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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7
市场作为交易场所,其规模取决于供求决定的交易量。而在一个供过于求的世界里,市场规模取决于需求增长。从根本上讲,消费需求取决于居民收入增长,也取决于收入分配结构。而这其中,收入增长既取决于经济增长,也取决于收入分配制度。中国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是在政府主导和企业偏向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的,最终形成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想见,在这样一个收入分配制度中,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很难超过经济增长。而这,正是多年来中国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
1992—2008年的数据表明,在初次分配中,企业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17.4%升至2008年的25.3%,17年上升7.9个百分点,增幅达45.4%;政府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16.6%升至2008年的17.5%,17年上升0.9个百分点,升幅5.4%;家庭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66.1%降至2008年的57.2%,17年下降8.9个百分点,降幅为13.5%。再分配中,企业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11.7%升至2008年的21.6%,17年上升9.9个百分点,增幅达84.7%;政府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20.0%升至2008年的21.3%,17年上升1.3个百分点,升幅为6.1%;家庭部门占比从1992年的68.3%降至2008年的57.1%,17年下降11.2个百分点,降幅16.4%。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在初次和再分配中的占比均呈“双上升”趋势,而家庭部门占比均呈“双下降”趋势⑧。2009—2011年,数据调整后劳动者报酬占比上升较多,但仍是下降趋势⑨。
未来中国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基础和前提都在于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这就需要确立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加快推进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改革,构建民富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有鉴于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和未来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目标。这一目标被称为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始于日本。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经济所具有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定下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为此,池田内阁引入最低工资制,扩展社会保障,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政府增加公共投资,从20世纪60年代初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市场。政府制定新立法以增加农业从事者收入,协助中小企业推进设备现代化与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力。(www.chuimin.cn)
这场新经济运动随后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造就了日本黄金时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超过计划规定目标;实施计划的第七年———1967年,提前完成翻番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一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经济强国。到1973年,国民收入甚至增加2倍。日本从此诞生和形成了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产阶层。
显然,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将奠定中国市场规模扩大的坚实基础,为中国经济社会创造新的发展契机。但要实现中国版收入倍增的目标,需要围绕收入分配,在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制度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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