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记忆》：莞香研究文献综述

杜国明　黄晓晴[1]

莞香别名牙香树、女儿香，为瑞香科沉香属乔木，属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是中国树木中唯一以东莞命名的树木，历史悠久。其树脂结块可作香料，以能沉于水底者为上品，故又名沉水香、土沉香。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载：“莞人多种香，祖父之所遗，世享其利，地一亩可种三百余株，为香田之农，甚胜于艺黍稷也。然可种之地仅百余里，他处弗茂且弗香。”自古以来，莞香作为岭南地区向朝廷进献的珍贵贡品，历时千年而不衰，对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商业贸易、手工业制作以及经济作物的种植与栽培等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为岭南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莞香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极高的精神价值。同时，莞香的历史及文化特质决定了其所具有的极佳的研究价值。莞香是有着重大影响的岭南特产，曾经是古代对外贸易史上的重要货品，是历史上名噪一时、在广泛的区域内有着良好声誉的稀世之物。莞香于2007年获得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在现有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它是历史留存最少的一个。

多年以来，对在岭南历史上享有盛名的莞香，学术界都予以持续的关注。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莞香的历史由来

1. 莞香产生的朝代

关于莞香树的来源，有文献认为“据史书记载，是唐代从越南传入的，最初种植在广东南路（北宋时期的雷、化、高、窦州，相当于现在的广东湛江、茂名地区），到宋代才在广东普遍种植”[2]。而《熏香·沉香·莞香》一文对此说法提出疑问。首先所谓“据史书记载”未见出自何书。再者唐代及以前的史籍早已记载广东有蜜香树，如《集成》引刘宋《广州记》云：“肇庆、新兴县多出香木，俗名木香。”南朝人竺法真《登罗山疏》谓：“沉香叶似冬青，树形崇竦，其木枯折，外皮朽烂，内乃香。山虽有此树，而非香所出。新会、高凉土人砍之，经年肉烂尽心则为沉香。”唐代刘恂《岭表录异》云：“广管罗州多栈香，树身似柳，其花白而繁，其药如橘皮，堪作纸，名为香皮纸。”唐代罗州在今广东廉江一带。

从古至今，关于“莞香”一词产生的时间众说纷纭，论述“莞香”一词产生朝代的文章不在少数。雍正《广东通志》卷五二《物产》引《广州志》有云：“南粤老香诸山并香林、香洲，盛产异香，自东莞人种，而香山、香林皆废。”罗香林结合清代探花陈伯陶编的民国《东莞县志》卷一四《舆地略》十二《物产》中有“莞香至明代始重于世”一说，认为“莞香”一词产生于明代；而在其他一些今人论著中，杨宝霖的《“女儿香”今昔谈》一文引用广东最早的方志——陈大震元大德《南海志》的记叙，推论莞香“始重于世”是在大德八年之前的若干年，也就是元代。[3]此外，《港、九前代考古杂录》一文提出莞香源自元代一说，[4]按《永乐大典》广字号云：“榄香，东莞县茶园所产白木香，亦名青柱头。其水浸渍而腐者，谓之水盘头。雨浸经年凝结而坚者，谓之铁面。惟榄香为上，即白木香珠，上有蛙孔如针眼，剔白木留其坚实。小如鼠粪，大或如指，如榄核，故名。其价旧与银等。”饶宗颐认为“香港”一名明时已见于记载，而香木之种植可追溯至元，非始于明也审矣。此外，《宋明时期佛寺兴衰的经济史考察——以广东东莞为例》一文引用大德《南海志》卷七《物产》记载的莞香“其价旧与银等，今东莞县地名茶园人盛种之，客旅多贩焉”，认为莞香种植与贸易，至迟在元代已经兴起。[5]《古代岭南地区土沉香的生产及其社会影响》一文认为宋代以后是香料需求急剧增长的时期，为满足市场对土沉香的需求，我国岭南出现了人工栽培的白木香，即莞香。因栽培香料比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获益要多，人们都乐于种香。[6]明清时期，广东土沉香的人工生产已颇有规模。

2. 莞香的产地

莞香历来是东莞的特产，大岭山、寮步等镇是主要产地，特别是大岭山镇在明代以前已广泛种植，以鸡翅岭、龙岗、马蹄岗、金桔、大沙、梅林、百花洞一带较为知名。大沙、大朗、寮步、茶山等圩市为主要集散地，其中，以寮步的香市最为著名。

据成书于明代的鸡翅岭村汤氏族谱记载，“女儿香名，其种异于他处，故九州之远，京师之人，无不以为天下第一香也”。到明末清初，东莞产女儿香之地，转移至东莞大岭山一带，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载：“莞香，以金钗脑所产为良。……其香种至十年已绝佳，虽白木与生结同。他所产者在昔以马蹄冈，今则以金桔岭为第一，次则近南仙村、鸡翅岭、白石岭、梅林、百花洞、牛眠、石乡诸处，至劣者乌泥坑。然金桔岭岁出精香仅数斤，某家有精香多寡，人皆知之。马蹄冈久已无香，其香皆新种无坚老者。”清末史学家陈伯陶编《东莞县志》又载：“莞香，先辨土宜，土宜正者。白石岭、鸡翅岭、百花洞（今大岭山镇）、牛眠石诸处亦不失为正；若乌泥坑、寮步则斯下矣。”因东莞一带的土质特别适合莞香树的生长，出产的香料品质极好，名闻全国，是上贡的佳品。早在400多年前的明代，东莞香市就与广州花市、廉州珠市、罗浮药市一同被誉为广东四大名市，其中以买卖土沉香的香市最为兴旺。明代，广东每年的贡品都有莞香。今香港新界沙田、大屿山等地古属东莞，亦产莞香。中山市的五桂山地区以前也广泛种植沉香，从而有“五桂飘香”之说，中山也有了“香山”的美称。

（二）香港名字由来以及与莞香的关系

莞香在古代已价格不菲，《广东新语·香语》中云：“当莞香盛时，岁售逾数万金。”当时莞香不仅畅销内地，而且经加工后由人力挑到香港出售，并大量远销东南亚。当时广东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外销的莞香多数先运到九龙的尖沙头（今香港尖沙咀），通过专供运香的码头，用小船运到石排湾（今香港仔）集中，再用大船运往广州，销往中国内地、南洋以及阿拉伯国家等地。由于莞香被堆放在码头，香飘满堂，尖沙咀古称“香埠头”，石排湾这个转运香料的港口，也就被称为“香港”，其后延伸到整个地区总称为香港。这是香港名称由来的重要说法之一。

关于历史上香港与莞香的关系，现今对其进行论述的著作和文章颇多。1959年，历史学家罗香林和张月娥在《香港前代史：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一书中对香港之名源自莞香的说法进行了考证，书中“香树的种植与出口”一章专门介绍了莞香树的栽培以及香市的繁荣景象。港九前代史事，向以嘉庆年间王崇熙修之《新安县志》及宣统年间陈伯陶篡《东莞县志》为主要依据资料，《香港前代史》即以二书为本，参以新界族谱演绎和篇。此外，许锡挥等所著的《香港跨世纪的沧桑》、刘泽生所著的《香港古今》等书籍或论文都对历史上香港与莞香的关系进行过相关的论述。

（三）莞香的生产制作工艺

莞香树的枝干或根部受虫蛀或砍伤后，真菌侵入伤口，受伤部位就会生瘤，结出的瘤子即是药用部分，有特别的香气，成为莞香。清初记莞香生产情况者有多家，其中屈大均《广东新语》、钱以垲《岭海见闻》最为详细。

种香之法，钱以垲以为：“先辨土宜。土宜正者虽历年少而佳，不正者虽愈久而无用。如金钗脑、马蹄冈、金桔岭等乡，土宜之上也，次则白石岭、鸡翅岭、百花洞、牛眠石诸处亦不失为正。”[7]屈大均更把香的生长环境与香的质食的关系论述清楚：“凡香先辨所出之地，香在地而不在种，非其地则香种变。其土如鸡子黄者，其香松而多；水熟沙黑而多土者，其香坚而多生结，能耐霜雪；又以泥红名朱砂管者，或红如面粉者，晓确而多阳者为良土。”[8]近年来关于莞香生产和制作方面的专业性的研究越来越多，且多属于生物科学技术的研究，在此不作详细介绍。

（四）莞香对岭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莞香对岭南社会经济的影响》一文阐述了莞香的由来并总结了莞香对岭南社会经济的三个方面的影响：促进了岭南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地方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与栽培。[9]《浅议明清深圳经济的海洋特色》提到东莞商人较早在江南活动的主要交易商品就是莞香，据《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附录记载，苏州最早的广东会馆就是明天启五年（1625）由东莞商人在苏州阊门外半塘建立的东莞会馆。[10]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二十六《香语·莞香》中记载了明代广东商人贩运莞香到今江苏销售的情况：“莞香度岭而北当莞香盛时，岁售逾数万金，苏、松一带，每岁中秋夕，以黄熟彻旦焚烧，号为薰月。莞香之积阊门者，一夕而尽，故莞人多以香起家。”另外，杨宝霖先生《“女儿香”今昔谈》中也提到明代莞香的远销情况，明代秦淮名妓董小宛就非常喜爱女儿香即莞香。《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一文认为农业发展商品化的程度愈高，经济循环过程给社会劳动力提供的就业门路也愈广泛、愈多样。例如清初，东莞以种香为业的地方，“人无徒手，种香之人一，而胃香之人十，熟香之人且千百”，反映了莞香对岭南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11]

（五）古代政策对莞香发展的影响

1. 清初“迁海令”

全面论述清初“迁海复界”经过的著作有李龙潜的《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许锡挥等的《香港跨世纪的沧桑》。前者论述了“迁海”的经过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且进一步说明“迁海”是清初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因素之一；[12]后者则对“禁海”、迁界与复界的全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13]此外，萧国健《清初迁海前后香港之社会变迁》、马楚坚《有关清初迁海的问题——以广东为例》等著作也就“迁海令”对广东地区的影响做过详细的描述。

李龙潜和李东珠在《清初“迁海”对广东社会经济的影响》一文中认为清初“迁海令”对广东社会手工艺生产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对广东盐业和制香业发展的破坏上。[14]《浅议明清深圳经济的海洋特色》一文认为清初为了对付台湾郑成功，朝廷在东南沿海实行大规模迁海，人为制造了沿海无人区，对素以海洋为生的深圳沿海经济发展是一次浩劫。此外，《读屈大均〈广东新语〉》提及自离乱（迁界）以后，种香业衰落，屈大均对受苦难的群众表示同情。[15]清初“迁海令”对莞香发展的影响目前还散见于一些文献中，如韦庆远所著的《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陈柯云所著的《论清初的“海禁”与资本主义萌芽》等，但大部分都只是略略提及，并没有更深入的研究。

2. 古代繁重的香税政策

上乘莞香产量极低，即使在盛产地金桔岭也是“岁出精香仅数斤”，因此社会对香料需求量的增长与莞香产量极低的现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购香者为了牟取暴利，对莞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破坏性采伐。大量的香料朝贡，像其他苛捐杂税一样，也给岭南人民带来了灾难。

提到古代香税方面研究的文章很多，但都不尽完整。如《莞香对岭南社会经济的影响》一文利用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广东地方官吏向皇室进献贡品的《进单》《贡档》中关于贡献莞香的档案记录以及万历年间朝廷制定的相应的税收政策，阐述了繁重的香税带给岭南人民沉重的负担，阐明此举是导致莞香资源日渐枯竭的重要原因。[16]清代此类情况更是愈演愈烈。

《古代岭南地区土沉香的生产及其社会影响》列举了部分朝廷制定的香税条目。以万历十七年（1589）为例，“奇南香（一种品质上乘的土沉香）每斤税银二钱四分；土沉香每十斤税银一钱六分”。岭南地区土沉香交易量很大，如果加上其他香料的税银，朝廷每年的香税收入不会太少。一些贪官污吏不仅低价收购香料，还巧立名目，将缴纳土沉香的任务分配到每个“香户”，以此来牟取暴利。[17]土沉香还是岭南向朝廷进贡的特产，香民难以承受重负，予以反抗，就发生了“杀里役数人”“秃其树”等事件，使土沉香的生产“至雍正初，盖一跌不复振”（见陈伯陶民国《东莞县志》卷十四引《周志》）。

此外，关于古代香税政策的文章还包括以下几篇：王金梅的《近代本溪的制香业》一文指出香铺纳的税捐主要是制香税和商业税，比香磨的税捐要高得多，尤其是香的商业税，一般都在70%～80%。[18]戴建国的《香料对宋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提到了宋代朝廷加重对香料的赋税等信息。文中提到宋代香料主要来自南海诸国，香料成为官家垄断物品以及士大夫阶层、有钱阶层的消费品。[19]这些文章大多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古代香税的繁重，但没有提及其对莞香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清代莞香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香税政策的影响的。(www.chuimin.cn)

总之，自清代中后期开始，贪官酷吏大肆搜刮香农，加上连年战乱、时局动荡等原因，大批香农迫于生计背井离乡，莞香生产贸易陷于衰落，兴盛一时的香市自此没落达百年之久。

（六）莞香的文化价值

作为岭南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莞香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极高的精神价值。香树在东莞的兴盛，自然有偶然和必然条件的因素，但其中“以人力补之”的主体精神作用，却是根本之所在。屈大均为此写道：“盖自有东莞所植之香，而诸州县之香山皆废矣。昔之香生于天者已尽，幸而东莞以人力补之，实之所存，反无名焉。……东莞香田，盖以人力为香，香生于人者，任人取之，自享其力，鬼神则不得而主之也。”[20]“香生于天者已尽”，“东莞以人力补之”。屈大均的评点，无意间涉及了对莞香文化价值的分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莞香的文化价值，其中，张承良《论莞香的文化价值及其当代实现》一文从莞香所代表的贸易传统、莞香所代表的中国香文化传统、莞香所代表的“以人力补之”的主体精神三个方面分析了莞香的文化价值。[21]刘建中《论莞香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其特点》一文从理论上对莞香文化概念的影响、莞香文化实质及其历史渊源、时代背景、特点等进行了探索。[22]

回顾学术史研究进程，对莞香历史发展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数，但相关研究较多停留在研究莞香的历史发展概况、栽培方法、利用价值以及莞香对古代岭南社会经济的影响等方面，其中也提到莞香在由盛转衰的过程中受到繁重的赋税政策以及清初的“迁海令”的影响，但整体来看，研究较为细碎，缺乏全面、系统的对莞香发展历史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今后研究的重点应当侧重于不断挖掘、完善莞香发展的历史研究，阐述莞香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精神价值，全面分析明清时期赋税政策以及清初“迁海令”等政策对莞香的发展产生的影响，为当代莞香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意义。

[1]【作者简介】杜国明，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林经济法；黄晓晴，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科学技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2]姜蔚：《熏香·沉香·莞香》，《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

[3]杨宝霖：《“女儿香”今昔谈》，《岭南文史》1993年第1期。

[4]饶宗颐：《港、九前代考古杂录》，《岭南文史》1985年第2期。

[5]包国滔：《宋明时期佛寺兴衰的经济史考察——以广东东莞为例》，《中国市场》2010年第18期。

[6]严小青、惠富平：《古代岭南地区土沉香的生产及其社会影响》，《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

[7]（清）钱以垲撰：《岭海见闻》卷三《莞香》。

[8]（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卷二十六《香语》，清木天阁刻本。

[9]白芳：《莞香对岭南社会经济的影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0]刘正刚：《浅议明清深圳经济的海洋特色》，《探求》2006年第2期。

[11]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12]李龙潜：《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3]许锡挥等：《香港跨世纪的沧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李龙潜、李东珠：《清初“迁海”对广东社会经济的影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15]李默：《读屈大均〈广东新语〉》，《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6]白芳：《莞香对岭南社会经济的影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7]严小青、惠富平：《古代岭南地区土沉香的生产及其社会影响》，《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

[18]王金梅：《近代本溪的制香业》，《兰台世界》1998年第7期。

[19]戴建国：《香料对宋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文史知识》2000年第4期。

[20]（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清木天阁刻本。

[21]张承良：《论莞香的文化价值及其当代实现》，《岭南文史》2010年第2期。

[22]刘建中：《论莞香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其特点》，载刘建中主编：《东莞文化建设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