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权主义到公民社会：自由化改革的促进作用

2024-01-08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在威权主义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它们对推翻威权统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上，公民社会中最重要的两个群体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公民社会的兴起是过去几十年威权主义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尽管它们的成长空间受到国家的严格限制，但是，公民社会的一般要素仍然出现在这些社会当中。威权主义国家公民社会的产生原因比较复杂，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促进要素：自由化改革。

对民主转型来说，新阶级的产生不足以对威权者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与挑战，如果新阶级一盘散沙，它就难以组织起规模庞大的集体行动，阶级诉求和政治表达则无法对国家构成政治压力。因此，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都关心另一个重要问题——新阶级的组织问题。公民社会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它不仅对民主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对民主巩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公民社会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将国家之外的非政治要素都包括在内，但是它们对政治而言却十分的关键。从更加一般的意义上来讲，民主转型就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博弈。在威权主义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它们对推翻威权统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民社会是一个历史现象，它首先出现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它指的是从封建和绝对主义统治下被解放出来的社会群体，包括城市中的商人、工匠等资产阶级的前身。当他们的政治权利被绝对主义政权否定的时候，这些社会群体开始要求自己成为君主制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18世纪晚期，公民社会中的某些政治力量已经变得足够强大，它们能够成功地挑战君主权力。^[108]在这些群体争取解放的过程中，社会行动者自治的空间开始出现。这种新的公共空间处在君主制、国家和贵族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大量的协会、组织、政党和运动在这种公共空间中盛行起来，它们包括诸如政党这样的政治群体、各种职业协会、社会运动和各种出版物。这些力量能够在官方的政治空间之外自动地自我组织起来，并通过政治斗争迫使国家承认和尊重它们的存在。它们能够运用这种自治权，将它们对政治空间的影响制度化，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治空间。这种公民社会形成的关键之处是，建立了保护自己免遭国家干预的法律边界，然后能够运用自己组织化的能力来影响权力的行使。历史上，公民社会中最重要的两个群体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其他群体也曾发挥过重要的影响作用，例如，工人阶级的劳工运动和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他们都希望获得被政权排斥了的权利。公民社会尽管在历史上产生、发展与运作模式各不相同，但是它包含着一些相同的要素。公民社会指的是一种公共空间，它处在官方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其中存在着大量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因此，公民社会具有具体的结构边界，边界内充满着大量的社会组织。但是，公民社会还不止这些。它需要国家的同意，公共空间必须作为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由领域而得到国家的保证，因此，公民社会就像私人领域一样，必须从法律上与国家进行分离，其中的行动者必须在个人与群体自由方面得到保证，以便他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109]组织形态的公民社会要想从政治上与民主转型相关联，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它们自身必须按照民主的方式运转，包容与尊重多元主义和差异性，因此给予它们自己的成员以民主美德；二是它们必须完成民主政治的诉求，向国家施加它能够感受到的压力；三是在建立与其他公民社会的横向关系时它们需要积累充分的力量在自己的手里，或者通过其他公民社会组织来更好地完成。^[110]

从组织上来理解公民社会，只触及问题的一半，公民社会的另一半则是观念形态的，它包括政治信任、结社传统、妥协与宽容的精神，等等。我们可以把重视公民社会观念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重视公民社会的态度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尔蒙德、维巴、英格尔哈特和诺利斯等；另一个是重视公民社会的行为研究，帕特南是代表人物。在前者那里，学者们承认，民主要想克服脆弱性这个致命弱点，它必须使大众和精英发展出与民主制度相匹配的态度。^[111]在后者那里，当帕特南认为政治态度特别是政治信任能够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来促进民主功能发挥的时候，他重点强调，公民行为特别是公民参与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112]实际上，公民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在民主转型阶段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民主转型的国家，公民社会对威权国家的崩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文化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对民主制度的维护特别地重要，积极而适度的公民参与培养了公民美好的民主美德。但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NGO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它在民主社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它们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和向决策者提供技术专家而塑造国家政策；它们培养公民参与和公民教育；它们向那些想参与公民生活的年轻人提供领袖素质训练机会。^[113]更加重要的是，在很多威权主义国家，作为公民社会要素的天主教会还成为公民反对威权的斗争场所，并且最终借助教会的力量实现了向民主转型。

公民社会的兴起是过去几十年威权主义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尽管它们的成长空间受到国家的严格限制，但是，公民社会的一般要素仍然出现在这些社会当中。正如奥唐耐和施密特的描述那样，在民主转型之前，我们可以在威权主义社会发现大量公民社会的痕迹：过去被取缔的政党卷土重来、新的政党跃跃欲试；那些过去被禁止或受审查的书籍和杂志，一夜之间出现在大街小巷；那些老的机构（例如工会、职业协会、大学）从政府控制下演变成向国家表达利益、理想和愤怒的工具；大量草根组织出现在社会底层，它们表达那些长期受到政府压制或忽视的利益需求；先前以宽容政府而著名的宗教组织，开始向政府表达伦理关怀。^[114]尽管我们无法提供全世界威权国家有关公民社会的全部数据资料，但是，我们可以坚定地认为，公民社会是所有类型的威权国家在过去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来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农民的组织形式的集体行动，有效地促进了民主转型的过程。即使是保守观点，公民社会的政治行动至少激活了其他转型模式（除社会抗争模式之外的其他三种模式）的关键要素。

威权主义国家公民社会的产生原因比较复杂，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促进要素：自由化改革。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民主转型，正是在自由化的背景之下，爆发出民主转型的各种要素，最终促成向民主的成功转型。在公民社会这个角度，自由化改革实际上通过两个次级因素发挥作用：一个是经济发展，另一个是政权危机。经济发展如何促进公民社会的出现呢？亨廷顿的推理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带来两个结果：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公民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两个结果共同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它们能够对民主化形成支持力量（见图6-1）。说得更具体一点，威权者为了推行经济增长政策，他们允许政治空间有限的开放，引进西方的技术和文化，选拔和培训大量懂得企业管理和国际贸易以及其他与经济发展有关的专业知识分子，为了进一步实施经济增长战略，威权者还冒险引进西方的资本和技术，建立各种大大小小的合资企业，希望借助国外的经济优势，将本国经济提高到国际水准，但是，资本、技术和市场具有惊人的外在性力量，它们能够超越经济的范畴，而产生威权者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些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形态的公民社会而出现的。新阶级也是在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现代工业造就了大量的工人阶级，他们或多或少地通过建立自己的工会，与资本家和国家进行斗争；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既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威权政权的挑战者，他们因经济发展而获得经济上的地位，但也因为反对威权而获得政治上的尊重。(www.chuimin.cn)

图6-1　作为民主化要素的经济发展^[115]

在威权主义国家中，公民社会的促进因素还来自政权的崩溃。在那些依靠政治合法性进行统治的一党制国家，经济绩效是维持和获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形式，但是，由于天生僵硬的经济制度，计划经济将这些国家的经济拖入崩溃的边缘，低效、浪费与腐败构成计划经济的致命弱点。为了挽救一党制的政治生命，威权者开始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有条件地、逐步地以市场机制代替计划机制，建立国家垄断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些国家也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但是，严格限制这些企业的销售范围，将国际资本的政治影响降低到最低点。然而，市场与国家垄断是不相容的，同时，国家也无法对其实行封闭，它的外在性影响是无法避免的。市场经济的规律在与威权主义的交锋当中，会以“看不见的手”最终改造“看得见的脚”，权利观念、新阶级和新组织以难以阻挡的姿态出现在威权主义国家。尽管一党制国家将自由化的战略严格限定在经济领域，但是，由经济自由化带来的文化觉醒，会一步一步地将威权政权引导到转型的边缘，理由很简单，因为公民社会的出现为民主转型打下了重要基础。20世纪60年代的匈牙利就有过这样的经历。60年代，卡达尔允许匈牙利发展第二经济（人们可以有两个工作，一个是官方的经济，另一个是私人性质的经济），这是他努力与1956年的事件达成妥协的结果。他设法通过显示共产主义与经济繁荣和个人自由相容而使政权合法化。知识分子利用卡达尔对文化控制的放松，疏远马克思主义而接近西方学术圈。这种自由化倾向的改革创造了一个被有些人描述为混合的和模糊的社会。但是，事实上，人们对此却作了更多的自由化的理解。人们认为，卡达尔的改革有三个根本点；一是经济增长只有通过推动市场化改革才能最终实现，而不是通过回到命令经济的方式；更加美好的前景只有通过加强与西方而不是东方的联系才能获得；卡达尔试图提高政权合法性的努力宣布失败。^[116]

威权主义政权通常以强制与法团主义两种方式主动回应公民社会的成长。就前者而言，以强制手段镇压公民社会是威权主义惯常的做法，一方面，国家剥夺公民行动和表达的权利，从法律上根除公民对抗政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以暴力手段镇压公民特别是反对派的活动，对主要成员实施监禁、酷刑、暗杀等，分化瓦解那些具有政治目的的公民社会组织；另外，威权者还严厉打击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实行新闻审查制度。但是，威权政权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并非滴水不漏，即使是在那些以强制著称的社会中，公民社会仍然存活下来，密不透风的政治控制并没有能够扼杀它们脆弱的生命。在毕苏斯基的波兰和霍希的匈牙利，公民社会还能够维持和保护它的部分自治权。这两个国家都能够拥有相对自由的出版权。^[117]另一种形式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它曾在希特勒的德国实行过。我们在第四章有过论述。施密特把法团主义区分为两种次级类型：一种是社会法团主义，另一种是国家法团主义。前者是自由民主制度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各种社会组织具有独立性和自治性，它们与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不存在政治依附问题。而国家法团主义则是通过建立自上而下的社会组织，将下级社会组织归入上级社会组织的统一领导之下，所有这些社会组织的领导任命、资金筹措和活动范围都受国家的全面控制，在国家法团主义模式下，没有独立的社会组织存在，国家依附性严重。^[118]但是，就像国家经营的国有企业一样，国家主导的各种公民社会组织并不能完全按照统治者的意愿而运转，即使是在国家的监督之下，公民社会的组织活动仍然对民主转型有益，它能够积累民主转型的社会资本，培养公民的参与精神，而不是塑造威权统治所需要的政治服从和政治信任。

在威权主义国家，公民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呢？政治学家根据中欧的经验总结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保护阶段，个人和独立的群体积极或消极地保护他们的自治权，希望免遭独裁者的控制；第二阶段是出现阶段，独立的社会群体或运动在公共空间中寻找有限的目标，这些空间的出现是自由化的结果；第三阶段是动员阶段，独立的群体或运动通过向社会提供替代性政府形式而破坏政权的合法性；第四阶段是制度化阶段，公开得到支持的领袖颁布法律，保障社会行动的自治权。^[119]公民社会的成长经历不是线性的，它一般都要经过复杂而艰苦的斗争，才能逐步地获得生存空间，事实上，公民社会政治空间的扩大就是民主转型的开始，当公民个人或群体获得了充分的行动自治权时，威权政权也就不再存在了。因此，公民社会的成长过程就是威权国家崩溃的过程。当然，公民社会的一般成长过程总是要经历从新阶级的产生到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再到组织的建立这样三个阶段。但是，当我们去选取一个片段观察时，有的威权国家可能正处于公民社会的组织建立阶段，而公民权利意识可能是组织活动的结果。

从威权主义到公民社会：自由化改革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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