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欲使晚明归化于福音,向中国人陈述关于人的理解,同样是必然之举。基督教关于人的教义,虽然主要是通过对天主与人之间的创造与被创造关系的说明来展开的,但是面对异教徒的中国人时,实不宜直接由此切入。利玛窦据此现实人生的苦难感叹而作出的处理是:现世者,吾所侨寓,非长久居也。吾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后世;不在人,在天。这个“私意邪道”,便是佛教的后世论所建基于其上的转世投胎的轮回学说。......
2024-01-09
王阳明之后所出现的思想裂变,在身处局中的学者们看来,并且用他们的学术用语来表达,其根本的弊病是流于禅学,因果、僻经与妄说的杂入使阳明致良知思想扫地。当此时,认识到心学的流弊,并起而纠正的“大儒”,是高攀龙与刘宗周,黄宗羲讲:
今日知学者,大概以高、刘二先生,并称为大儒,可以无疑矣。(《明儒学案·蕺山学案》)
高攀龙据以批评心学、分辨儒佛异同的立场是朱熹的理学。但是,高攀龙的批评心学,“不过欲为朱子之调人耳”(《与顾梁汾书》,《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因为“忠宪与文成之学,不隔丝毫,姚江致和之说,即忠宪格物之说”(《复秦灯岩书》,同上)。结果,高攀龙力求克服心学流弊的两个思想推进方向:经世致用与道德践履,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分析东林思想时所指出的那样,并没有能够达到目的,而只是开了新风气。当然,高攀龙在思想上,尤其是在道德的论域中,不能克服心学的流弊,在原则上认同王阳明思想的学者看来,如刘宗周与黄宗羲,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高攀龙在思想上与王学有关系,而是由于他与王门的后学一样,与佛学有因缘。黄宗羲的看法是,“忠宪固非佛学,然不能不出入其间,所谓大醇而小疵者”(《蕺山学案》),而刘宗周则说得更明确,
古之有慈湖,今之有忠宪先生,皆半杂禅门。(《刘子全书》卷十九《答韩参夫》)
刘宗周对流于禅学的晚明思想的纠弹,是将宋儒以来学者都很重视的《中庸》“慎独”发展成一个理论,以为“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刘子全书》卷八《中庸首章说》),从而使分离了的本体与工夫统一于“慎独”的思想中。然则,
从来以慎独为宗旨者多矣,或识认本体而堕于恍惚,或依傍独知而力于动念。(《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
因此,刘宗周思想的真正突破,并不在于将“慎独”着意标出,而在于回答究竟如何慎独?即如何落实功夫?
阳明后学流于禅学,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为“识得本体,不用功夫”(陶石梁语,《子刘子行状》卷下,同上第一册),将识认视作功夫。而这种认识产生的前提在于,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都主张意是心之所发,明心见性的着力处是要体认意之未发前的气象。刘宗周指出,当独体未动,以自身之静态而存在时,称为中;当独体发动,由静态而生发时,称为和。独体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由中达和的过程虽然只是一件事,但是,独体的本质性特征在“和”的状态下显现得最真切。因此,慎独这一尽性之学,功夫便自然应该在独体的“和”的这一阶段用力。(www.chuimin.cn)
然则宋儒专看未发气象,未免落在边际,无当于“慎独”之义者。……阳明子曰“良知即未发之中”,仍落宋人之见。……总之诸儒之学,行到水穷山尽,同归一路,自有不言而契之妙。而但恐《中庸》之教不明,将使学“慎独”者以把捉意见为功夫,而不觌性天之体。因使求中者以揣摩气象为极则,而反堕虚空之病。(《刘子全书》卷五《圣学宗要·阳明王子·拔本塞源论》)
晚明的思想裂变与行为失范,原因就在于用主观的意志、情感,以至随意性来解释道德本体,即“性天之体”。东林学者即便是在意识上完全自觉地期望以返归朱熹的格物穷理来克除王学末流的这一弊端,但高攀龙“所谓理者,求之人生而静以上”(黄宗羲《与顾梁汾书》),终不免言语道断、心行路绝。
刘宗周以为,尽性之学虽然在慎独,但功夫的落实处是十分有讲究的。他讲:
识认终属想象边事,即偶有所得,亦一时恍惚之见,不可据以为了彻也。其本体只在日用常行之中,若舍日用常行,以为别有一物可以两相凑泊,无乃索吾道于虚无影响之间乎?(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
因此强调日用功夫成为刘宗周力克心学流弊的关键。而我们在第一章中曾指出,从功夫上作推进,正是王阳明对学生们的期望,从这个意义讲,刘宗周的思想,正符合了王阳明的期望。然问题在于,强调日用功夫,并不是刘宗周所独倡的思想,王阳明所提倡的“事上磨练”,在实践上的强调无疑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刘宗周欲超越前辈与时贤,必须另辟蹊径。这一蹊径刘宗周选在了改过上。刘宗周通过设立道德行为之底线的方式,为道德实践提供明确的对象性目标,从而以反向的方式来迫使道德践履步步着实,直至成就合乎德性的人生。而由前一章我们知道,这种反向落实道德践履的方式,正也是《七克》所呈现的天主教的伦理学范式。
当然,尽管“功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荧”(同上),但功夫毕竟只是手段,如果“非性体分明,慎是慎个何物”(《蕺山学案》)?刘宗周所推崇的道德实践自然不可能是盲修,他首先是明确性体,进而确认从性体到改过的环节,而后才落于改过思想的展开。这在刘宗周的思想中是一个整体,而集中反映这一思想整体的著作首推他的《人谱》(《刘子全书》卷一)及其扩编《人谱杂记》(《刘子全书遗编》卷十四、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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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欲使晚明归化于福音,向中国人陈述关于人的理解,同样是必然之举。基督教关于人的教义,虽然主要是通过对天主与人之间的创造与被创造关系的说明来展开的,但是面对异教徒的中国人时,实不宜直接由此切入。利玛窦据此现实人生的苦难感叹而作出的处理是:现世者,吾所侨寓,非长久居也。吾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后世;不在人,在天。这个“私意邪道”,便是佛教的后世论所建基于其上的转世投胎的轮回学说。......
2024-01-09
利玛窦关于灵魂不朽的证明,与其西方思想史上的前辈们一样,涉及了许多的经验领域中的生命体会,而并非完全诉诸形而上学的分析,尽管这种分析构成了他的证明的重要基础。但是具有理性能力的灵魂却与永恒不变的“共相”相关联,因此灵魂是不朽的。其实这已成为天主教的一个经典性的论证。只是问题在于,按照儒家的看法,灵魂这一存在也是气化的产物。然而,利玛窦的这个论证也是明显存有问题的。......
2024-01-09
但是必须意识到,钱德洪主张事上磨练,并不是将学问的关注点定于事的成就,而仍是定于人的良知本体的确定。王阳明对良知进行了多维规定。(同上)心体尽呈现于意志的指向之中。主意说的根本观点是要将功夫专注于意识最初的萌动上。因为这个呈现是以后一切问题的源头,故必须于此意识(心体)的动而未形之处终日乾乾,方可庶几近道。格物致知者,诚意之功也。......
2024-01-09
刘宗周所以认为《功过格》有害于儒道,是因为《功过格》的思想基础是因果报应,行善与改过并非因为善与过本身的原因,而只是一种获得酬报的手段。此处路头不清,未有不入于邪者。从《人谱》、《人谱杂记》与《功过格》的关系看,前者无疑是对后者的回应,但是决不可将这种回应视作是单纯的拒斥,而应理解为是扬弃。从目前所见史料看,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说明刘宗周读到过《七克》,但这并不足以否定《人谱》与《七克》间的关系。......
2024-01-09
〔2〕金胜惠所讲的《七克》受到东亚知识界的重视,虽然是根据天主教的这些汉文著作后来传入韩国所引起的反应,他举了韩国的代表性学者李翼和丁若镛为例,但晚明的情况同样如此。庞迪我不仅得以与利玛窦并称为“利庞”,而且七克工夫实为其后晚明社会中人所津津乐道。《口铎日抄》卷二载:林鸣见问曰:“七克工夫,用之甚难,固有强制一时,而一发遂不可御者。”而《破邪集》中所见的对七克的批评,则从反面印证了七克理论的影响。......
2024-01-09
实际上,这在朱熹思想上是一不得已而为之的地方。然而后世却因此误读了朱熹的理气论。然而这个善的定向,即义理,必得依傍着气的流化,人的罪过便在这气的流化中产生。由这个解释,我们唯一可确定的只是,因为妄是无病可指,故而与其说妄是一种显性的过错,毋宁说是一种隐性的精神状态。......
2024-01-09
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对于徐光启入教,无疑是起到了莫大的作用。徐光启的思想无疑与此一时期的思想主流相合拍。对于徐光启学术上的科学偏重为学界所共认,但徐光启思想上的关注及其性质,却不免有误,个中原由在于没有能够正确理解徐光启与王学的关系。事实上,阳明以后的晚明思想裂变,其思想的开放性已使权威意识的滑落成为整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2024-01-09
前辈与时贤论王畿,“逃禅”与“三教合一”是众口一词的评定,这确实是不刊之论。因此,当王畿将心意二分时,所强调的是迷失心体真性的意。但是,王畿既以良知本性为天然明觉,则所谓于日用上料理,便谈不上道德实践者的主体意识作用的发挥,致良知没有实际内容,“料理”其实也只是一句空话。......
2024-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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