惠否？湛曰所获几何，伊逢迎孔方兄唯恐不及。初时以一匣献，孔方食而甘之。令每岁始实，详记其数。无论大小勿隐。刘某唯唯听命，伊终岁勤动，一颗不敢入口。彼且不得食，我得食乎？我不得食，子又欲因我而得食乎？予为伧然者久之。[65]

新塘挂绿荔枝的衰亡，可谓人祸而非天灾所造成。在封建社会，果农虽为树主，却没有多少收益，官吏苛刻的欺压致使果农为了避祸，宁可选择让这一闻名于世的佳果不存于世。恰如嘉道时期的高官、植物学家吴其濬在其《植物名实图考》中因云南元江荔枝不存而发出的慨叹：“为民上者，乃以一味之甘，致令草木不得遂其生乎！”[66]再者，对于新塘挂绿的衰亡，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固然要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但其异地即变、难以繁育推广的特性也似乎决定了其命运的不同寻常。

（三）西园挂绿始名扬

到了晚清，原产地新塘已不见挂绿荔枝的踪影。万幸的是，县城西郊西园庵尚存一株。宣统三年（1911）所修《增城县志》载：“挂绿一种，近以县城西门外西园一株为最名贵，价值十余倍于其他。”[67]当时，此株挂绿连同周边荔枝园属西园庵内财产。西园庵建寺时间尚待考证，县志有“西园庵之前，另有西庵，旧志未载。岂同一庵，后分为二矣？再查”的记述。[68]挂绿虽仅剩一株，然亦为官方所控制，其价甚高。

有关西园挂绿的准确记载，迄今所见最早的是光绪中后期曾任番禺、南海知县的裴景福所作的《寄杜雨田索增城荔支》，诗注有云：“增城西门外希圆（应为西园）庵，有老树一株，已枯朽其半，名挂绿，荔支冠绝一邑。每年未熟时，有司预购以馈上官。置锦匣中，每分不过十数枚。不足，则取楂冈（应为槎岗）、梁屋所产以济之。梁屋仅数株，楂冈约廿株也。希圆荔支熟时，壳带绿色，以肉置纸上，汁不外溢，他树则否。”这段记载明确地说明，西园庵有挂绿老树一株，已经枯朽一半，光绪年间虽然归西园庵所有，但都被官府预购用来进奉更高级的官员，当西园母树产量不足时，还取槎岗、梁屋等地的二代挂绿果实充数。裴景福另一诗作亦有“增城挂绿亲探摘”之语，可见他是亲临西园摘过挂绿果实的，其所载必然可信。[69]光绪年间举人、安徽人方澍光绪十八、十九年（1892、1893）曾游幕于广东，其《啖荔枝》称：“增城挂绿世所奇，禀精受气维震离。时方落实置监守，达官乃为口腹私。一颗价值千铜钱，同心之合五色丝。我正客粤况难得，过此以往谁复知。”其记载内容与裴景福诗作类似，此处挂绿也应为西园挂绿。[70]

（一）寺庙产业租农户

郭华秀先后在1918年和1922年考察西园挂绿。其文《增城挂绿荔枝》翔实地记载了挂绿荔枝当时的长势与生存状况。据此文，1918年挂绿“结果最多，约廿余斤”，挂绿“树高十五英尺，面积十五尺，干周五尺，头部叉分为二小干，一干已枯，再出新干，枯干高四尺，每年产果无定，最多廿余斤”，“枝干灰黄色，有青苔藓类。皮粗一干甚古，枝略硬，其枯干之新出者柔软，枝多散布”，“果生时有绿线一条，圈绕该果，熟则不见，与他荔一般，独其痕较深耳”。当时，西园庵的荔枝园已被“批于黎兴，年租数十元。其中有淮枝十四株，正挂绿一株。另庵内又有一株，此株乃由正挂绿驳出，味有不及，亦有百余年之久”，“庵外田间，亦有驳挂绿一株，乃出正者驳出，其味甚劣”。树主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将正挂绿“用渔网罩住阻雀鸟飞鼠之侵害，四周又用竹篱围之以防盗采窃”。且“挂绿树旁有一葵棚，以藏守望”。正挂绿1918年价格为“每斤二贰元，每枚一元正”。1922年6月10日，郭华秀第二次考察西园挂绿，则“见园中紊乱，树上挂果甚少，不过三四十枚耳”。缘空大师介绍道：“今年挂果较少，因军队驻近，多来此摘食。今未熟已采，耕者劝之不恤，且用枪头殴打。谁不畏之，今耕者亦不敢到，料无收成也。”[71]当时，广东战端将起，增城驻有陈炯明之部队，西园挂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骚扰。

高鲁甫同郭华秀等人于1918年一起考察了挂绿荔枝，并留下了迄今最早见的三张西园挂绿相片。1921年，高鲁甫在美国和中国出版了英文著作《荔枝和龙眼》，书中多次提及对西园挂绿的考察，这也是增城挂绿第一次走出国门，为国际社会所认知。[72]

关于挂绿荔枝民国初年的状况，1903年出生于增城的广东著名财经专家秦庆钧所著《增城回忆录》有提及。1915年至1923年，他在增城居住，并时常去西园庵拜谒，与庵内智禅和尚甚熟。据郭华秀1918年考察时西园挂绿已“批于黎兴”的说法，秦庆钧诗作《咏西园挂绿荔枝》应是1915年至1918年间所作。从诗句“西园挂绿好荔枝，红颗真珠绕绿丝。忙煞西园老和尚，碧纱重叠密扶持”中可见，西园挂绿最迟在1915年还是由寺庙打理，尚未出租。秦庆钧后来到访西园庵，智禅和尚云：“今后老和尚不忙了。”荔枝结子时虽用网围绕，但地方无赖不怕和尚，当面还敢揭网摘食。无奈之下，西园庵便批承于黎氏，每年题签香油银一百两与西园庵供佛。无赖摄于“大姓”声威，不敢再去偷摘。[73]

西园挂绿“本是孤种，而且是独株，在这样一切享受的获得，又都以钱、势、力为标准的现代社会里，所以只有那极少数的军官名宦和豪奢的公子巨商，能够得尝它的奇香异味”[74]。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园挂绿之产量与价值，很多文献有记载。1926年《岭南之荔枝》称：“全省荔枝，以挂绿为最珍贵，母树仅得一株，已半枯，……年产五六十斤，每颗取价一元左右。近各属有其支裔，但甘香不如。”[75]1931年《增城县合兰上都之农业》称西园挂绿“每年所产之果量不多，多则二十余斤，少则二三斤不等，其价值极昂，每果三四元，此为普通人不易购食之物也，查近来有热心农业专家，向该庵之果主，欲圈驳其一枝，以为研究，其价亦需四五元”[76]。1933年《增城农业调查报告》则称西园挂绿“产量甚少，且常隔一二年结果，惟其价值殊昂。……只供各处要人富商之特派员到买而已”[77]。

（二）烽火不断剩半株

1934年1月，鉴于增城没有公立医院，当时主政广东的陈济棠捐助白银五千元给县府着即筹建救济院，并命将增城西园挂绿荔枝每年所得的收益款项，全部拨归救济院作经费之用，另拨款给原来的承批户作为终止批约的补偿[78]。增城县救济院于同年8月建立，是增城第一所西医院[79]。至于之后的西园庵，罕见文献记载，《申报》新闻中提及：“（增城）将该庵关为公园，园内遍植香荔，供人游览。”[80]以此推测，西园庵的关闭时间大概于增城救济院建设时，西园庵改建而成的公园应属救济院管理范围内。1935年《增城县调查报告书》载：“价格最贵时，每斤三十余元，最低亦须十五六元；惟仅得一株，产量不多，即丰年最熟时，亦不过产十余斤耳。”[81]1936年《增城县土壤调查报告》称西园挂绿“树形矮小，且已枯毁小半，每年产量，即属丰收，亦不过二三十斤，而沽出率在百数十斤外，盖混以赝鼎也。且居为奇货”[82]。

1933年，西园挂绿园附近建成公共运动场。[83]抗战期间，该运动场成为训练军士所用之教场。“附近广植荔枝树甚多，已成庞大园林。”因时有大队兵士在场操练，这一带被敌机盲目投弹，荔枝树被炸毁甚多，救济院也被炸毁。1948年《岭南佳品话荔枝》一文称“增城挂绿（抗战时）亦惨遭波及，被炸去半株”，“（1948年）老树残枝，产量愈少”。[84]虽“遭轰炸”之说法没有其他文献佐证，但综合多则文献，挂绿只剩半株应属实。1938年10月广州陷落，紧接着增城也陷落。“节过黄梅，该是蝉鸣荔熟的时候，可是增城，增城的挂绿，已悲痛地在敌人的血口中咀嚼了。”[85]沦陷期间，挂绿母树更是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家住增城夏街村的黎民望老人在抗战期间多次被日伪乡村工作人员派工在西园附近割杂草、做苦力。据其回忆，“远眺西园，杂草丛生，挂绿母树置身于杂草丛中”[86]。1947年，时任增城县县长的莫耀焜派县兵看护，成熟后摘去。1948年，县长张寿委托邑人邓松煜去信救济院院长朱倬云征询处理意见，朱自广州回信由县政府处理。后张寿指派邓松煜主持公开投标拍卖。[87]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这应是西园挂绿荔枝进行的第一次公开拍卖。此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6月21日的《申报》便以“增城挂绿荔枝，公开标价竞售——张县长以七担谷购得”为题报道了此次拍卖。

（一）老态龙钟终枯朽

新中国成立以后，西园挂绿也得到重视，由县人民政府接管，派出专人管理与保护。1955年，西园挂绿丰收，产果37公斤，部分运往广州南方大厦公开出售，一时成为佳话。1955年以后，挂绿长势日渐衰弱，每年结的果只能以个计。增城县先后邀请国内外专家前来会诊，1969年、1970年、1974年似有起色，但从1975年开始，树势逐渐衰退。到了1978年，树势衰退加剧，原已复壮的树冠，出现大量枯枝落叶，造成秃顶，生势甚差。然而在老树干中部新抽生的小树冠仍属正常[88]。1978年5月1日，西园挂绿周围建起的挂绿园酒家（1988年并入挂绿宾馆）开张营业[89]。自此，挂绿园置身于酒肆之内。这也为西园挂绿的保护与管理带来了一定困难，县农业局甚至曾向县委县政府抱怨：“老树挂绿已围在饮食茶楼范围内，不便外单位对挂绿的管理，……应由饮食公司固定专人负责管理。”[90]

为了抢救西园挂绿，县农业局于1979年1月14日邀请了多个省份农学院的专家前来会诊。虽尽力抢救，但未见好转，树势反而在1979年7月开始急剧衰退。新形成的小树冠也出现落叶，叶脉黄化，生长点干枯，树皮爆裂延伸至新枝基部[91]。对西园挂绿的危急状况，县委县政府也十分关注。1979年9月28日，增城县召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西园挂绿的抢救工作，时任县委书记的吴栖林提出要求：“解决裂皮病，派专职技术人员管理，坚决不能让它死掉。”[92]但西园挂绿终究是病入膏肓，1979年冬，挂绿母树最后一桠完全枯萎。挂绿母树如此快速衰退并枯死的原因，县环保办1982年编写的《增城挂绿的初步调查》中有提及：①老树本身年历已久，抵抗外界环境对其影响的能力差；②树旁水塘的水位过高，积水烂根，使挂绿根系吸收能力受损；③挂绿园酒家等建筑的建成使挂绿的外界环境逐步恶化。[93]

（二）枯树新枝终长成

万幸的是，1979年8月，在主干枯萎前，母株的基部萌发了一桠侧枝。经管理人员细心照料，1981年，此枝长了约1米高[94]。1981年8月，增城县农业局向增城县委县政府提交了《关于救护挂绿荔枝及整治挂绿园的报告》，提及西园挂绿生势状况堪忧。“1979年8月更新的新枝也初步形成小树冠，但目前生势表现不正常，部分根系收缩，而且末端腐烂。叶片常出现形状不规则的病斑，新抽吐的嫩梢叶片变小，色淡黄。”农业局人员认为，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有：①挂绿园旁水塘水位过高，稍下大雨，塘水可能就会淹入荔园，且水质过咸；②挂绿园酒家厨房喷出大量煤烟污染大气，致使园内的荔枝树每年秋冬季都出现大量落叶，促使荔枝树生势衰退；③挂绿园内不断扩建楼房饭厅，包围着老挂绿树，造成通风光照条件不良。[95]县委县政府很快作出了关于迅速处理挂绿园煤烟污染，保护好增城挂绿的批示，并拨款2 000元经费。1983年，增城县环保办联合其他部门对挂绿园的生态环境（大气、水、土等）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检测[96]。

1986年4月，增城县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提出《采取措施，保护“国宝”——西园挂绿荔枝》的议案。1986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增城县委员会也向县政府提交了《关于切实把“西园挂绿”老树保护好的建议》。这两个文件主要针对挂绿园酒家对挂绿生态产生负面影响以及周边水位过高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97]。县政府对应地制订方案，陆续实施一系列保护措施，西园挂绿长势转好[98]。1988年长至2米高，开始结果数个。

1992年，经过细致观察和药物试验，管理部门确定造成挂绿秋冬季叶片干枯的主因为病害。经加强土壤管理，增施有机肥，调整枝梢结构，培壮树势，并结合药物防治，病害得到控制，叶片干枯现象逐年减轻。从1994年起，连续四年正常开花结果[99]。1994年7月，增城市水果开发总公司对西园挂绿之果实进行鉴定分析，鉴定认为“从果的形状和外观看，具有原老树的特征，与原老树无什么差别”[100]。

但西园挂绿的生存环境仍未根本改观。梁端文感叹，西园挂绿“附近大片荔枝园林而今成为酒家，尤其是日夜排放燃煤废气的酒家厨房只距挂绿树30米左右，大量排放的废气将严重威胁荔枝的开花、结果”[101]。在专家和民众的呼吁下，增城市委、市政府决定要彻底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挂绿母树，要求市规划部门在编制《增城市城市总体规划（1994—2010）》时，要有挂绿广场的规划设计，同时明确指示要突出对“西园挂绿”的保护和利用，弘扬增城独特的荔枝文化。但由于建设广场要把挂绿母树周边建筑物拆除，企业损失较大，而政府财力又有困难，短时间内未动工[102]。

（三）沧桑挂绿显风采

1999年，西园挂绿母树长势良好，树冠面积达13.3平方米，树高3.2米。但由于母树根经常受沟渠积水浸泡，空气受污染，果实品质不够优良[103]。1999年冬特大寒潮来临，挂绿母树经过堆火防寒、清水洗霜等措施，没有受到冻害。2000年10月，挂绿广场终于动工建设，挂绿园酒家等周边建筑物得以拆除。清拆时，施工方采用增城市水果开发总公司《关于挂绿古树保护区设计方案的建议》提出的方案，用尼龙膜围住外场，早晚用清水喷叶，减少灰尘和北风对挂绿母树的影响[104]。2001年和2002年，增城县先后两次在挂绿广场拍卖挂绿荔枝各10颗。2001年拍卖中，最贵一颗挂绿荔枝价格高达5.5万元，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水果。2002年拍卖，一颗挂绿荔枝又创下了55.5万元的新纪录，让世界瞩目。2003年，15颗挂绿珍果敬送抗非典英雄。2009年后，增城多次举办“挂绿赠百姓”等活动，将母树所产的珍贵荔枝通过抽签形式赠送给了市民和游客。西园挂绿在新形势下正在以崭新的方式为增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添砖加瓦，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西园挂绿母树部分年份的产量如下表所示：

西园挂绿母树部分年份产量汇总表

注：1979年至1991年未结果。挂绿新枝于1982年已开始开花，但为了让新枝长成树干，其间实施人工控制不让其结果。

（四）西园子孙遍增城

增城县内，除西园挂绿外，还有其后代数千株。这些挂绿绝大部分是从西园挂绿圈枝、嫁接培植的。根据1988年的统计，西园挂绿的第二、三代有620株，常年产量约1 000公斤。1993年，增城县有关部门对西园挂绿第二代的分布及其来历等，通过种植人后代口述、群众公认及有关历史事实引证的方法做了调查，共计72棵，其中道光年间繁育的17棵，咸丰1棵，同治1棵，光绪24棵，分布在当时的13个镇。这些二代挂绿，大都是“知县赏赐取种”“通过县衙和县府熟人取种”和“西园庵和尚馈赠”，也有的是窃取，如“洪水期间划艇往西园庵窃取”“购买罗岗村徐某（鸦片佬）从西园盗来的种苗”“参加太平军，攻入县城后取种”等[105]。据2002年统计，增城市各地挂绿荔枝种植面积约318亩，挂果9 200多公斤，每公斤售价40元左右[106]。2012年6月，增城挂绿荣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增城挂绿荔枝历时三百余年，由发现之初的一棵，到康熙中期的“数十百株”，再到现在仅剩西园挂绿一株。其经历坎坷，让人唏嘘不已。反思其历史，更加让我们警醒合理与科学保护这一珍贵的农业遗产是何等重要。就挂绿荔枝的保护与利用，笔者提出几点思考：①重视挂绿荔枝的栽培技术的研究，攻克“异地即变”的难题，让寻常百姓可食；②整理增城挂绿荔枝文化，包括挂绿的品质与种类、种植与管理、民间习俗、传说故事等，组成代表中国乃至世界荔枝的文化系统，申报国家和世界农业文化遗产；③荔枝文化是中国广东、福建、广西等南方地区在世界范围内特有的文化现象，增城挂绿荔枝又是中国的“荔中第一”，增城可以考虑建设世界荔枝文化博物馆，向公众宣扬中国特别是岭南地区的荔枝文化。

[1]原文发表于《中国农史》2013年第4期。笔者于2015年8月已出版专著《一棵树的历史与文化：增城挂绿荔枝》（中国农业出版社），现根据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对原文做了补充修改。

[2]【作者简介】赵飞，华南农业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讲师，研究方向为农业遗产与乡村旅游；倪根金，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章家恩，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3]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17页。

[5]王一洲：《挂绿荔枝的来历》，《南方日报》，1956年7月12日第3版。

[6]王一洲：《挂绿荔枝历史的探讨》，载增城县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编：《增城县志（1911—1949年）》（初稿），1984年，第434～442页。

[7]陈镜泉：《荔枝珍品——增城挂绿》，《风采》1981年第3期，第37～38页。

[8]杨宝霖：《“一树增城名挂绿，冰融雪沃少人知”——增城挂绿荔枝小史》，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增城市委员会、《增城文史》编辑委员会编：《挂绿沧桑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9]彭世奖：《荔枝之最——增城挂绿》，《广东史志》1995年第3期，第63～64页。

[10]罗兆荣、卢国枢：《增城挂绿荔枝史考》，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增城市委员会、《增城文史》编辑委员会编：《挂绿沧桑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2页。

[11]（清）吴绮等撰，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12]（清）吴应逵：《岭南荔枝谱》卷四，道光三十年刻本。

[13]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主编：《广东荔枝志》，广州：广东省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76页。

[14]余国扬、黎汝飞：《广州农业土特产发展简史》，《羊城今古》1991年第6期，第23～27页。

[15]《农区生物多样性编目》编委会编：《农区生物多样性编目》，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0页。

[16]马冀主编：《中国名城历代贡品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17]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农业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页。

[18]王一洲：《挂绿荔枝若干史实之探讨》，《羊城今古》1994年第5期，第42～46页；彭世奖：《荔枝之最——增城挂绿》，《广东史志》1995年第3期，第63～64页；彭世奖校注：《历代荔枝谱校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520页。

[19]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7页。

[20]（清）钱以垲：《岭海见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7～78页。

[21]（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6页。

[22]（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卷二《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页。

[23]（清）檀萃：《楚庭稗珠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4页。

[24]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名胜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812页。

[25]广东民间将荔枝分为山枝和水枝，道光《广东通志》有载：“荔枝产于大山者名山枝；产于水边者名水枝。”

[26]郭华秀：《增城挂绿荔枝》，《岭南农学季刊》1922年第1卷第1期，第90～95页。(www.chuimin.cn)

[27]梁端文：《增城挂绿古今谈》，《羊城今古》1991年第3期，第41～42页。

[28]（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2页。

[29]郭华秀：《增城挂绿荔枝》，《岭南农学季刊》1922年第1卷第1期，第90～95页。

[30]静闻：《再谈荔枝》，《黎明》1926年第42期，第13～14页。

[31]王一洲：《挂绿荔枝的来历》，《南方日报》，1956年7月12日第3版。

[32]王一洲：《挂绿荔枝若干史实之探讨》，《羊城今古》1994年第5期，第42～46页。

[33]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222页。

[34]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4页。

[35]（清）陈恭尹著，郭培忠校点：《独漉堂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42页。

[36]（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十八《题名》，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

[37]朱彝尊虽高度评价挂绿荔枝，但查阅其年谱可知，朱彝尊并未在广东品尝挂绿鲜荔枝。朱彝尊第一次到广东是在顺治十四年（1657）夏，次年春北返，依理当时尚未有挂绿，且其该时期诗集《南车草》中的咏荔诗也未提及挂绿；第二次到广州则是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二月，次年二月北还，尚未到荔枝成熟季节。朱彝尊于康熙十一年（1672）在福州撰写此文，其品尝挂绿的年份只能是康熙八、九、十年，他当时在山东、京师或江苏，如何获取挂绿尚无籍可考，不过这似乎也从侧面证实了挂绿耐储藏而便于长途运输的特点。当然，若前文笔者“挂绿产生早于康熙八年”之推断成立的话，朱彝尊可能于顺治十四年品尝过挂绿鲜果。参见张宗友：《朱彝尊年谱》，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

[38]（清）许代岳修，卢弼辑：康熙《增城县志》卷四《食货》，载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三一）》，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39]（清）吴震方：《岭南杂记》，载（清）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光绪十七年刻本，第196页。

[40]（清）吴绮等撰，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41]（清）王士祯：《北归志》，载（清）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光绪十七年刻本，第218页。

[42]（清）彭孙遹：《南淮集》卷二，乾隆八年武原彭氏刻本，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一二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页。

[43]（清）吴应逵：《岭南荔枝谱》卷四，道光三十年刻本。

[44]（清）檀萃：《楚庭稗珠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174页。

[45]（清）宋广业纂修：《罗浮山志会编》卷七《品物》，康熙五十六年刻本，第192页。

[46]（清）郝玉麟纂修：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二《物产》，载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一三）》，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页。

[47]（清）张嗣衍修，沈廷芳纂：乾隆《广州府志》卷四十七《物产》，载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三一）》，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4页。

[48]（清）管一清修，汤亿纂：乾隆《增城县志》卷三《物产》，载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三一）》，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49]（清）阮元修，陈昌齐等总纂：道光《广东通志》卷九十五《舆地略十三》，载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一四）》，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7页。

[50]（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3页。

[51]（清）吴应逵：《岭南荔枝谱》卷四，道光三十年刻本。

[52]（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3页。

[53]（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3页。

[54]（清）钱以垲：《岭海见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55]（清）王煐：《忆雪楼诗集》卷下，康熙三十五年王氏贞久堂刻本。

[56]（清）吴应逵：《岭南荔枝谱》卷四，道光三十年刻本。

[57]增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增城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

[58]（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3页。

[59]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5页。

[60]（清）温汝适：《携雪斋诗钞》卷六，道光三年珎恕堂藏版，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四四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13页。

[61]（清）钱以垲：《岭海见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62]（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木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1页。

[63]（清）吴应逵：《岭南荔枝谱》卷四，道光三十年刻本。

[64]（清）崔弼：《珍帚编诗集》卷五《七言律》，嘉庆十五年刻本。

[65]（清）黄景治撰：《定湖笔谈》卷六，道光六年刻本。

[66]（清）吴其濬著，陆应谷校刊：《植物名实图考》卷三十一《果类·荔枝》，清光绪六年山西濬文书局藏版。

[67]王思章修，赖际熙等纂：民国《增城县志》卷九《寔菜·物产》，载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三三）》，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68]王思章修，赖际熙等纂：民国《增城县志》卷十一《寺观》，载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三三）》，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

[69]（清）裴景福：《睫闇诗钞》，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79～80、394页。

[70]（清）方澍：《岭南吟稿》卷下，清末金陵汤明林聚珍书局活字印本，载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第三十三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9页。

[71]郭华秀：《增城挂绿荔枝》，《岭南农学季刊》1922年第1卷第1期，第90～95页。

[72]Groff, G.W. The Lychee and Lungan. New York: Orange Judd Company,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1921. pp.51, 92-93.

[73]秦庆钧：《增城回忆录》（上），载增城市政协文史学习法制委员会编：《增城文史》（第一辑），2005年，第15～47页。

[74]静闻：《再谈荔枝》，《黎明》1926年第42期，第13～14页。

[75]佚名：《岭南之荔枝》，《中外经济周刊》1926年第177期，第22～28页。

[76]冯沛霖：《增城县合兰上都之农业概况》，《农事双月刊》1931年第4期，第55～60页。

[77]林纯煦、何庆功：《增城农业调查报告》，载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编：《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上卷），1933年，第161～172页。

[78]箫藜羲：《陈济棠夫妇罗岗遇袭与增城救济院的来由》，载雷鸣春主编：《广州文史》（第五十三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202页。

[79]增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增城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7～828页。

[80]佚名：《岭南荔枝：挂绿每斤逾十万元，普通货竟无人问津》，《申报》，1946年6月18日。

[81]游熙：《增城县调查报告书》，《统计月刊》1935年第1卷第5期，第65～67页。

[82]谢申、朱达龙编著：《宝安县增城县土壤调查报告》，广州：广东土壤调查所1936年版。

[83]增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增城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5页。

[84]李泽新：《岭南佳品话荔枝》，《粤汉半月刊》1948年第3卷第15期，第32页。

[85]任漩：《广州敌寇外围——增城》，《广东一月间》1941年第5期，第37～38页。

[86]黎民望：《西园挂绿史话》，载增城市政协文史学习法制委员会编：《增城文史》（第八辑），2012年，第2～7页。

[87]梁端文：《高龄老人话挂绿》，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增城市委员会、《增城文史》编辑委员会编：《挂绿沧桑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51页。

[88]增城县农业局：《关于做好抢救挂绿荔枝的报告》，增城市档案馆藏，1979年。

[89]增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增城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90]增城县农业局、果蜂办：《对农业局、果蜂办关于抢救“挂绿”及整治挂绿园的报告》，增城市档案馆藏，1978年。

[91]增城县农业局：《关于做好抢救“增城挂绿”工作报告》，增城市档案馆藏，1979年。

[92]中共广东省增城县委员会：《传达市县两会、讨论挂绿荔枝的抢救工作》，增城市档案馆藏，1979年。

[93]增城县环保办：《增城挂绿的初步调查》，增城市档案馆藏，1982年。

[94]陈镜泉：《荔枝珍品——增城挂绿》，《风采》1981年第3期，第37～38页。

[95]中共广东省增城县委员会：《关于救护挂绿荔枝及整治挂绿园的报告的处理》，增城市档案馆藏，1981年。

[96]增城县科委、县农业局、县环保办、县卫生防疫站：《关于“增城挂绿”生态环境调查的初步计划》，增城市档案馆藏，1983年。

[9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增城县委员会：《关于切实把“西园挂绿”老树保护好的建议》，增城市档案馆藏，1986年。

[98]增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增城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3页。

[99]增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增城年鉴（1997）》，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9～80页。

[100]中共增城市委办公室：《西园挂绿老树鉴定情况报告》，增城市档案馆藏，1994年。

[101]梁端文：《增城挂绿古今谈》，《羊城今古》1991年第3期，第41～42页。

[102]增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增城年鉴（2007）》，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9页。

[103]增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增城年鉴（2000）》，广州：增城年鉴编纂委员会2000年版，第81页。

[104]增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增城年鉴（2001）》，广州：增城年鉴编纂委员会2001年版，第88页。

[105]增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增城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49～253页。

[106]增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增城年鉴（2003）》，广州：增城年鉴编纂委员会2003年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