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崇拜到观音信仰：岭南记忆

关溪莹[1]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广东满族人口有17 972人，主要聚居在广州市，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分批从北京和天津一带派驻广州的八旗官兵的后裔。据《驻粤八旗志》记载：“清康熙十八年（1679），三藩难平，中原大定，分遣八旗驻防边腹，二十年（1681）广州派京旗汉军三千，挈眷来粤。后经七十五年，迄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裁汰汉军之半，调京旗满洲兵一千五百名，挈眷来粤合驻，将汉军出旗名额，即以满兵顶补。”

按照其生活区域的变更，可以将他们的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

（1）东北生活阶段。从建州女真南迁开始（1423），经努尔哈赤进驻辽沈地区（1625），到皇太极建立大清国，改族名为满洲（1636），至满人入关之前。

（2）京津生活阶段。从清军入京建立清王朝（1644）到满汉八旗兵被派驻粤（1756）之前。

（3）广州生活阶段。1756年至今，满族八旗兵丁落户广州两百余年，成为世居满族。

生态环境的急遽变更和时代风潮的几度变幻，重新模塑了这个城市世居少数民族的民俗世界，他们在广州生息的两百多年中，有的传统民俗逐渐消亡，与广州社会趋同，有的已发生较大变异，但观音信仰一直深深扎根于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今天仍然活跃在广州世居满族民众的民俗生活中。

信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保存民族特征、延续民族意识的重要民俗事项。满族民众在离开东北之前一直以信奉萨满教为主。萨满教是满—通古斯语民族信奉的一种自然宗教[2]，因满—通古斯语民族各部落的巫师被称为“萨满”而得名。它的祭礼崇奉的神祇、神谕、神器以及主祭人——萨满都是氏族内世代相袭的。其所尊崇的神祇可分为自然神祇、动植物神祇、英雄祖先神祇。自然神祇包括日、月、星辰、光、水、雷、电、雹、雪、风、雨、石、山、河、海等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以火神为首神；动植物神祇有虎、豹、狼、水獭、蟒、蛇、鹰、雕、乌鸦、喜鹊等，以鹰神为首神；英雄祖先神祇有的是部落英雄，有的是氏族祖先。萨满教的核心是萨满巫术和萨满：“萨满教的祭祀把超自然对象当作遵从和服侍的目标，而萨满巫术却把这些对象当作为现实需要服务的中介力量，并相信人能掌握并以实践上的操作技巧控制这些超人间的力量，从而为现实的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利益服务。”

满族入关后对本民族的宗教信仰采取双重策略进行改革。一是规范萨满教。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直至康熙、乾隆诸帝王相继努力，在满族各姓氏原来的祭祀传统上，以民族宗教大法形式制定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这是萨满教的第一部全民性祭祀法典，对满族民间的萨满祭礼产生了深刻影响，简化了祭祀程序，割断了诸姓氏与远古蒙昧祖先的联系，确立了满族各姓趋于一致的家祭传统。二是引入汉族神祇。清初最受满族统治者推崇的汉族神是关羽。关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义的典型人物。清统治者为使满族汉化步伐加快，提高民族的道德观念，培养忠义之士，以关羽为典型加以崇拜，于各地建关帝庙，悬挂“义高千古”的匾额。顺治九年（1652）册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清代历代最高统治者不断予以加封，以每年五月十三日为祭日，祭祀时行三跪九叩礼。

因此，在京津的八旗军营中，民间信仰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金启孮先生在《京旗的满族》中记载的京旗满族信仰的神主要有四位：关帝、财神、灶王和茅姑姑。

用满汉神祇杂糅共处、功能共享可以概括京旗满族民众的信仰状态。虽然身处汉族地区，上层文化也极力推崇某些汉族神祇，但古老的、具有显著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民间信仰并没有立即消失，而是改头换面，重新做“神”。神异作祟的狐仙成了财神，专管家畜的茅姑姑也专司针线了。京旗满族民间信仰的另一个特点是信众与神祇的交流互动明显强于汉族的民间信仰。为了防止灶王爷上天庭告状，信众用关东糖粘住他的嘴巴，还不放心地叮嘱：“灶王爷上天，好话多说，不好话少说。”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颂扬变成用实际行动来告诫；京旗的小姑娘给茅姑姑送自己做的第一双小鞋的时候，也要说：“茅姑姑教我巧，我给茅姑姑做到了；茅姑姑教我拙，我给茅姑姑拆了窝！”满族先人一直地处边域，受汉文明的浸染较浅，思想上没有礼教的重负，对神祇的尊崇中夹带了些许戏谑成分。而且满族是个非常善于学习和创造的民族，他们会想方设法激发神祇的“工作热情”，而不是仅仅被动地等待和承受。

广州满族没有沿袭京城旗营中的信仰，他们的信仰与东北先人和京旗满族有很大不同，既难以看到萨满教的遗存（仅在祭祀时有点影踪），也不能用满汉神祇杂糅的多重崇拜来概括。他们自己的概括是“广州满人虽无特定和统一的宗教信仰，但一般多是信神和信佛的，特别是崇拜观音菩萨”。笔者通过调查得知，满族人对广州本土的神祇都很尊重，但是他们对观音的信仰远比当地汉人虔诚，观音信仰的强化是从旗营时期开始的。

驻防广州的满族在清代时就有一间观音楼，位于西濠街（今海珠中路）与大市街（今惠福西路）交界处，是一间跨街的木楼阁。此阁于明朝末年建造，满族八旗官兵来粤驻防时，把这间阁楼改作观音楼。楼内供奉的观音像是一个木雕鎏金座式的偶像。关于这尊观音像的来历，有两种传闻：第一种是根据楼内墙壁上的碑记记载，它是清初的平南王尚可喜从北方带来的；第二种则是旗营中的说法，说这个偶像是满洲八旗官兵在北京出发的时候，皇上特命内府颁赐给他们的，叫他们把它带到广州来供奉，表示皇上对他们的关怀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在笔者的访谈中，所有人都持第二种观点，而且都说：“我们都信观音。”可见观音信仰在广州满族中根深蒂固。

观音楼初名“万善宫”，到咸丰年间改为“万善禅院”，因坐落在满洲正红旗驻防地段，一向由正红旗管理。旗营时期它一直是满族的香火庙，供奉从北京带来的木雕观音像，农历二月十九和十一月十九观音诞，这里香火极盛，有僧侣坐坛讲经，唱观音出世。新中国成立前，广州世居满族民众经常到观音楼祭拜观音。

现在观音楼不再是香火庙，而成为广州市满族联谊会驻会场所，在“妙吉祥室”（观音楼别名）的正厅，墙上悬挂着观音像，下面供奉着一座木质观音坐像，周围摆满了联谊会获得的各种奖状和奖杯。满族联谊会的老人们一再向笔者强调他们对观音的崇敬，信仰观音成为广州世居满族的精神纽带和特征之一。

当前广州的满族同胞没有集体祭拜观音的仪式，香火庙也不复存在，但是他们对观音的崇拜并没有减弱。满族民众家中都供有观音像，佛龛一般有三层：上层是观音，中间是祖先，下层是土地神。观音是居于满族民众的祖先神和广州当地神祇之上的最高神，可见他们对观音的敬仰之情。他们认为“菩萨吃素”，所以“供水果、素菜、清香一炷”。“节日时上香，有节令也拜，儿女回来先给观音和祖宗上香。”满族民众供奉观音的功利色彩很淡薄，“求大小平安，平安值千金，一团和气，都有团结的意思。我们常说心到神知，劝人不做坏事，正直做人”。没有集体祭拜仪式，他们就到附近的寺庙里和当地汉族民众一同祭拜观音。“农历二月十九和十一月十九观音诞，我们都到六榕寺听讲经，和其他人一起拜。”[3](www.chuimin.cn)

在史料中，笔者找不到任何乾隆帝赐驻粤八旗兵观音像的记载，但是广州的满族老人都肯定地说“观音是落广祖从北京带来的”。旗人称观音为“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自在菩萨”，他们说：“信观音因为观音一路保佑我们，她受得住艰苦，牺牲自己救别人，为大家受苦难。”[4]可见，广州满族民众视观音为保护神。

满族人崇拜观音从明代建州、海西女真南迁时已经显露痕迹。他们定居于与汉族民众直接接触的辽东地区后，受到先进的农业文化影响，汉族民间的神祇——如来佛祖、观世音菩萨、关帝也进入女真人的信仰世界，尤其是英勇善战、忠君信友的关羽。当满族由华夏之东北一隅挥师中原的时候，正需要一位极具感召力的人格神取代萨满教中那些脱胎于鹰、犬、虎、豹的原始战神，来充实民族精神和斗志，因此他们尊关老爷为护国神，对其崇拜之虔诚甚至胜于汉人。不过，在广州满族民众所构造的历史记忆中，面对即将长途跋涉，驻守南疆，为清帝国保驾护航的八旗子弟，乾隆帝没有赐予他们护国神，却特别地封赐他们观世音菩萨。

据他们回忆，当初落广祖来粤时“挈妻子、背父母、离乡井、别契友，名虽生离，实同死别，由陆路集体来粤，逾山越岭，长途步履跋涉，备尝艰辛，中途死亡，为数不鲜，统治者以少数之粮饷，驱使八旗人员，服役南溟，类同充边，倘有不服从调遣者，治以抗旨之罪，施以极刑”。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们认为有观音菩萨“一路保佑”，观音信仰成为支撑他们抵达目的地的精神支柱。在陌生的环境中安家落户，随后的两百余年中，他们的命运几经沉浮，但信仰观音支撑他们“受得住艰苦，牺牲自己救别人，为大家受苦难”，团结一致，互相帮助，渡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在他们心目中，观音是保佑他们的满族皇权的力量化身，是他们的保护神。如今无法考证驻粤八旗兵营中的观音像究竟是不是御赐之物，笔者倾向于认为观音信仰是广州世居满族民众自主选择、自发强化的一种宗教信仰，这成为他们彰显皇族血统、获得精神慰藉的有力手段，是他们构筑族群历史的重要部分。

满族民众为什么选择观音作为驻粤官兵的守护神？观音如何完成她的神圣使命呢？首先，观音信仰契合了女真人原始信仰中的女性崇拜心理。相对于汉族来讲，萨满教崇奉的英雄神祇中有一个庞大的女神系统：

这里有用太阳河水洒身，身穿九彩鸟羽战裙，打败了恶神耶路里，永远不死和不可战胜的天穹主神阿布卡赫赫（天母）；有伟大的地母巴那吉额母（地母），她身上搓落的碎泥软毛，化作了树海山岩，滴出的汗水，化作了淙淙清泉；有女萨满形象的开辟英雄神，如珲春瓜尔佳神谕中说……赫赫瞒尼……生了男女和宇宙生灵……此外，还有众多的创世英雄女神，如畜牧女神、缝织女神、歌舞女神、百花女神、渍菜女神等。众女神犹如灿烂的星系，位于古代满族萨满教天穹世界的中心。[5]

这一现象与女真人起源较晚、脱离母系社会时间较晚有关。由于此种心理基础的存在，观音信仰得以很快深入驻粤满族民众的心中。

其次，观音信仰在汉族民众中传承已久，为与汉族交往日益频繁的满族民众信仰观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观音源于印度，是大乘佛教信奉的菩萨之一，后汉时代随佛教传入中国，在唐代基本定型并逐渐类型化。在汉族民众的信仰世界中，观音具有完善的神格和信仰体系，在民俗生活中有吃素礼观音、许愿还愿、颂观音经、放生、求子等多项由观音崇拜衍生的民俗事象。邢莉女士在《观音信仰》一书中将观音的护佑功能概括为以下几点：救助一切于痛苦困厄之人；急人所急，难人所难，随时解救人的一切困厄；抢险救厄不为己、不为利、不图报。对于背井离乡、命运如浮萍一样漂泊不定的驻粤满族民众来讲，他们最需要的正是这种无所不在、不求回报的帮助与护佑。

最后，观音的神格特征契合了满族民众的崇拜心理和现实需要。第一，观音具有综合性职能。观音菩萨在满族民众心中是一位全能的保护神，生财、送子、护航、佑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予饥者以食、予伤者以药等，她无所不能。驻粤满族民众最乞求的是“求大小平安，平安值千金”，观音菩萨为他们排忧解难，赋予他们内心的安宁。第二，观音不像众多佛陀那样居于遥远的天国，她更像沟通天界与凡间的使者，为了救济苍生来往于世俗，奔走于人间。萨满教的核心——萨满也具有这一沟通功能。“萨满”一词按女真语解释是“天使”“天仆”的意思，他可以和诸多神灵交往，转达人的愿望，传达神的意志，进而解救人于危难之中。女真民众对能够沟通人神，进而保佑苍生的萨满的尊崇和信赖是显而易见的。入关逾百年的八旗官兵日渐脱离原始萨满宗教的精神控制，但是他们的信仰世界难以容纳汉文化营造了千余年的庞大神祇系统，他们在潜意识中更信赖的是与萨满相似的可以沟通人神两界、高度世俗化的神祇，而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众仙家。无疑，观音菩萨是非常合适的“神选”。

观音信仰是中国民众生活中比较普遍的一种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似乎不能算广州世居满族的独特民俗事象。而且据笔者的观察和访问，广州当地汉族民众同样有比较虔诚的观音崇拜，满族民众家中供奉观音、祖先牌位和土地公的样式与当地汉族家庭是一致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满族民众移民广州后的两百余年间，观音信仰空前凸显，其信仰内核也与当地汉族截然不同，附会了满族独特的民族特征和移民经历。广州世居满族民众将观音塑造成本族群的保护神。清政府统治时期，由于拥有御赐观音，他们自然而然地向社会彰显了自身与皇权的联系，巩固了“正统”地位；辛亥革命后，观音信仰成为他们在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和备受歧视的异质社会中艰难生存的精神支柱；直至今日，他们的观音信仰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信观音”是他们强化自身族群认同的无形纽带。在满族民众移民广州的两百多年里，观音信仰是他们在自身与移入地广州之间构建的新民俗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间信仰通常被我们认为是民众生活中比较稳定的民俗事象，其起源、形成、发展、变迁以至消亡要经过漫长的周期，在较短时间内很难对其进行动态研究。但是在生态环境和时代背景急遽变幻的形势下，一个族群有可能根据自身需要调整信仰状态，将其作为本族群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的有力支撑手段，广州世居满族强化观音信仰的个案可以为此作出注释。现代社会中民众信仰世界的变化会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这是他们民俗生活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研究领域。

[1]【作者简介】关溪莹，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副教授。

[2]操通古斯语、信奉萨满教的民族有满族、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锡伯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土族、裕固族等。

[3]访谈对象：关向欣，女，满族，1920年生。她出身于官宦人家，祖父是广州满族旗营里的官员，父亲曾是中国八位海关总监察长中唯一的中国人。她在广州长大，1950年开始做街道工作，也做过零工、代课老师、讲解员和工人，1994年3月开始到满族联谊会工作。在笔者访问她的四个月以后，她在广州逝世，病故前的半个月还在满族联谊会组织“三八节”妇女活动，被满族族胞广为传颂。访谈时间：2002年11月19日；访谈地点：广州市满族联谊会；访谈人：关溪莹。

[4]访谈对象：关经纬夫妇，70岁左右，广州世居满族的后代，世代居于越秀区满族聚居地。访谈时间：2002年11月25日；访谈地点：广州市越秀区龙津东路关经纬老人家里；访谈人：关溪莹。

[5]王宏刚、富育光：《满族风俗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