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司勋传：思想改造与文革的遭遇

2023-12-07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也是接受再教育的思想改造。由于彭司勋的动作突然，情绪激动，那个学生以为彭司勋要动手打人了，赶快后退，跑出去向专案组告状，说彭司勋态度不老实，于是他又多了一项罪名，“反抗造反派提问题”，因此被关到了“牛棚”。

1952年，全国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批判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的崇洋媚外、个人主义等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彭司勋刚回国时，由于许多专业词汇没有恰当的中文翻译，遇到专业词汇用英文，讲课时常常是中英文合用，这被认为是崇洋媚外甚至是洋奴买办思想，也成为批判内容之一。他交出自己在美国获得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毕业论文和发表的论文，作为反面教材。之后，政治运动不断，每一次他都被要求与美国划清界限。彭司勋刚回国时，正值朝鲜战争时期，由于怕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回来后他没敢和留在美国的中国同学通信，尽管回国前与同学们告别时，答应写信告诉他们国内的情况。虽然受到批判，但在彭司勋看来，相比“文革”，那时候还是和风细雨的。他认为，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为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奠定了基础。

1958年，大跃进席卷全国，彭司勋和药学院的老师带领学生到无锡的第三农药厂参加生产实践活动。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也是接受再教育的思想改造。当时各个工厂都自己制定了十分宏大的目标，他和学生们帮助工厂改进农药的生产工艺，减少后处理及污染。当时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都来到无锡，各校之间打擂台、大比武，大约三个月的时间，也为工厂解决了一些问题，当然，浮夸的成分不在少数。

总的来说，“文革”前虽然政治运动不断，但是，彭司勋并未受到大的冲击，基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还可以进行。

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药学院的许多老教师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当时“反动学术权威”被分为两档，老一点的教授属于第一档，被关在第一实验室中，也就是所谓的“牛棚”，吃住都在实验室，不准回家。和他们相比，彭司勋还算年轻，当时47岁，只是副教授，属于第二档，劳动后可以回家，但须随叫随到，只要大喇叭一广播，就去专案组报道。不去的时候就“劳动改造”。彭司勋和廖清江一起“劳动改造”，任务是打扫校园，负责清理全校的垃圾。7月、8月的南京，烈日炎炎，他们在烈日下劳动，常常湿透衣衫。当然，无机化学教授王都更辛苦，她的任务是打扫女生宿舍和女厕所。

由于彭司勋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二战联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任校长，后又当选美国总统。“文革”时因为这件事，他被怀疑为“特嫌”，红卫兵要求他无日无夜地交代问题，每天被迫写大量的交代材料。专案组的同学说：“你交代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没有重大政治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次，专案组的红卫兵又逼他写材料，一向谦和的彭司勋忍无可忍了，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说：“你们搞逼供信，是犯罪；我乱讲，也是犯罪！我就这些事实。”由于彭司勋的动作突然，情绪激动，那个学生以为彭司勋要动手打人了，赶快后退，跑出去向专案组告状，说彭司勋态度不老实，于是他又多了一项罪名，“反抗造反派提问题”，因此被关到了“牛棚”。一周后，还是交代不出什么问题，就被放了出来。军宣队对他说，这是保护性措施，是怕他行动过激。

1968年，开始“清队”，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把所谓的“特务”、“叛徒”清理出革命队伍。彭司勋等教授、副教授被集中到南京无线电学校，这个学校在中山门附近，相对僻静，说是防止“清队”受到干扰。已经到了12月，南京的天气相当冷了，那些造反派睡在教室里的双层木床上，彭司勋他们睡在走廊地上。走廊是水泥地，上面只铺薄薄的一层稻草，躺在上面，冰冷异常。夜晚，呼啸的北风吹进来，更是冷彻骨髓，真正处在“风口浪尖”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常在半夜被造反派提审，苦不堪言。

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全市欢庆，药学院的“革命师生”都去大桥参加庆祝活动。彭司勋这些所谓的“牛鬼蛇神”也欢欣鼓舞，想亲眼目睹大桥的风姿，就向工宣队要求参加庆祝活动，工宣队不客气地说：“你们是人是鬼还不知道，不能和革命同志一起去。”冬天，他们要集体到澡堂洗澡，排着队，低着头，穿街而行，前后都有红卫兵押送，路边的行人会驻足冷眼观看，孩子们则喊“红卫兵押着坏蛋出来了”。此时，彭司勋的心情可想而知。最让彭司勋心碎的是，学校两位教师自杀，走上了不归路。李炳鲁老师原是齐鲁药学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来到南京药学院，任分析鉴定系主任，也被戴高帽子游街，因不堪侮辱，从三层高的楼跳下来自杀了。章增齐是一位讲师，割腕自杀了。谈到“文革”这段日子，彭司勋说，真是如坐针毡，度日如年。劳动并不可怕，难以承受的是对人格的侮辱以及精神的折磨。

不久以后，彭司勋和药学院的老师都下放到扬州附近的江都。由于该地区血吸虫病感染严重，他们到这里主要是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教师们被分成几组，分别到宗村公社的各个生产大队去开展工作。彭司勋和赵守训、徐恕忠、黄圣凯一组，技术员谢宁和校医仇怡堂也在这组，由教马列主义的老师邓士全任组长。他们这组在西贾大队。正值暑假，学校放了假，他们被安排住在村里的小学校。江都水塘很多，因水里有尾蚴，直接使用河里的水就会受到感染，因此，当地血吸虫感染者很多。彭司勋和赵守训曾收集农民的粪便，在试管中培养，检查是否感染血吸虫，结果令他们吃惊，感染率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儿童亦不例外。感染了血吸虫病的儿童，身体发育受到严重影响，十多岁的孩子，看起来像五六岁。当时，治疗血吸虫没有好的办法，一般都是用锑剂，也就是锑－273，但该药毒性较大，疗程长，因而不能推广使用。看到血吸虫病如此肆虐，他们难过，也心痛。

当地农民以为药学院来的老师都是医生，十分欢迎从城里来的这一群“医生”，于是连夜在校门外排队，等他们看病。他们也尽可能地为农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有的老师为农民检查身体，校医则为农民诊治一些日常疾病，彭司勋等人给农民讲解防治血吸虫病以及日常的医药知识，告诉农民不要直接用河里的水，准备一个大缸，先把河水和塘水盛到水缸里，晒2天，煮开后再用。

与彭司勋一起的赵守训是生药学老师，对中药有研究，他根据文献，认为枫香叶煮水可能有预防血吸虫的作用，就采枫香叶煮水给农民喝，希望起到预防作用。彭司勋每天也与赵守训一起去采摘枫香叶，试验枫香叶预防血吸虫病的实际效果。同时，他们也采摘各类草药，观察是否对血吸虫病有效，大约半年后，他们被调回学校。^[22]

农村的生活十分艰苦，缺医少药的状况更让彭司勋感到不安，这让他认识到研究新药的紧迫性，也让他体会到药学研究要满足社会需求、人民健康的重要性。后来，他坚持药学研究要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文革”后期，各个大学都办有农场，药学院的农场在江浦，彭司勋又被派到江浦农场“劳动改造”，主要参加放牛、收割、驱赶麻雀等劳动。这时，形势已不像“文革”初期那样紧张，放牛、赶麻雀之余，他们也可以在地头闲聊。“文革”结束前他们回到了学校。

1966年“文革”开始之时，彭司勋47岁，正值一位科学家最美好的年华，1976年“文革”结束，他已年近花甲，人生最宝贵的十年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在彭司勋看来，“文革”十年，不仅影响他们那一代人的工作、生活，也影响了年轻一代的茁壮成长，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这是灾难深重的十年。

【注释】

[1]陈守建录音访谈，2011年4月12日，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2]参见张清德录音访谈，2011年2月10日，呼和浩特。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3]引自彭司勋致张清德信（手稿），1991年2月14日。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4]盛曙光，1933年生，浙江文远县人。1955年毕业于华东药学院，后在辽宁省药品检验所从事药品化学分析工作。1957年9月调至江苏省药品检验所工作，历任化学分析室主任、副所长、所长，江苏省药政管理副局长等职。曾被聘为卫生部第一届新药评审委员，国家药品监督员，第五、六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委员，药典附录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药品认证委员会委员。曾参加我国1998年及1992年的“GMP”起草工作。

[5]盛曙光录音访谈，2011年6月28日，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www.chuimin.cn)

[6]参见管光地上报的任命书，内容为：“呈为请予批准陈思义教授为药剂学组主任，彭司勋副教授代理分析鉴定组主任，望核示为盼，光地”。中国药科大学档案馆藏。

[7]黄兰孙（1912～），江苏扬州人，1936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学系，次年赴德深造，1939年毕业于德国敏思德大学药学研究院，获科学博士学位并留院做研究和教学工作。1940年回国任东吴大学副教授，1945年任厦门大学教授。1948年任动物大学化学系教授，次年任药学专修科主任，1952年任华东药学院药物化学系主任兼有机化学教研组组长，1955年调到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后改称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研究所）工作。（参见夏毅．有机化学、药物化学家黄兰孙教授．中国药学杂志，1990，25（1）：53－54．）

[8]李炳鲁（1910～1968），山东泰安人，药物分析与毒物分析学家。1927～1931年先后在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学习，1935～1938年赴美深造，先后就读于伊欧瓦大学药学院、研究院并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生化药厂、青岛华北制药总厂任总药师、研究室主任、厂长。1948年起先后任北京大学医学院副教授、齐鲁大学理学院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任华东药学院教授兼分析鉴定系主任、化学教研组主任、药物分析与毒物分析教研组主任。（参见中国药学年鉴）

[9]王殿翔（1913～1970），江苏武进人。1933年毕业于上海中法大学药科，1934年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1938年获药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回国，任上海新亚药厂化学部主任。1943～1944年任中法大学教授。1944年起任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教授、教务主任，南京药学院教务长、副院长，兼任南京药物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药学会江苏省分会理事长。（参见华维一，杜方德．药物化学家王殿翔．中国药学杂志，1984，19（4）：52－53．）

[10]李干生主编．中国药科大学校史1936～1996．内部资料：64．

[11]张辅忠（1889～1957），号僿无，浙江杭县人。1916年毕业于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1923年任上海五洲固本药厂药部主任。1927年赴德留学，1932年获柏林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并在德国工业大学任教。1933年回国，任上海五洲药厂厂长，兼任药房总经理。1949年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药政处处长，1953年4月任华东药学院院长。他在1920年代初执照了多种药典制剂，对我国制药工业的传世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参见戴立春．怀念药学界老前辈——张辅忠教授．药学通报，1984，19（2）：51－52．）

[12]李干生主编．中国药科大学校史1936～1996．内部资料：66．

[13]段廷汉（1917～？），山东省平原县人，1945年毕业于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留校任教，先后讲授过药物分析、药物学、有机合成、药物化学、抗生素等课程。1978年任副教授，1983年任教授。曾任药物化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药物化学系主任等职。（参见中国药学年鉴）

[14]李正化（1920～1992），四川成都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1945年金陵大学化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曾任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学讲师。建国后，历任四川医学院副教授、教授、药物化学教研室主任、药物研究所副所长。在甲基硫氧嘧啶一步合成法、抗孕药物的合成等方面尤有成绩。1974～1976年提出的双炔失碳酯的合成新路线，将原来的十步合成路线，减少为五步，已在国内推广使用。主编有《药物化学》、《化学制药工艺学》等。（郑立波．药物化学家李正化．药学通报，1986，21（10）：633－634．）

[15]参见彭司勋主编．药物化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16]参见彭司勋主编．药物化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64．

[17]李瑞芳．理工类高校《药物化学》现状及改革设想．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5（2）：95．

[18]盛曙光，叶崇义，彭司勋．硫代氰酸铬铵在药物比色分析上的应用1海群生、驱蛔灵及其制剂的测定．药学学报，1963，10（12）：731－736．

[19]盛曙光，叶崇义，彭司勋．硫代氰酸铬铵在药物比色分析上的应用2抗疟药奎宁、优奎宁、乙胺嘧啶、磷酸氯喹、磷酸伯安奎及其片剂的测定．药学学报，1965，12（10）：662－666．

[20]此段参见盛曙光采访录音。2011年6月28日，南京。资料存采集工程数据库。

[21]江苏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江苏省食品药品检验所贺彭司勋院士九十华诞．2008．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22]本段部分参考了赵守训的口述资料。2011年4月12日。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