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主义国家中城市发展战略的阶级冲突

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已经证实，与民主国家相比，独裁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要远远超过前者。^[61]因此，一般情况下，我们通常会发现，人口问题是威权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现代化的旗号下面，独裁者往往通过建立各种类型的城市，来回应人口爆炸难题。在过去几十年里，威权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至少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以上的百万人口的大城市。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比发展中国家要多大约3千万，而到了1985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就比发达国家多了3亿多。^[62]威权国家城市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另一个是现代化战略或政治因素导致的农村人口大迁移。相对来说，后者对城市化速度的影响更大。威权者一味地强调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却忽略了农村地区的经济、人口和社会文化条件。资源被不成比例地分配到城市地区，而政府却不做丝毫努力去补偿这种分配上的不平等。“城市中心观”的发展战略在整个威权国家是一个普遍的政策取向。这种政策不仅没有帮助威权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相反，它却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冲突，成为这些社会推翻威权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威权主义国家，最严重的阶级冲突不是存在于劳资之间，也不是外国与本国利益之间，而是农村阶级与城市阶级之间的矛盾。多数威权国家的穷人生活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而城市则拥有支配农村的一切优势和资源。因此，城市阶级在与农村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能够赢得多数的胜利，他们使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维持对农民的不公平。农村地区的土地生产着城市所需的重要粮食与物资，但是却长期缺少足够的投资，而城市却占有整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投资，但用于农村农业生产的投资却少之又少。

职业劳动力的分配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也是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在威权国家，居住在城市的医生、教师和工程师的比例远远地高于农村地区。多数的职业人员不愿意放弃城市舒适的生活环境，除非政府强制性地将他们短期地派遣到农村地区。农村地区的教育制度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最普遍的问题是教育资源相对贫乏，基本的教育设施严重不足，各级政府想方设法压缩对农村地区师资和校舍的投入，基础资源的缺乏极大地制约了农村地区的公共教育。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教育目的也存在畸形的问题，它不是培养农民的劳动技能和职业知识，而是要向他们灌输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独裁者个人魅力的内容充斥中小学课本，目的是培养农民的政治忠诚。^[63]

由于强调城市优先发展，威权主义国家的就业机会高度集中在城市地区，在这些国家，主要大城市也是主要的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联手，彼此加强和促进对方的发展趋势，挤压农村的发展空间和机会。由于人们倾向于迁移到更有可能找到就业机会的地区，人口的分布和增长受到就业机会地理分布的影响，受到工业化模式的影响。^[64]在这种背景下，城市化、工业化和人口迁移之间相互支持的模式被永久地确定下来。工业、经济和人口的集中化因此紧随而至，城市成为工业权力和经济流动的中心。地方和地区认同和经济承诺即使是在最边远的地区也成为这种集中化的结果，它导致了农村向城市更大范围的迁徙。^[65]结果，不是那些最贫穷地区具有最高的向外迁徙率，而是那些距离经济中心相对较近地区具有最高的迁移率。在农民的心中，较好的工作能够最大化经济回报，因此，迁移不再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行动，相反，却是努力回避风险的方式。^[66]

向城市迁移不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社会与文化的因素同样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城市不仅是工业和经济的中心，它们还是社会与文化价值形成与传播的中心。这些价值通过大众传媒向全国人口传播。在威权国家中，这些价值反映了工业化的核心原则，但是，它们多数不是内生的，而是来自西方社会。主要通过电视、广播而传递的这些价值，极少涉及农村生活，更不会去歌颂这种生活，相反，它们更多地反映的是城市导向的娱乐节目。即使是那些涉及农村生活的娱乐节目，也主要是把这种生活描绘为落后、简单与时代格格不入。以城市为导向的娱乐节目始终推崇浪漫、富裕和物质主义，对广大的农村具有巨大的诱惑作用，在农民看来，城市代表了经济和社会进步。城市越大，越代表着经济与社会进步，也因此能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放弃他们的生活来到城市。同时，由于国家意识形态持续地崇尚科学和技术，并且承诺近在眼前的工业奇迹，因此，它们对城市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67]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或者是季节性的和临时性的或者是永久性的和渐进性的。它们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临时性迁移，迁移的人口仍然将他们的家庭留在农村；二是全家迁移到城市，但是他们季节性的回到家乡；三是在城市永久定居下来。^[68]临时性迁移通常在冬季达到顶峰，多数农民和农业劳动力开始歇业直到第二年种植与收获季节。即使农业生产没有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极少农民仍然依靠农业生产来养活自己。因此，通过在城市就业而获得报酬成为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城市对他们的吸引力还不止是经济收入，富裕而丰富的城市生活是使他们选择长期逗留城市的主要原因。

年轻人是涌入城市的主要力量。他们在农村没有多少优势，缺少像土地这样的资源。^[69]在这些年轻人当中，迁移的倾向受到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迁移的倾向越明显，而受教育水平越低，迁移的倾向越不明显。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民拥有较好的技术，因此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一般而言，女性迁移者受教育水平要低于男性，因为农村的社会结构倾向于给予男性儿童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70]这种传统加强了迁移格局的上述特点。

一旦这些农村迁移者来到城市，他们的栖身地通常分布在城市边缘地带，那里的居住条件是城市人口所不屑的，公共设施既缺乏又简陋，远离城市中心。由这些农村移民形成的“贫民窟”导致居住条件更进一步的恶化，例如，治安混乱、偷盗成风等。但是，这种居住地尽管表面上与城市难以融合，但是，其内部结构及其在这种结构基础上形成的价值与态度，却是社会冲突和社会抗争不可忽视的问题。不管怎么讲，那些来到城市里的农村人有了自己的阵地，他们有着相同的背景，分享着相似的故事。这些相似的经历和社会背景有可能被动员起来，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

由于“贫民窟”通常是城市移民城市化过程的第一个或主要的基础，因此，它们在塑造移民理解和参与城市文化的时候，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贫民窟”为移民理解城市的社会与文化提供了一种准备。实际上，它是一种新社会组织适应城市社会经济生存的基地。^[71]农村移民通过这种组织完成了在城市的社会化过程。邻里关系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要比对高收入者来得重要，因为前者极少有资源或时间从事诸如旅游这样的外部活动。娱乐活动因此被主要地限定在邻里之间。围绕着这些活动而形成的组织也主要是非正式的或临时性的。它们为这些来自外乡的人提供了应对城市生活的团结与支持。

在城市“贫民窟”内部，血族关系是决定移民社会和经济地位以及他的总体福利的最重要的因素。当移民来到城市的时候，他们通常居住到亲戚那里。这种血缘上的联系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它决定着迁移者的居住地、他接受帮助的类型和程度、他的第一个工作和他的经济地位。每个先到来的迁移者都会帮助几个后来者，为他们提供住宿、城市生活的经验、寻找工作、道义支持与其他形式的帮助。他们在城市的随后的移动都与这些先来到的亲戚和朋友有关。^[72]玛丽亚·帕特里夏·费尔南德斯-凯利（Maria Patricia Fernandez-Kelly）对墨西哥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www.chuimin.cn)

通过报纸去找工作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是我在那个环境中从潜在工人常用的策略开始寻找信息源。就像我的研究将要显示的那样，这些工人的多数是通过口头传递信息的。它们是非正式关系的一部分，这些非正式关系包括亲戚、朋友和在管理部门中偶遇的熟人。多数潜在工人相信，那些已经被雇佣的个人的推荐，在保税区能够为他们带来捷径。

这些信仰被很好地建立起来。在许多工厂，管理人员宁愿雇佣由现役员工直接推荐的申请者，这些员工能够保证他推荐的人可靠并且肯干。例如，墨西哥电器公司——通用电气的一个分公司，在华雷斯城是最稳定的企业——已经立了一条规矩，即不雇佣“外来者”。只有那些由个人介绍过来的人才会被考虑安排在空缺的位置上。^[73]

尽管城市“贫民窟”具备上述这些共同点的，但是，它们之间不是没有区别的。它们通常按照种族、语言、地区和宗教信仰来划分彼此之间的边界。在这些差异当中，种族特征最为明显。穷人之间虽然存在着社会和经济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他们自己感觉到的。^[74]种族为比较这些差异提供的参照标准。种族背景是城市贫民分化的最重要的来源。他们对民族的联系与忠诚在很多威权国家是脆弱的。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背景下，种族的重要性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因为它不仅成为认同的一个来源，而且也是获得支持和安全的一个途径。越是贫穷、越是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人，他越有可能依靠同族人而不是外族人的帮助。^[75]

在广大威权主义国家，城市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严重的地区不平衡。在同一个国家，城市化过程经常极端不平衡，有些地区城市化几乎接近饱和，而有些地区却常常是处于空白状态。大城市高度集中各种社会和政治机构，而小城市的作用则很不起眼，经常成为大城市发展的附属。因此，地区不平衡成为这些国家城市化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根据人口规模和地理范围，威权国家的城市可以分为三类。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都市，住房、道路、人口、写字楼在这种城市中高度集中。这种巨无霸型城市通常是该国的首都或地区中心。次要城市则相对较小，人口在10万到250万之间。最后一种是小城市和乡镇，它们处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城市人口一般在10万以下。^[76]城市类型和规模不是一个简单的类型学问题。

在威权主义国家，城市发展规模反映了独裁者的决策倾向。他们一般热衷于发展大都市，因为它们象征着国家认同、工业发展和国际地位。对政治家而言，巨型城市给人一种国家强盛的印象，能够反映民族自豪感，表明一个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巨型城市能够为政治领袖提供政治统治所需军事和经济资源。在威权国家，将这些城市之中的一个变成国内和国际贸易的神经中枢，通常被看作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第一步。有关政策因此通过建立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城市而颁布，这些政策将大城市描述为民族骄傲的象征。为了执行这些政策，威权国家一方面将工业、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这些城市，另一方面，为了纪念过去的英雄和在任的领袖，树碑立传，将城市建设与领袖崇拜结合在一起。^[77]这是威权国家发展特大城市的政治原因。

特大城市早期拥有的工业与经济发展的优势将它的这些优势进一步地扩大。特大城市更有可能拥有诸如道路、建筑和设施等较好的政府服务形式。特大城市较高水平的人力和较好的教育设施，进一步促进工厂、商店和商业在这些城市集中。结果，外国公司也乐意在这些特大城市投资，因为这些公司倾向于将公司建在靠近首都或者首都而不是边远地区。

在威权国家，特大城市增长迅速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大量农村人口更喜欢迁移到这些地方。那些中小城市在吸引农村劳动力和平衡地区之间的差距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78]由于特大城市在就业方面具有更好的前景和保障，更多的迁移者愿意选择这些城市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对他们而言，中小城市只是他们向城市迁移的一个临时过渡方案，或者中转站。特大城市吸引这些迁移者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地区的生活条件比中小城市要好得多，更不说农村了。农村人口对特大城市的向往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宣传影响。他们把特大城市当作是这个国家发展的窗口和象征，这种政策导向和宣传诱使落后地区的农村人口纷纷加入到去特大城市“淘金”的队伍。

中小城市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要比特大城市差许多，虽然与农村相比在社会服务方面要好得多，但是它们在整个国家当中缺乏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79]与特大城市相反，中小城市的经济基础不是由大工业和大企业支撑的，而是由非正式经济和小规模工业来支撑的。这并不是说中小城市没有能力从事大工业的发展，事实上，有些中小城市在承担某些工业生产。但是，这些城市的增长并没有从这种生产中受益。官僚、教师和其他公务人员在中小城市中占从业人员相当高的比例。但是，白领工人在中小城市中所占的比例比特大城市要低得多。相反，在服务业和小规模工业中的工作构成这些城市的主要经济活动。^[80]

当威权国家政府将大量的资源和投资分配到特大城市的时候，中小城市经常受到官方的忽视，城市的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像公共交通系统、学校和医院那样由政府经营的服务业，其服务质量和标准要比特大城市低得多。由于政府直接投资的稀缺，中小城市不大可能成为国际或国内贸易的基地。不过，有一些中小城市受到政府的特殊关照，一方面是由于它们在旅游业上具有潜在的优势，另一方面是由于它们的历史地位或政治意义。沿海城市经常属于政府特殊关照的对象。在有关现代化造就的城乡差别及其后果，我们有必要引用亨廷顿的一段话：“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这个差距确实是正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政治特点，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主要根源，是阻碍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是唯一的因素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城市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和锁在传统桎梏里的乡村有着本质的区别。与此同时，现代化还会向乡村提出新的要求，这加剧了乡村对城市的敌意。城市居民在才智上的优越感和对落后农民的蔑视感与乡村老百姓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和对城市骗子的嫉妒感，是半斤对八两。城乡变为不同的民族，彼此有着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