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以耶易儒或以耶补儒的裂变

2024-01-09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如上述利玛窦的分类，是以动机为标准。在利玛窦的分类中，前五类出于非宗教的原因，可以不谈。一个原因是利玛窦的人品与聪慧，但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即利玛窦进入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然而李贽笔锋转而指出，如果利玛窦欲以西学取代儒学，则又太愚了。显然，囿于类型分析的立场，李贽或不能归类而只能加以搁置，或只能将他的话语摘取需要的部分来加以讨论。

如果说利玛窦的品学使他进入晚明士林，而他的中文著述使他与晚明思想开始对话，那么万历皇帝对神父们的垂幸则使这种进入与对话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而这种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更直接地促成了神父们的门庭若市。《明史》载：

（万历）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外国七》）

当然，这个“重”字是很复杂的。

自从利玛窦离开广东以后，在南昌、在南京，拜访他的人便已络绎不绝。利玛窦知道，这许多来看他的人，目的是各不相同的，他在给欧洲的信中曾多次谈到这点。按照利玛窦自己的观察，造成拥挤人群看他的原因主要有：首先是因为利玛窦是一个长有异相的外国人；其次是因为利玛窦有惊人的记忆术，并答应传授给晚明的读书人，以助他们对付科举考试；其三是他被认为对数学特别有研究；其四是因为他带来了诸如三棱镜这类洋玩意；其五是他被误认为是一个伟大的通点金术的人；最后才是来听教会道理的。令利玛窦多少有点痛心的是，这最后一种人，“说实话真不多”^〔1〕。事实上，在那些纷纷造访利玛窦的人中间，更有许多人完全不是冲着利玛窦而登门的，而是出于中国官场上的自我需要。在回忆为定居南京而作的努力中，利玛窦曾不无自嘲地写道：

王尚书知道了官员们与利神父非常要好，都想留他住下，他本人也就更加热心于利神父的事情。天主利用人的一种错觉，使事情办起来更加容易。那就是南京的官员们以为王尚书非常想让利神父留在南京，所以大家也就很起劲帮忙。在另一方面，王尚书以为南京的官员都希望利神父留在南京，所以他也更加关心这件事情，乐助其成。（《利玛窦全集》第二册第296页）

不难想象，在北京得到皇上垂幸了的利玛窦，无疑更是引起晚明官场与士林的看重。利玛窦“在北京生活的数年之内，他每天忙于接待不断从中国各地来访的客人”（同上，第545页）。

虽然真实地对这众多的拜访者作出类型学意义上的统计与分析，对于理解晚明社会非常重要，但不得不承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客观上的困难。利玛窦在京期间接待过的人，当以成千上万计，单就有身份者，就可举出数十名。然而我们仅知有如此多的人去见过利玛窦，却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供分析。其二是主观上的问题。任何类型学意义上的统计与分析，必须先有一个分类的标准。如上述利玛窦的分类，是以动机为标准。然而动机的分析是与认识者的主观立场有关的。在利玛窦的分类中，前五类出于非宗教的原因，可以不谈。后一类则与宗教有关，利玛窦概以“来听教会道理”而视之，然实际上远非如此单纯。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皈依现象，以及近代以降的基督教礼拜现象，都足以告知，存于其间的宗教虔诚度是很难测量的^〔2〕。如果我们不把南京教案中的上疏与审讯完全看成是偏见和迫害，那么晚明“从其教者，与银叁两”的现象（沈《再参远夷疏》，《破邪集》卷一），无疑是促成人们“来听教会道理”的最重要动力。当然士大夫直接因为钱的原因而从其教，可能是不多的，但士大夫会有自己特殊的其他原因，上引利玛窦所讲到的王尚书与官员们之间的“游戏”便是一个好的例证。(www.chuimin.cn)

也许是看到真正类型学意义上研究的困难，故后来学者更多的是把考察的范围限于晚明士林，主要通过思想史的具体人物思想的分析来进行。只是分类研究法依然得到借用，而且分类的标准也作了修改，不像利玛窦那样直接以动机为标准来进行分类，改以士大夫对西学与西士的态度为标准来进行研究，从而从一个近于客观性的现象入手来推进到存于现象背后的意识上的分析^〔3〕。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有益的发展。但问题在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点的分析，而类型研究主要是归类分析，以点显类，理论上固无不可，但实际上则会因形式上的分类而造成点的取舍上的意向性，或者在解释上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同时，既以分类为基础，则与西学、西士有接触的士大夫，包括佛教人士的归类便难免仍有极大的困难。真正肯定西学和明确否定西学的人，诚处于黑白鲜明的位置，但处于这两极中间的许多人，他们的灰度区别实在是很不分明的。

这里仅举李贽一例以见之。李贽乃是明末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出入于儒佛而不囿于两家，他的思想的批判性使阳明以后的晚明思想裂变在他的思想乃至实践上呈现得淋漓尽致，只是“他挣扎，奋斗，却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成果”（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237页）。换言之，李贽的思想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破除哲学上已是异化了的儒学的过程，同时也是他在寻找儒家在思想与生活中的真正出路的过程。这样的一个人物，他与利玛窦曾有过交往且作有评价，他的态度对于理解晚明士林对西学的反应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许多学者多次提及李贽，实在也是对他非常看重。然李贽真正的态度却很耐人寻味。李贽讲：

承公问及利西泰，西泰大西域人也。到中国十万余里，初航海至南天竺，始知有佛，已走四万余里矣。及抵广州南海，然后知我大明国土先有尧、舜，后有周、孔。住南海肇庆几二十载，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先辈与订音释，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仪礼，是一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数十人群聚喧杂，雠对各得，傍不得以其间斗之使乱。我所见人未有其比，非过亢则过谄，非露聪明则太闷闷瞆瞆者，皆让之矣。但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度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续焚书》卷一《与友人书》）

表面上讲，在李贽眼中，利玛窦是一个“极标致人”，但从文中可看到，这个评价不是随意给的，而完全是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利玛窦的人品与聪慧，但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即利玛窦进入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当然不管原因是什么，李贽肯定利玛窦总是一个事实。然而李贽笔锋转而指出，如果利玛窦欲以西学取代儒学，则又太愚了。这就非常清楚地将李贽对利玛窦的整个态度反映了出来：李贽肯定利玛窦，因为利玛窦接受了儒家文化；李贽否定利玛窦，因为利玛窦欲变夏为夷。显然，囿于类型分析的立场，李贽或不能归类而只能加以搁置，或只能将他的话语摘取需要的部分来加以讨论。而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无疑是不妥的。

因此，在考察晚明思想界对利玛窦引入的西学（世俗的与宗教的）所作出的反应时，我们不希望因分类研究的模式使我们的考察陷入程式之中，而只希望在历史的展开中，从与西学相关的人物及其思想中来追寻西学对于处于裂变中的晚明思想界的影响。

西学：以耶易儒或以耶补儒的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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