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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字八法:汉字三源说》

【摘要】:(四)汉字三源说“一画”乃中国书画之真源,已粗略叙明。(当然,近年考古发现长江流域文化以及更南的文化,其年代皆甚古远,以为不逊于中原,那是另一问题,与本文探究汉字源头尚无直接关联,故不必枝蔓。因此可知,龙马负出之“河图”,实乃上古先民的一种符玺。据古史,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之类)。到仓颉“造字”,是为文字发展进化的第二期,标志从象形符谶,到达汉字的逐渐成形。“卦”象 发展,为书道之源。

(四)汉字三源说

“一画”乃中国书画之真源,已粗略叙明。但在古代传说和文献中,尚有二源也宜简说,以广灵思——此二说即河图洛书与仓颉造字。

“河出图,洛出书”,此文见于《易传》。历来解说不一,貌似神秘,而意味深长,颇耐寻思。

“河”即黄河,非泛词,与洛水并举,皆古昔“中原”地区,中华文化发祥之神域。(当然,近年考古发现长江流域文化以及更南的文化,其年代皆甚古远,以为不逊于中原,那是另一问题,与本文探究汉字源头尚无直接关联,故不必枝蔓。)

河出图的(后世)绘画表现是一匹龙马(马为“龙种”,故龙子称“驹”;而龙头实由马头形状而衍化增饰所成……种种关系颇为微妙)之背负一图,故称“河图”。

学者们历来的解说纷纭不一,今不繁引枝蔓。

我个人倾向于河图是上古地图的见解,因为古书上“天球”与“河图”并列,显示出一个是上古的天象星辰的圆形模仪,一个是地形以黄河为主脉的地理图。二者天、地是对待而并举的。这个“河图”恐与“河出图”的本义无关,只一词语偶同而已。

这个古老的“地图”早已不传了(现存的“河图”是后世的代替物)。

可资参考绎思的却有一个“麟书”的传统吉祥画,而麟的形貌实为龙头龙尾龙鳞,而只变为兽身兽足罢了。麒麟背负的书形物,似即“河图”之象。(注:另有“麟经”一名,专指《春秋》,则因孔子“绝笔于获麟”,是另外一回事,不应淆混。)

至于“洛出书”,则其源远流长,大胜河图——这就是从古至清代的建碑立石,碑座是一大海龟,专名为,就是“洛出书”的遗型,千万年未曾断绝。盖“洛出书”者,正是一个大龟背上负有书册。后世一直仿此(碑文好比册籍也)。到民间戏语就成了“王八驮石碑”,连《红楼》里宝玉也说过这句话。可谓有趣之至,但世人已不知此即“洛书”一典了。如今人们口头上都还会说一句“图书馆”,但是有几个人还能明白那还是“河图洛书”的“神灵”尚且活在我们中华呢?

但探测“河图”的奥秘,却有一个非常通俗而至关紧要的线索,一向也不为世人注意,即从古相承传,呼印章为“图书”或“图章”。

“图书”一名,我幼时犹然习闻习用。现今如何,我不清楚。至于“图章”,那没问题,“盖个图章”,人人还说还懂——但无人一思:“图章”刻的是字,怎么不叫“字章”而偏叫“图章”呢?

这儿就透露出古文化信息了——

可以推断:“图书”“图章”等词中的“图”,就来自“河出图,洛出书”。

因此可知,龙马负出之“河图”,实乃上古先民的一种符玺(后世的印信)。那上面的“图”,是“象形”的符号——介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文化历史遗迹——也许就是在某次黄河泛滥时从某处漂流而来,为人发现的!(www.chuimin.cn)

这个“图”,发展衍化为印玺,所以古代的“传国玺”上面刻有龙形印纽。传国玺虽已变为文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却依然负涵着一种“天意”的神秘意味和“灵验功能”。

这样也就可以看出:“书画同源”的实义是“河图洛书”的文化原始的真实与理解。

河图洛书,在古代也是一种祥瑞的大事,与凤凰、麒麟的出现是一个性质,而且是应在两位圣王的身上,即伏羲与大禹。人们就会问:真有此事吗?然后就把它“批”为神话故事,一了了之——再不去多想一下其中的中华古文化起源的重大义蕴。其实连孔子这位从来“不语怪”的朴实大师,竟也说出了“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话,足见他不把这当做虚文或儿戏,也没加“批判”。河图是个大祥瑞,意义昭然。在我想来,那就是秦之“传国玺”所模仿的对象。这一点我再重复强调一遍,为什么?只因这与“仓颉”造字又不无关联。

据古史,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之类)。看他的取名,似乎是一位“黑面”之人。那时候的人取名从“页”,如颛顼,也许是一种风尚。“页”本义为“面貌”,给小孩取名,以容貌特点为因素,至后世犹然。如“大老黑”“小梆子”(梆子头是头骨脑壳之形)等,其理正同,并无奇异。

据记载,仓颉造了字,“天雨粟,鬼夜哭”。这种貌似神异的说法又为何义?我想,还是祥瑞的又一变相。其意若谓:文字一发明,知识智慧就会进展飞跃,农产将会加倍丰登,如天之降粮一般。而人既识字明理,不再受“鬼”的挟制恐吓,不会再去膜拜祈求它,故而夜哭。

综合起来看,伏羲时代河出图,启发了画卦的文化创造,为一时期。到仓颉“造字”,是为文字发展进化的第二期,标志从象形符谶,到达汉字的逐渐成形。再到夏王禹时,洛出书——此“书”盖谓由“字”发展而成的文献记录,又进而形成了“简书”的形成——注意,最早的“书”远远不是“卷”或后世的折页册,而是古竹木简,多枚缀编而成“书册”,或者在用竹木为简之前尚如殷卜辞之用龟甲兽骨作“简”。

从这种古文化史的传说记述来审视参悟,仍然要归结到一点,即源头在伏羲时代,那时有两条脉,一条是符号图象 ,一条是“横画”组联的卦象;“图”象发展,为绘画之始。“卦”象 发展,为书道之源。

所以,要讲书法,端的不能越过“一画”这个“大启蒙”——是它开辟了鸿濛,划分了上下,辨明了阴阳,晓悟了消长生息。

“一画”形貌似乎是条“线”。但它却不止于是“线”。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画”这条“线”,不但不同于无意识、随便地或机械地“划”一个“道道”“杠杠”,甚至也不同于标本图象画与建筑、机器的设计“图纸”上的“线”——那个是一个单纯的“迹”,毫无内涵可言。而我们说的这“一画”,却是一个“文化动作表现”,其丰富内涵是含蕴而又流溢的,“外行”看不出,内行却一目了然,感受深刻。

在这个意义上讲,“一画”“笔画”绝对不可以写作“一划”“笔划”。那种做法是忘了中华文化历史的复杂关系,以致作了简单肤浅的对待。

不但书道,就是绘画,“勾线”这基本功也同此一理,有人勾得匀、细、准、调……但无“灵秀”之气韵——那就近乎“划”而非“画”了,因为“线”的表里内外都没有文化修养的蕴涵与透露呈显,是条“死线”而已。

要讲书学,先识此义。

附:“大”“太”二字本是一个字的异读与分写,是以大朴、太朴只是用字的变换,我讲解时大、太通用,请读者会其主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