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张力与极化

2024-01-08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在新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工业化还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城市化、官僚化、农业的商业化和外部经济、社会与政治力量的影响，对阶级结构具有更加重要的影响。在威权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张力和极化部分起因于上述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日益高涨的城市化运动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潜在就业人口，而劳动密集型工业的衰退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扩张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下降。

作为工业革命的结果，新阶级的产生标志着威权主义国家的社会变迁进入一个深度变革阶段，传统社会的重组不仅仅表现在价值层面上，社会地位阶梯的重新构建更加能够体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对于民主转型而言，新阶级的出现才真正具有集体行动的意义。如果说价值的变化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上，那么新阶级的出现则涉及行动的问题。新阶级的发展与壮大不仅仅意味着阶级认同得到强化，而且表明跨阶级联盟的建立成为一种可能，阶级之间关键利益的关联性和趋同性奠定了共同行动的基础。

威权主义国家的新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走的是与近代西欧相似的老路。工业革命产生了新职业的要求，它促使各种新职业得到发展，大量专业人士从传统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构成新的社会分工，知识分子、律师等都是现代社会标志性的阶层；工业化不仅对专业知识存在新的需求，它还需要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具有较好的技术，目不识丁的农民逐渐被改造成适应大工业的熟练、半熟练工人，他们从农村大规模地迁移至城市，恶劣的工作环境、微薄的工资收入、苛刻的工作纪律塑造相同的故事和集体意识，他们既反对资本家也反对国家，他们的集体行动既改善工作条件，也改造威权主义的政治景观，在拉丁美洲，工人阶级甚至成为推翻威权主义政权的主要力量，扮演着民主转型的主要行动者角色^[103]；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威权主义政权的国家机器也得到了改造，为了推行工业化发展战略，独裁者需要一个专业化的官僚队伍，他们像现代企业中的工人或技术工人，拿着固定的薪水，穿着相似的工作服装，受过同样的高等教育，流水线式的工作流程，他们多数情况下是代表独裁者的，但是在价值追求方面与统治者存在明显的分歧，他们在经济上与社会下层相互为敌，但是在政治上比较同情他们的处境；工业化和经济资源不完全为统治者所垄断，在威权主义社会，我们还可以发现大量私营业主，他们寄生在政治精英的庇护网络之下，从依附主体那里吸收少量的“营养”，他们在经济上依赖政治精英，但是并不是政治精英永久信赖的盟友，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交往训练了这个群体，他们强烈的财产权观念将自己与政治精英划开了界线，对财产安全和经济自由的渴望注定他们与统治者之间是一种靠不住的盟友关系，甚至是一种敌对关系，中产阶级是任何一个威权主义国家民主转型的重要变量，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民主化的轨迹。尽管各个新阶级的价值取向、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产生逻辑基本相似，都是在工业化这个大背景之下形成的，阶级关系和冲突主要围绕着由工业化带来的经济资源的分配而展开的。

在新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工业化还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城市化、官僚化、农业的商业化和外部经济、社会与政治力量的影响，对阶级结构具有更加重要的影响。只有在那些已经建立起城市化、官僚化和农业商业化的地区和国家，工业化才能够全面发生。^[104]与发达国家相比，威权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起步要晚得多，而且受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影响比较大，产业工人的规模受到工业化规模和模式的限制比较明显，一般情况下，那些国家的工人都是由小企业的工匠构成。在拉丁美洲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城市产业工人几乎清一色的是由小企业的工匠构成，那些雇佣现代工人的外国大公司只在少数大国（例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智利）才能找到。一般的小企业雇佣的工人平均不超过5人。在绝大多数企业中，工会或其他工人阶级的组织是不存在的。那些具有激进意识形态的工人和工人组织，其影响范围被严格地限制在少数工人那里，他们对非技术工人或农村劳动力几乎没有影响。世界范围内产业工人的大幅度增长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由于经济大萧条减少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产品，很多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被迫采取措施，鼓励和保护民族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这些国家主要从事轻工业消费品的生产，而这种生产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因此，它吸引了大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人口加入到工业生产当中去。但是，在二战之后，许多大国纷纷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再加上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大量采用先进技术，致使非技术工人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加速了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他们在农村缺少就业机会，生存状况随着城市的崛起而每况愈下，于是，他们选择迁移到城市来，而且一波超过一波。

在威权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张力和极化部分起因于上述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日益高涨的城市化运动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潜在就业人口，而劳动密集型工业的衰退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扩张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下降。工人阶级的内部冲突还来源于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国内小企业的低竞争力。这些企业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资本上都难以与跨国公司抗衡，大量小公司生存的寿命十分短暂，它们被无情的市场竞争淘汰。这种情况导致国内小企业对劳动力需求也在不断下降。在威权主义国家，工人失业的现象十分普遍，那些来自农村的人口在失业之后并不选择回到农村，而是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定居下来，形成众多城市贫民窟。

工人阶级的仇恨对象或者冲突关系还不仅仅是本阶级。劳资关系是一个全世界共同的话题，它吸引了无数知识分子投身此问题的研究。工人对资本家的不满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低工资，二是恶劣的劳动条件，三是过长的劳动时间。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家看中的就是威权主义国家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利用这种优势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取利润。工人被剥削的认识经过早期欧洲工人的斗争而很容易地在威权主义国家流传，新兴的工人阶级继承了这种斗争传统，不断地复制劳资对立的冲突关系。(www.chuimin.cn)

工人阶级斗争的对象还不止这些，国家也经常是他们的攻击目标。在规范国外资本活动的时候，国家不仅没有提供有效的保护本国工人阶级权利的法律制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到剥削本国工人的行列。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实施独裁者的工业强国计划，国家通常会降低工业投资的门槛，将标准降得很低，压低本国工人的收入水平，减免外国企业的税收，鼓励和保护外国企业的剥削行为，纵容企业抵制工人建立工会，代表资本家镇压工人的集体行动。对工人的打击与排斥还表现在国有企业，国家为工人只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工资福利，大量的产品通过出口而换取外汇，只有少量税收用于公共投资，工人阶级在再分配过程中所获无几，他们的劳动主要用来维持威权主义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在威权主义社会，国家对工人阶级（还包括其他低层的社会阶级）的剥削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就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会将斗争的矛头对准国家的原因。在现代化过程中，威权国家是工人阶级的天然敌人，是资产阶级的天然盟友。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事件。工业化不仅造就了技术工人，它也产生了一大批从事专业活动的教师、医生、律师和工程师。按照希尔斯的观点，这些知识分子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威权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职业分工是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基本函数，因为它们是贫穷国家，它们缺乏一个完全分化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还无法靠自己的专业独立谋生；这些国家只有技术知识分子阶级，缺少较高水平的从事知识工作的科学家。^[105]威权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在不同的阶段，其本质和功能是不一样的。在民族国家建设阶段（主要是在20世纪30、40年代阶段），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政治化色彩。他们将自己的职责与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政治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维护国家权威的需要，二是知识分子缺少获得职业成功的机会，三是缺少影响知识分子的礼仪传统。^[106]在他们的观念当中，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主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这些政治理想在知识分子的实施过程中，最后往往没有超越其前辈的政治高度，以威权主义政权代替威权主义政权。因此，这些知识分子对民主转型的意义基本上是负面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威权主义国家成长起新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职业上也具有专门化的特点，但是，政治化的倾向明显不及以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独立空间更大，对国家的依附性更小。这些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在私人空间或某些公共空间，讨论和传播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热衷于抗议威权者的公共集会，甚至组织反对党来对抗国家。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同，新兴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是自由民主主义，其政治行动的目标是建立完全不同于威权主义的民主政权。由于这些知识分子具有知识上的优势、总体上与威权者为敌，因此，他们在民主转型中的阶级结盟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他们同情工人农民的生存状况，主张以政治改革解决一揽子问题，但是，他们是否能够与下层大众结成政治联盟还是一个疑问。知识分子要想扮演民主转型的精英角色，他们必须具备三个特点：首先，他们必须将民主的原则和实践内化为自己的信仰，简单的英雄主义不是民主知识分子特性，他或她必须是民主的信仰者和实践者；其次，社会必须能够对知识分子的行动产生共鸣，他们不再是专业领域的精英，相反，他们必须使自己能够得到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最后，这些知识分子必须有自己的论坛，不管它们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它们应当能够为知识分子聚会、传递信息、巩固与其他阶级之间的联系以及向国家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压力提供便利。^[107]

为了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战略，威权主义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建立了数量庞大的大学和学院，培养了众多的学生，但是，大学生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一个对抗权威的群体。在威权主义国家，作为知识分子一个分支，学生往往在民主转型中扮演急先锋的角色。他们在过去的大量民主转型的案例中，都处在抗议的最前沿。年轻的学生们天生就是权威的敌人，他们以社会进步为己任、以腐败为死敌，将自己推到历史的前台，担当起社会正义的维护者。道义上的责任感使他们坚定地将自己与社会底层阶级联系在一起，积极地从事代言劳苦大众利益的活动。但是，学生的缺陷也是十分地明显，激进化的主张和行动通常导致运动的失败。事实上，他们既不完全了解劳苦大众，也难以通过行动给独裁者施加足够的压力，他们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关键的问题是，他们能够与哪个阶级结成联盟。

由于威权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经济国有，国营企业的经理人员实际上是国家在公司的代理人，从本质上讲，他们是官僚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们不属于我们划分的中产阶级范畴。在威权主义国家，那些从事私营经济的企业家是中产阶级的成员。威权主义国家的企业家其成长模式具有独特之处，他们主要依靠建立与政府的依附关系而发家致富，通过贿赂获得接近官员和资源的机会，因此，他们是威权主义政权一个寄生性的群体。依附性的成长模式决定了，企业家阶级是一个保守的群体，他们不希望改变现状，不希望有利于自己的政策被取消，他们希望维持经济活动中的不平等竞争关系，维持一个腐败的体制。很显然，企业家阶级与独裁者和官僚既是经济上的盟友也是政治上的盟友。他们与社会底层保持着不温不火的关系，有条件地同情和支持民众的政治改革要求和行动。通常情况下，企业家与独裁者和官僚的联盟关系在两种情况下容易瓦解：一是出现全国性的经济衰退，企业家从与政府的关系网络中无利可图；二是战争期间，独裁者可能会对企业家征收很高的税收，使得他们不堪重负甚至破产。

威权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张力与极化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