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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裂变:破邪与破邪方法

【摘要】:众所周知,晚明对西学作出抵制的重要文献,乃是《破邪集》与《辟邪集》。其中,在《破邪集》中,前期批评天主教的文献,如袜宏的四则《天说》,虞淳熙的《杀生辨》、《破利夷僭天罔世》和南京教案的材料,也收录在内。之所以将南京教案的问题延至此章来分析,则是因为后期之“破邪”,直接由艾儒略的民间传教成功所引起,这与南京教案的引发原因是一致的。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南京教案,可以被视作天主教以及西学在晚明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传教士自进入中国,到南京教案的发生,包括因南京教案所引起的事情,为前期;南京教案以后的传教活动复苏,到明亡,则为后期。在这前后两个时期中,神父们的传教事业都有过辉煌的成就,晚明中人也都对西学有过截然不同的看法。但前后时期各有不同的特征。

在神父们的一面,前期传教发展的顶峰,是利玛窦等人在北京的立足和随后的汉文著述流播,其影响主要在上层与知识界。利玛窦等定居北京之后,南方传教在民间逐渐扩大,结果便是引发了南京教案。后期传教的代表,则是在北京禁中与闽浙地区各获得成功的汤若望与艾儒略,两人都得以与利玛窦并列,被称为利汤、利艾。汤若望能与利玛窦并称,在于他继承了利玛窦的藉科学以传教的路子。然而,由于汤若望在京主要负责修历以及制造仪器,故得便利传教于朝廷禁中,在上层、尤其是内宫有一定影响,但他的成就主要是以科技为主,且在清朝入主后。而汤若望作为明朝陪臣所以能复被清室重用,多半的原因也在于科技。因此在本书中,将不讨论汤若望。艾儒略则完全不同。艾儒略在中国人眼中得以与利玛窦并列,同视为西学的象征,不仅在于他较好地继承了利玛窦的传教精神与方法,而且更致力于民间传教事业的推拓。晚明后期对天主教的拒斥,直接原因便是艾儒略。

至于对包括天主教在内的西学的认识。前期反对天主教的,所见皆浅;而肯定者,如徐光启,却是站在了整个晚明的最高点。后期则相反。虽然有许多的序跋来护教、有许多的唱酬来传情,但不足论也;而反对者,却要深入了许多。(www.chuimin.cn)

在第三章里,我们曾就前期的认识作了讨论,本章则主要来分析后期的认识。因为问题主要集中在持反对的意见里,故所论亦就此而发。艾儒略的工作,则相应地插入其中。

众所周知,晚明对西学作出抵制的重要文献,乃是《破邪集》与《辟邪集》。其中,在《破邪集》中,前期批评天主教的文献,如袜宏的四则《天说》,虞淳熙的《杀生辨》、《破利夷僭天罔世》和南京教案的材料,也收录在内。虞氏所论,不出袜宏所说之范围,而关于袜宏,第三章中已作了讨论。之所以将南京教案的问题延至此章来分析,则是因为后期之“破邪”(为行文之方便,且袭用此语),直接由艾儒略的民间传教成功所引起,这与南京教案的引发原因是一致的。尽管引发以后的结果有所不同,南京教案重在行政上将神父们遣返了事,而闽浙之破邪,艾儒略虽也遭遣至澳门,但后来即返闽,故“破邪”真正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理论上。但将引发原因相似的教案放在一起来作分析,似更有益于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